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科技工業文明之前，歐洲和中國家庭都有部分宗教文化作用：歐洲教信上帝，中國教敬天地。中國家庭教育還包括處理家庭成員的家法教化（處罰式教育），儒士未做官之前的做人方面的倫理規範的教育都是在家庭由父母進行。總之家庭教育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都在兒童長大成人過程中起了培育感恩心、好習慣、通情達理等文化素養的作用：在西方為培育走出家庭的國家公民和社區人奠基，在中國則往往是國君愛民、臣民忠君的倫理道德的搖籃。
中國古代家庭教育傳播明晰、系統的道德思想，世代傳承以家為單元的禮教組織制度，是學前教育的基地，是社會教育的基臺。依據安徽省社科院哲學所汪雙六《古代家教的啟示》解析如下：
一、1、明晰的儒家禮教思想：由舜帝創始的「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種家庭倫理（《尚書·舜典》）。2、系統的家國道德思想：首推子孝兄悌的「孝悌」觀念（孔融讓梨的故事）；類推為忠君禮臣的「忠禮」秩序（孔明輔佐阿斗的故事），完成了家庭、人際、政治三位一體的社會倫理工程的系統構建。
二、傳承家庭禮教機制：唱響儒家「齊家，治國，平天下」三部曲的第一部， 「子不教，父之過」（《三字經》）的家庭禮教，可謂社會向家庭分攤禮教任務。正如汪雙六所說：古代家教的實質「就是在全社會推行道德教化的家庭責任制」。
三、1、禮教素養的目標教育：世代「讀書做人·第一要務」的家訓傳承。南宋理學家陸九韶：讀書應以「通經知古今」為主要目的，這樣至少能成為「孝悌忠信之人」；明代進士龐尚鵬：「學貴變化氣質，豈為獵章句、干利祿哉?」；明代大儒高攀龍：「吾人立天地間，只思量做得一個人，是第一義，餘事都沒要緊。」；清朝學者孫奇逢：「子弟中得一賢人，勝得數貴人也。」；花隱老人甘樹椿：「我家自祖父以來，專以耕讀為業……篤守家風，專務本業，奮志讀書。」2、應舉進仕的正心教育：世代光宗耀祖的科舉進仕成功教育的家訓監管。唐朝崔元煒的母親：以在外面做官的兒子生活很清苦為「好消息」，很奢侈為「壞消息」，正告兒子做官如果「不務清潔，無以戴天覆地」。宋朝進士袁採：「子弟有愚繆貪污者，自不可使之仕宦。」（《袁氏家範》）這是中華家教的正統。
四、士階層引領的終身教育：社會風向長久地由士階層導引。唐朝河東節度使柳公綽教育兒子，每天象老師給學生佈置功課和檢查作業一樣嚴肅認真，堅持20餘年。北宋宰相趙鼎在《家訓筆錄》中明確規定:「子孫所為不肖，敗壞家風，仰主家者集諸位子弟堂前訓飭，俾其改過，甚者影堂前庭訓，再犯再庭訓。」元朝鄭氏家族已有十世同居佳話，仍然保持每天早晨舉行全家聚會和每月朔望進行祭祀聚會的習俗，在聚會中宣講家訓，並通過在祠堂設立獎罰牌對家人的操守行為進行督查和獎懲。朔望兩會的家訓習俗在明朝山西副使王演疇的家族，清朝監察御史蔣伊等多個的名門大族中一直堅持。《蔣氏家訓》中明文規定：子孫 「有敗類不率教者，父兄誡諭之。諭而不從，則公集家廟責之。責之而猶不改，甘為不肖，則告廟換之，終身不齒。」古代家庭禮教就這樣百年樹人地促進著社會和諧、傳承著中華美德。直到被魯迅、巴金等偏激批判的中華民國時期依然傳承。
近代西方自由、民主、人權觀念進入中國，在大陸掀起新文化運動的狂風。臺灣、香港、澳門由於殖民者的法律統治反而沒有。之前，康有為的《大同書》就開始否定家族制度。魯迅借狂人之口詛咒禮教吃人後，五四時代新青年試圖將家庭和婚姻制度一掃帚掃除的激進做法，在城市並沒得到廣泛響應，卻通過共產主義的紅色蘇維埃運動，在江西、陝北和抗戰時期的八路軍、新四軍控制的農村地區得到推行。1950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黨中國全力營造現代軍營·部落似的黨文化教育，通過由土改鎮反到文化大革命整整30年、由經濟政治到文化全方位的「新中國人」名義下、德國和俄國社會下層暴民精神移植中國大陸，禮教文化傳統的家庭教育被當作封建專制主義枷鎖拋棄，和為貴的家庭樹人傳統沒了。
從1950之後到現在，中國（臺灣、香港、澳門三地除外）每個家庭不再是社會倫理道德的長年學校。黨文化教育使家庭成了黨中國的家庭學校：培育不穿軍裝和不佔編製的軍人、密探和鬥士，兒女不再有「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恐懼修省、申命行事、常德習教、明照四方、思不越位、朋友講習」的君子精神，家人關係一逢政治運動和黨文化思想宣傳就緊張。文革結束後，應試教育體制剝奪孩子的快樂因而扭曲他們對父母的愛，不停出現為反對強逼考試而殺父母或自殺自傷的悲劇；損傷孩子適應社會的能力，大學畢業受挫折茫然絕望者比比皆是。
中國古代家教急待復興，軟化黨中國紅色版的政教合一的思想文化教育很有必要。一旦明晰的儒家禮教思想、傳承家庭禮教機制、禮教素養的目標教育、應舉進仕的正心教育、士大夫引領的終身教育，跟現代公民社會憲政相結合，將產生莫大的正人心、育素養的社會效果：會感恩，話溫和，善妥協，守法不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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