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事情，最終由誰說了算呢？
1946 年，為換取美國政府支援，獨裁的國民黨曾同意與民間協商，這就是1946年的第一屆也即「老」政治協商會議。4年後，毛澤東以武力奪得大陸的同時，也接下了以執政黨而主持「政治協商」的旗號，這就是1949年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當時為爭取就重大國事發言和國民黨決裂而投入共產黨懷抱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們真是滿懷期待啊，經濟學家馬寅初就逕直跑到毛澤東面前，推心置腹地說：「主席，中國的人口不能超過五億呀！」毛笑嘻嘻反問道：「一個也不能多麼？」周圍的人哄笑——沒有人從中察覺這志得意滿強人，會在以後的十多年裡，怎麼殘酷地從上到下、從黨內到黨外，壓制、剝奪所有的建議與批評。
這局面一直持續到他生命的終結。
1980 年代中期，在「改革開放」的鼓舞下，一批當年「民主個人主義者」營養不足的精神後裔，感覺到了鄧小平給民間讓出來的有限言論空間，開始小心翼翼地在不觸犯共產黨「四個堅持」的軟性領域，發表自己僅限於工程技術範圍內的見解。對三峽工程的不同意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發出。平心而論，對長江干流上的這個舉世注目的大工程，主上者爭的是民族的與信仰的榮耀（「社會主義的中國可以做別人從來沒有做過的壯舉」），一往情深地圓被毛澤東的胡鬧攪亂了的蘇式大計畫經濟的夢；反對者的著力點則在工程將面臨的具體困難：環境、泥沙、移民、文物。沒有人提到當時已經成為覺醒標誌的對河流的呵護；也沒有人意識到下個世紀成為人類關注焦點的對水的爭奪,而看到在政治的重壓下，就重大問題發表獨立的見解，實際上是中國進入民主社會的開端，更屬鳳毛麟角。一些三峽工程反對派為表示自己也是有理想、有作為的，明確提出「開發大西南」來表示大家對強國的共識。他們認為在山高谷深、河水清澈的大西南，土地淹沒與人口搬遷，與巨大的水電效益相比，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他們是三峽工程這一具體工程的反對派，不是環境保護主義者。
到了鄧小平時代特別是其後期，包攬工程賺大錢，工程越大錢越多，已經成為游竄於中國上上下下的主調。他們的胃口大得很呀——在已經乾涸的黃河上筑壩、走出國門包工程（馬來西亞）、南水北調搶先開工……連在喜馬拉雅山用原子彈的方案都提出來了。
在瀾滄江筑壩，和那些工程一樣，是鄧後中國思想與行為模式的反映：毛澤東強國與大計畫的陰霾還沒有散盡，「過闊日子」的慾望陡然上升。在三峽工程反對派思想資源和社會支持如此貧乏的今天，在南水北調種這類荒謬絕倫的舉措都不見任何抗爭，忙著撈錢和搞笑的人會管什麼瀾滄江筑壩？從沒人敢管、沒人能管、到沒人願意管，中國的資源環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耗費破壞。至於這破壞將伸延到鄰國——提出這見解都會被看作「有病」。
以犬儒對付強權，是大多數中國人為自己作的上上選擇。而「愛國」，更是他們最常使用的尖矛與鎧甲。在我們這裡，幾乎沒有人知道獲1953年諾貝爾化學獎的赫曼·斯陶丁格。至於他「堅決反對（自己）德國國內的民族傾向，反覆重申他永遠也不會為支援祖國而拿起武器」，在中國若不被看作叛徒已經很幸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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