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一九四九」走錯一步的代價

作者父親曾匡南1995年攝於紐約肯尼迪機場。

「一九四九」這個特殊的名詞，最近在兩岸三地成為熱門話題，也掀起埋藏在我心頭數十年的隱痛，許許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因龍應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記憶墳墓的深處噴薄而出，長歌當哭，熱淚淘湧。本以為心中已無喜無悲，誰知歷史的傷口難以癒合。正是：「思往事，惜流芳，易成傷。未歌先斂，欲笑還顰，最斷人腸。」

我的「一九四九」，其實是先父曾匡南的「一九四九」。個人命運往往與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父親走過的道路，正是千千萬萬個滿腔熱血、最後被迫承受理想幻滅之苦的中國知識份子的縮影。如果沒有父親的「一九四九」，這個世界也就不會有我的存在。

肅反運動二叔慘死

生於1919年的父親少年得志，學業優秀，1947年畢業於廣東省文理教育學院,1948年2月，在當時吳川縣縣長歐鐘岳（嶺南派畫家歐豪年叔父、曾任吳川中學校長）的極力推薦下，28歲的父親成為吳川中學最年輕的校長。父親當時是鄉里的榮耀，每年村人年例舉牌巡遊，父親的名字總出現在光榮匾上。

1949 年，父親應邀到香港辦學，過程一波三折。一來父親阮囊羞澀，當時香港人浮於事，另找工作不易；二來嚮往「新中國」，恰好當時廣州女子師範學院向他招手，他從香港回到廣州。這一步走錯，就開始長達40年的苦難，九死一生，真是「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22歲的二叔曾嘉南是小學教師，他在讀中學時，班主任叫全班學生一起填表加入三青團（全稱「三民主義青年團」，是一個由中國國民黨領導的青年組織），據說當時在學校或機關「集體入團」非常普遍，但中共指三青團是「國民黨反共的工具」。在肅反運動擴大時，有人曾勸嘉南叔外出避風頭，但他自恃沒有任何反共行為，「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沒想到在劫難逃。

他突然在任教的學校被抓走，我的奶奶託人求情，對方回說「他沒事」，過兩天便會放人回家。那天我的爺爺正在自家診所給人看病，突然門外馬路上有人掙扎突圍而出，撲通一聲跪在地上，爺爺定楮一看心膽俱裂，原來是他最心愛的兒子被人五花大綁即將押赴刑場，奶奶當場昏死過去……。年輕無辜的生命就此灰飛煙滅，成了爺爺奶奶終其一生的隱痛。

據當時念高中的小姑姑回憶，她正在學校上課，有同學告知看見拉她的二哥被處決，她情不自禁流下眼淚，後來竟因此被批「立場不穩」。

嘉南叔慘死七年後，我才出世。從小我就納悶，為何我家的日曆總是少一頁？到了那一天，爺爺就禁食，粒米不進，獨自垂淚。我曾好奇地詢問，被奶奶阻止，警告小孩子不要多言，否則大人將大禍臨頭。

這個謎團直到文革結束，四人幫倒臺，我才從小姑姑口中得知真相，原來那天是嘉南叔的忌日。但在那個黑暗年代，中國人即使死去也是罪人之身，悼念「反革命」 即是「階級立場有問題」，「陰謀階級報復」，只能偷偷紀念。嘉南叔臨刑前在家門前向爺爺下跪，文革期間成了爺爺被批鬥的一條罪狀，「反革命孝子賢孫，死到臨頭還要下跪，可見你們都是一丘之貉」。愛子冤死，本來就是爺爺一生最痛，鬥爭他的人每提一次，無疑是往他血淋淋的傷口再撒一把鹽。當時他已高齡77歲。

由於嘉南叔是被槍決的「反革命」，家人不敢保留他的照片，他在這個世界上留下的唯一遺物，是一幅用毛筆抄錄岳飛「滿江紅」的隸書「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書法上註明「右錄滿江紅與吳以運學兄共勉」，落款是「弟嘉南亂塗於民國卅五年六月」。文革紅衛兵抄家前夕，我在一本線裝書中無意翻看到這一幅字，我視此詩句為學習座右銘，也好奇「嘉南」是誰？

