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壯大之謎（一）（圖）

作者謝幼田是一位極有社會責任感和民族意識的學者，作為國民黨元老西山會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謝峙的孫子，他還有一種還歷史本來面目的特別使命感。1980他經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試，進入四川社會科學院，先後擔任編輯、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1987年應邀到美國斯坦福大學做研究，現任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在國內外發表多篇論文和出版四部專著。毫無疑問，他的新著揭穿了中共的歷史謊言，對江澤民鼓吹的"三個代表"是當頭一棒。——張偉國於自由亞洲電臺（看中國編者注）

(1)：被掩蓋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

自序

改革開放以來，與毛澤東時代相比較，經濟生活獲得了相當多的自由。現在的年輕人已經很難想像，那時就是從家裡拿一個雞蛋到外面去賣，也會被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可怕罪名；對於從事研究社會科學的知識份子來說，也與地獄般的毛澤東時代有很大的不同，那時除了歌頌毛澤東和中共，任何其它的題材或說法，都會被打上反黨的罪名。鄧小平所開啟的時代，到底使得中國人的日子好過許多。

這比較寬鬆的環境，使得研究近代歷史的大陸同仁，在抗日戰爭領域，在1980年代，寫出了一批在毛澤東時代可能會有坐牢之禍的書籍，如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幾本「中華民國史研究叢書」、「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民政府陪都重慶史」，甚至連解放軍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反映中國軍隊英勇抗戰的書籍。於是第一次在大陸中國人的眼前呈現出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在抗戰中不是賣國，而是積極抵抗，呈現出中華民國軍隊浴血抗戰的可歌可泣的歷史——呈現出中華民族不屈的靈魂。

但是對於抗戰史的研究來說，"國民政府在抗日"只是問題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中國共產黨在做什麼？以上著作往往仍然提到："抗日戰爭是國、共兩黨共同領導的"，比較毛澤東時代的鐵論："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已經向前跨進了相當大的一步。可是中國共產黨究竟怎樣領導呢？而且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戰中的史跡，反反覆覆只提到有平型關大戰和百團大戰，其它的大戰好像都是國民政府領導的軍隊打的，那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做什麼？中共軍隊是怎樣在抗戰中壯大的呢？

本著這疑問，我開始研讀國民黨統治中國大陸時期和後來在臺灣出版的有關書籍，但是我懷疑，其中的自我歌頌和宣傳成份大概比較多；於是我改讀主要由北京近年出版的大量有關抗戰的史書，主要是中共中央文獻，以及元帥、將軍們的回憶錄。在我眼前展現的竟然是令人難以想像的歷史事實，任何一個中國人知道這些都會憤怒地拍案而起。

中華民族被出賣了！就連公開賣國的汪精衛集團也遠遠難以與之相比！

這裡要說明，在1949年以前，說中華民國，就代表當時的中國或者國民政府；說中國，就代表當時的中華民國或國民政府，並非今日臺灣的中華民國。

本書能夠完成，得到了極有社會責任感和民意識的賴先生及其夫人蕭女士的鼎力支持，這裡深表謝意。

斯坦福大學前胡佛所東亞圖書館戴天禾女士、胡鏡宇先生、胡音因女士對寫作本書提供很多幫助，特在此致謝。

謝幼田於斯坦福大學

"九一八"以後

狂熱的日本軍閥失去了理智，在1931年9月18日發動了對中國的武裝攻擊。中華民族立即面對生死存亡的最根本問題。

在對待日本侵略方面，是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按照深謀遠慮的戰略和策略堅決抵抗，還是把某一政黨的私利和外國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九一八"到"七七"事變中國政治的基本內容。中國的執政黨是中國國民黨，自始至終擔負著正面戰場抵抗日本軍隊的任務。所以在研究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期間的作為時，首先要弄明白國民黨在"九一八"發生以後的基本戰略和策略。

中國共產黨在"九一八"發生的時候，雖然力量微不足道，只控制著江西省南部的一小部分山區，可是在抗戰結束的時候，卻擁有將近一百萬正規軍和一百二十萬民兵，為以後打下江山奠定了基礎。所以國內政治的主題仍然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的角逐。

日本軍國主義份子爭奪世界霸權的對象，是英國、美國和蘇聯，從來不是中國。以為中國不堪一擊，打算在滅亡中國以後，利用中國的各種資源，再與其它列強爭霸。

日本人看見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對西方的戰爭從來是敗績；看見了辛亥革命以來，由於武人割據而長期混亂；看見了北伐雖然統一中國，執政黨內部紛爭沒有停止；看見了中國仍然非常的貧窮落後，談不上任何基本的國防。以為他們眼中的東亞病夫只能夠被列強宰割……。

