被病人統治的中國社會
官員自殺現象深度分析

重慶涉黑高官烏小青自殺

在網路發達的時代裡，「事件」一詞被高度淡化，但是有些同質事件在頑強地重複，迫使人們在迅捷瀏覽的同時要反省其復現的意義。中國官員自殺現象是為經典例證：二○○九年底，《南方日報（廣州）》以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組織部副部長趙憲春在北京割腕自殺事件為切入點，做了專題報導，稱「中國一個月內五起官員自殺事件，民眾關注官場生態」。時當全國兩會剛剛結束，官方所營造的喜慶氣氛尚未散去之際，媒體又報導了兩起官員自殺事件。

為了避免民間縱深質疑，官方媒體在簡短的報導中稱兩起自殺事件均與經濟案件無涉，純屬個人生活問題。三月二十日自殺的中共廣東省江門市統戰部部長、政協副主席甄勵富，被中國新聞網報導為因長期抑鬱而選擇了上吊結束生命的方式；三月二十一日自殺的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中年女幹部（未披露姓名），北京警方排除了他殺的可能，《京華時報》則根據自己的消息源稱該女幹部是因生活不順遂而自殺。

博洛爾感言的不幸證實

即便按著官方一直試圖降低官員自殺事件政治色彩的路子來看，自殺事件背後是官員的心理健康問題，官員心理健康是公權力行使的安全性問題。如果把國家比作一部大客車，把官員集團整體比作一個駕駛員，那麼，社會公眾就等於坐在一部由「神經病人」駕駛的客車上，其危險程度可想而知。進而言之，把整個社會分成多部客車，把整個官員集團分成駕駛與維修兩部分，維修工們「神經不正常」的危險性給社會造成的隱性危害比駕駛員那部分更厲害。

維修工的比喻也許是詮釋中國司法腐敗的一個恰當途徑。

一些不願透露姓名的精神健康分析專家說：中國官員的精神疾病患病率高達百分之六十，如果僅以抑鬱症為標誌，患病率更高達百分之八十。當然，這只是個概數，國家尚沒有、也幾乎不可能做出該方面的詳細調查。但是，官方主辦的中國精神健康網還是間接證明了事實的嚴重性，該網說：「短時間內官員密集自殺應該引起社會的高度重視。人到中年後，經常被各種複雜的事情折磨得精疲力竭，精神上也大受刺激，不少人因此患上抑鬱症。」

十九世紀晚期法國政治學家路易斯□博洛爾在《政治的罪惡》一書中感言道：「千百年來，人類一直在尋求自己的統治者，但是，他們尋求到的統治者往往是一些殺人不眨眼的屠夫、劊子手、狂人、大盜、偽善者、破產者、瘋子、道德敗壞者和邪惡的傳播者。」我們不妨把此九種人的八種排除去，只看「瘋子」這一項，就不難知道為什麼中國會存在比牛皮癬還頑固的暴力拆遷、城管打死小販諸種缺德現象，還有法院怎麼會在法典之外發明瞭「臨時強姦」的術語。

權力使人腐敗也使人瘋狂

權力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腐敗本身就是一種瘋病，而瘋病並不一定是在大街上胡言亂語、東走西撞的行為。瘋病更多地發生在外表莊嚴的權力機關的辦公室裡，以及官員們肆意揮灑自己慾望的地方。比如說，一個上訪的農婦經過再三哀求見到了政府法制辦的官員，官員也答應給她一份文件的複印件（這份文件不涉及任何等級的國家秘密），見面五分鐘後，官員突然改變態度且不說明任何理由，拒絕提供文件複印件。結果，農婦當場哭鬧起來，官員就藉口農民精神有問題，叫政府保安將其趕出。如果農婦繼續鬧下去，就會被送進精神病醫院或勞教所。

有精神疾病的官員把沒有精神疾病的農民當做「神經病」對待，可謂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運動中的一大奇觀。

如果說以上的案例還不普遍的話，並且其中查不出誣陷農婦的官員有經濟問題，那麼許多貪官在被查處後聲稱被情婦套住，則是隱性的精神疾病反應。事實是官員心理變態，要以情婦的數量來炫耀自身能量即存在價值而不惜金錢。瘋狂撈錢導致不道德的性行為暴露，反過來往情婦頭上推責，連海外親共媒體都說「『情婦逼腐』不值一駁」。

不同的是，官員情婦比農婦要好多了，她們不會被有精神疾病的人誣賴為「神經病」，儘管她們不免要面對牢獄之災。

官員「神經病」掩蓋官場謀殺

儘管官方不可能以官員精神健康檢查的方式來調查其群體的精神疾病比率，但是，利用「神經病」為口實掩蓋官場謀殺，成了北京高層要求官員實行嚴格道德自律的強烈反諷。雖然一些鑑定沒有明說自殺官員有「神經病」，但「長期抑鬱導致自殺」的說辭已經是通用格式，最典型的是湖北武岡市（縣級）副市長楊寬生非正常死亡事件。雖然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對外公布經過武岡、邵陽、湖北省三級公安法醫的鑑定，確認楊「系精神抑鬱自殺身亡」，但是楊的家屬並不認可三級一致的說法，因為邵陽政法委在武岡公安局出具法醫鑑定的前一天就給楊的死亡作出了定性。

楊的非正常死亡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多數參與此事調查的記者與介入楊的家屬上訪的律師都認為自殺原因不成立。武岡當地的一些知情人堅稱：是地方官員的派系鬥爭導致了這一惡性謀殺事件，否則本著同情死者的人道原則，邵陽和省裡的官員也不會拿楊有經濟問題來威脅楊的妻子。楊不幸地成了官場腐敗的犧牲品，儘管他也有腐敗問題，而只有他的死掉才能保住武岡和邵陽不牽出腐敗窩案。

被逼殺的官員往往被安上「長期抑鬱」的事後鑑定結果。比如，湖南衡陽在打黑中立功但也犯有嚴重錯誤的一位警官，在二○○九年底開槍自殺。其自殺確係警方內部利益逼迫所致，而公安系統的高級學術機構──中國公安大學研究所則概括地說：「高強度危險性工作造成嚴重心理障礙、辦案過程中的人情關係和上下級關係的執法干擾、因工作造成的個人生活問題都是導致警察自殺的重要原因。」同時，有關媒體也批評說：「警察自殺的現象研究在我國一度成為禁區，自殺的流行病學數據一度成為保密或者諱莫如深的問題。」

目前，中國的警察自殺數據仍然沒有公開。此外，今年二月初自殺的廣東茂名市退休不到一年的原檢察長劉先進，曾在公安系統工作過二十三年。

危險的「六○後」官員

在中共官僚系統裡取得個人滿意地位的人，一定能夠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相比之下，中上層官場的「五○後」一代比「六○後」一代在該方面要好一些，儘管官員自殺案例中前者亦不乏人。這是因為前者經歷過「文革」的動盪與上山下鄉的磨難，而後者大部分少有苦難的記憶，是改革開放最早的受益群體，比如得到較為完整的學歷教育且教育質量較高。另一方面，這個群體的基本道德與社會現實的衝突更為激烈。

自殺官員中級別最高的趙憲春一九六一年出生，官居副廳級；前述未被披露姓名的最高檢女官員被報導為四十多歲年紀，屬於「六○後」無疑；級別較低的湖南衡陽打黑並涉案的警官，其年齡更低一些，出生於一九六八年。中國的省部級官員正在逐步「六○後」化，帶有精神疾病傾向的行政行為會出現高峰期。這個高峰期是否會因小概率事件引發大規模社會騷亂，沒人能給出確切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