這幅字是二叔曾嘉南在這個世界上留下的唯一遺物

我向奶奶詢問時，她大驚失色，叫我以後千萬不要提這個名字。我實在太喜歡這幅書法了，偷偷珍藏起來，也因此，當我家被紅衛兵抄家時，它得以逃過厄運留存於世，被我帶到香港，再帶到美國珍藏至今。

父親的「一九四九」，也關乎到嘉南叔枉死的命運。父親不止一次自責，假如當時留在香港辦學，任職教師的嘉南叔一定前往香港投靠，就不至於被當成「反革命」 遭槍決。

反右浪潮 父母仳離

我的父母親都是懷著對新中國的憧憬，在人生道路上走錯了最關鍵的一步，葬送了後半生的幸福。父親在廣州女子師範學校任教期間，本來已與一李姓女同學訂婚，並準備在1952年底舉行婚禮。誰知，禍從天降，曾與父親共事過的一名英語教師，在肅反運動中被湛江市公安局拘留審查，要他檢舉揭發別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英語教師為了「立功贖罪」，胡亂招供。他以為父親去了香港不會「回歸新中國」，故把父親扯出來「交差」。湛江公安局立即將父親傳訊審查，父親的未婚妻當時已有身孕，父親成了「特嫌」，她以為父親必定性命不保，當時的社會風氣不容未婚生子，絕望之餘，她做了人工流產手術，隨後投向另一位追求者。八個月後，父親的冤案證實子虛烏有，但未婚妻已琵琶別抱。

父親獲釋後，到廣東臺山縣斗山任遠中學任教。週末假日，經常到廣州圖書館翻查資料，邂逅當時就讀華僑補習學校的母親。她是澳洲華僑，在1954年的回歸熱潮中返國，與父親一見鍾情，不顧家人反對嫁給父親，婚後一年生下我。不久，反右運動如火如荼。父親被打成右派份子的經過，說來簡單，也荒謬得很。他只不過向校長提了一點意見，由於校長是共產黨員，便構成「醜化黨」的罪狀。他的另一條罪狀是在教研組讀了一則有關「黨天下」的報導，成了「參與右派份子活動」的「不容抵賴的事實」，後來更被說成是「有計畫、有綱領、有組織、有步驟地向黨進攻」。

父親被劃為右派後，送往人跡罕至、滴水成冰的青海柴達木盆地勞動教養。他所在學校共去了三名教師右派，另兩人都未能活著回來。母親則受不了周圍的社會輿論壓力，感到在人群中抬不起頭，決定離開傷心地，遂要求離婚。由於當初她的父母家人堅決反對她嫁給父親，她「無顏見江東父老」，不好意思重返澳洲，便在香港居住下來。

文革批鬥 生不如死

我出生一個多月，就被送回老家跟隨爺爺奶奶生活，奶奶常戲稱我是吃「百家奶」長大的。沒有父慈母愛的人生，那種淒涼寂寞實不足為外人道。至今，我仍覺得自己生命中缺少了一些東西。文革爆發，我家落入苦難深淵。歷次政治運動，爺爺、父親都是「運動員」，抄家、批鬥、遊街示眾、關押……無日無之，真的「生不如死」。父親曾先後自殺兩次，一次試圖在江水中溺斃自己，但由於他是游泳健將，雖然強迫自己喝了一肚子的水，仍淹不死；另一次是試圖用吃飯的瓦缸敲碎自己的腦袋，儘管頭破血流，也許命不該絕，仍及時獲救。我和家人在文革中飽受驚嚇，那時我們經常要填寫履歷表，每次填到「家庭成員中是否有人被殺、被關、被管制……」等等，我就神經緊張，害怕得不得了。這次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公開談論嘉南叔冤枉送命。

父親曾經光耀桑梓，風光一時，我唯一的安慰是在他有生之年，說服他來了一趟美國。他晚年仍能發揮余熱，先是創辦「明德書屋」，其後又興辦梅山中學。父親在歷次浩劫中都大難不死，沒想到1996年卻死於醫療事故。我盡其所能，在父親生前奉獻的梅山中學，捐款成立「曾匡南獎教、獎學金」和「匡南圖書館」，希望藉此告慰父親在天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