日本人犯根本錯誤的一點是，忽視了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作為地球上的文明古國，中國人保持了穩定的生活方式，這生活方式根源於普通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即重視以家庭為著落點，以"仁"為核心的倫理道德，在艱難的人生享受著親人之間的天倫之樂，追求著宇宙和社會生活的和諧。這種生活方式形成民族的自信和自尊，自然對於步西方殖民者後塵的"倭寇"是鄙視的。所以一旦受到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會很深刻的引起全民的民族主義反抗情緒。這種情緒是不需要當政者的提醒教育，是不待而然的。從歷史看，這樣一種文化心理，使得中華民族在與異族的衝突之中幾乎不可能被戰勝，哪怕在軍事上失敗了，最後征服者也要被中國文化所同化。淺薄而瘋狂的日本軍閥怎麼能夠從理性上認識這一點呢？所以日本軍隊一開始戰爭，就陷入了深不可拔的泥淖，把企圖與英美爭雄的"能量"消耗了許多。

(2)：為蔣介石"攘外安內"策略翻案

代表中華民族精神而與日本正面抗拒的，是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國民黨和其領導下的國民政府；正是由於中國民族精神的巨大力量，使得在"九一八"以後的特殊時代，分裂的中國國民黨幾乎神奇地立即團結起來，各個領袖們拋棄了一切前嫌，一致掩護已經下臺的蔣介石重新主政。而蔣介石以他的智慧、堅忍和毅力，採取了正確的戰略決策，領導中華民族戰勝了外部的強敵。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首先是盡力避免戰爭爆發，日本政界的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也認為中日之間的戰爭對雙方不利。在日本狂熱的軍人的鼓動下，軍人浪人不斷地在華挑釁，局面終於一發不可收拾。國民政府不得不進行戰爭的全面準備，包括物質的準備和精神的準備，也開始了"攘外安內"的策略，來解決有蘇聯的國際背景，並且掌握有軍隊的共產黨問題；同時盡量延緩戰爭的全面爆發，即在抵抗日本侵略軍的同時，遵照"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原則，忍辱負重，以換取準備戰爭的時間。這是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期間的基本戰略和策略。歷史已經證明蔣介石所制定的戰略和策略是成功的，只是"西安事變"的出現，使得"攘外安內"的策略半途而廢，而有抗戰勝利以後的劇變。

但是蔣介石的策略與蘇聯和中共的追求相悖。俄國在上一世紀就和日本爭奪在遠東的利益而你死我活；蘇聯建立以後，其遠東的頭號敵人仍然是日本。因此，特別需要用中國人的抵抗力量，來減緩日本的壓力。所以，從"九一八"開始，蘇聯和中共鼓動立即抗日的調子最高。中國共產黨的靈魂是外來的，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具有煽動階級鬥爭的蘇聯文化特點，這與以"仁"為核心的求和諧的中華文化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中共組織活動也受蘇聯的直接指揮，和那時候全世界的共產黨人一樣，把蘇聯當做他們（無產階級）的祖國，這與中國人的基本利益相悖。中共的黨的利益，以及他們所代表的蘇聯的國家利益，從來是置於民族利益之上的。

例如：按照蘇聯的指令，對於國民政府的任何阻止和延緩戰爭爆發的做法，全部被罵為"賣國"，至今的官方所書寫的歷史仍然如此，這就造成中共是抗日戰爭的唯一正確代表者；又如，在民族最危難的時候，在"九一八"事變以後才兩個月，在江西的瑞金，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堅持以暴力推翻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為其基本宗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能夠容忍嗎？中共是國民政府抗日本侵略者的根本內部大患。這是一段被中共篡改的歷史。

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的幾年間，中國共產黨從來不是抗日的力量，不曾向日本軍隊放過一槍一彈，他們所做的，就是用紅軍打擊國民政府，分散抗日的力量；或者利用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抗日熱情，與別有用心的政客配合，煽動立即抗戰，破壞國民政府的戰爭準備和戰略決策。

抗戰之中，國、共之間的一切糾葛由此而起。或者為了全體中華民族，或者為了中華民族中所謂某一個階級的利益（實際為了蘇聯的利益），兩個政黨或明或暗地一直在進行著全面的較量。所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的戰爭準備工作分為兩個部分，即一方面直接對外的物質和精神準備；另一方面則是間接對外的，即欲消滅內部的隱患，這就是蔣介石提出的"攘外安內"的政策。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