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提醒世人:軍事政變仍存在

非洲最窮內陸國家之一的尼日在農曆年間傳出軍事政變,原本已修憲延長任期的坦加(Mamadou Tanja)總統在召開內閣會議時,被軍方闖入逮捕,遭到罷黜。發動軍事政變的軍官隨即成立恢復民主最高委員會(Supreme Council for the Restoration of Democracy,簡稱SCRD),並宣布將著手起草新憲、舉行選舉,以恢復憲政秩序。不過,由於選舉時間未定,因此是否能夠順利回歸民主,仍待觀察。

過去拉丁美洲及亞洲在六0至七0年代是政變頻傳的地區,但自第三波民主化後,軍事政變僅在少數幾個國家發生,已逐漸成為式微的政權更替方式。非洲儘管亦同時經歷民主轉型,但軍事政變並未因此而消失;即使非洲聯盟已公開宣誓不會接受依此途逕取得政權的新政府,並且給予這些國家停權處分,但顯然並不能嚇阻它的持續發生。非洲國家似乎吃了秤砣鐵了心,硬是不讓軍事政變瀕臨絕種,隨時提醒國際社會它依然存在。

軍事政變(military coup)是軍人以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以迫使政府領導人辭職、流亡,或是將其軟禁、加害等非憲法程序的手段,達到更換政權的目的。它通常是由不滿現狀的少壯派軍官所發動,有時他們會成立過渡性質的執政團(junta),然後再舉行選舉,將政權交還文人政府;有時發動政變的軍官本身會成為軍事強人,或是遂行威權統治,或是脫下軍裝、穿上西裝,自己參與總統選舉。

軍人發動軍事政變的原因很多,有些是殖民時代的「分而治之」統治方式讓某一族裔參與政府、另一族裔成為軍人,而導致彼此利益衝突的結果;有些是因為文人政府的政黨政治成為族群政黨間的猜忌和惡鬥,讓軍人宣稱有更高的國家利益考量,因而取代操弄族群矛盾的文人政客;部分軍人會因為糧餉未發、但政府高官照樣貪腐奢華,而決定為民為己除害;部分軍人則是因為有使命感,認為文人政府缺乏效率,忙於政治分贓,但卻無法讓國家走向現代化,因此決定將軍隊的紀律用於政府的管理。最後,有些傳統王室昧於共和潮流的現實,或是政客枉顧民眾對多黨民主政治、政權輪替的渴望時,他們亦成為軍人推翻的對象。

無論是以上何等理由,非洲軍人透過政變而取得政權的例子屢見不鮮。在非洲五十四個國家中,大約有三分之一從未發生過軍事政變,其餘三十多國則是經歷為數不等的軍事政變,有些國家高達六次(貝南、布吉納法索、葛摩、奈及利亞等),有些國家僅僅一次(查德、剛果民主共和國、衣索匹亞、加彭、甘比亞、賴比瑞亞、利比亞、盧安達、塞席爾、索瑪利亞等),其餘則是二到五次不等,此次尼日發生的政變是該國史上第四次,亦是九0年代以來的第三次,而整個非洲在同一時間則是近三十次,其中過去十年超過十次。

軍事政變最嚴重的問題並非舊政權的瓦解有可能經歷流血衝突,而是在政變後的執政團雖然大都對民主選舉有所承諾,但很少有依原訂時間舉行者。即使舉行選舉,許多軍人往往選擇自己投入選戰,讓軍人干政的陰影始終無法褪去。在非洲現代史中,僅有少數幾位軍人選擇自己退出政治圈,還政於文人。

奈及利亞的奧巴桑喬(Olusegun Obasanjo)在一九七0年代末期還政於文人時,他是非洲第一位自願回到軍營的政變領導人;一九九一年馬利的杜瑞(Amadou Toumani Toure)在推翻了執政超過二十年的獨裁總統後,並沒有眷戀權力,如期舉行多黨民主大選,讓馬利成為非洲民主政治的典範。這兩位軍人出身的政治家在多年後參選總統,由於其民主素養受到肯定,皆以壓倒性的票數贏得大選,奧巴桑喬已經卸任,現在是非洲的元老政治家,杜瑞的第二任期則是要到後年屆滿。

不過,奧巴桑喬和杜瑞畢竟是少數的特例,大部分的軍事政變領袖最終還是無法脫離權力的誘惑。甘比亞的賈梅(Yahya Jammeh)在一九九四年發動該國獨立史上唯一的一次軍事政變,但在決定舉行多黨民主選舉後並未回到軍營,而是逕自參選,隨後又將總統任期限制移除,遂行強勢統治。幾內亞的卡馬拉(Moussa Dadis Camara)在二00八年底發動軍事政變後,就任命自己為總統。雖然他曾訂定二0一0年一月要舉行總統選舉,並表明不會參選,但在支持者的強力要求下,卡馬拉似乎亦有當仁不讓的決心。在去年底卡馬拉遭到前侍衛槍傷頭部、遠赴摩洛哥接受治療後,幾內亞的總統大選早已過了原訂時間,何時舉行仍是未知數。

為何這些軍人會有非份之想?原因無他,當他們推翻長期執政的獨裁政權時,許多民眾或是受夠了政治人物的貪腐及專權,雖不至於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但往往是歡欣鼓舞地慶祝舊政權的終結。這番熱情被錯誤解讀為對軍人干政的支持,乃出現了「舍我其誰」的決定,最終受到傷害的還是民眾對民主政治的渴求。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若非發生軍事政變,那些獨裁領導人是可能輕易放棄權力、離開政治。許多非洲總統如尼日的坦加選擇修改憲法企圖延任,或是根本將任期限制取消,軍事政變似乎成為阻止他們專權的唯一途徑。非洲聯盟除了不接受軍事政變為更替政權的合法方式外,最近也表態反對任何透過修憲企圖延續政權的作為。若是修憲延任應當受到制裁,那麼推翻獨裁者的軍事政變是否應該獲得讚賞?究竟有沒有好的軍事政變?這是尼日政變後,國際社會和非洲國家必須面對的嚴肅討論。無論如何,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地區軍事政變鮮少發生的二十一世紀,非洲國家卻「力挽狂瀾」,讓這個非憲法程序的政權更替方式不至於面對瀕臨絕種的命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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