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之唐代，宋代比較保守，但科技發展還是比較快的，而且促進了其他行業的發展，譬如書稿刊刻、活字印刷等。儘管宋代的刊刻業比較發達，但禁書也是空前絕後 的。宋代大肆禁書的原因比較複雜，主要原因是：為了防止國家機密泄露，「凡時政、邊機文書，禁止雕印」、「朝廷大臣之奏議，臺諫之章疏，內外之封事，士子 之程文，機謀密畫，不可泄露」等；其次，尊儒伐異，利於統治。正如孔子所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再者，因為「黨禁」之爭的緣故。
縱觀宋代，官府禁止翻刻的書籍主要有：議毀時政得失之書、制書敕文、刑法敕令、本朝史籍、妖說邪教之書、私印天文書籍、士兵操練之書、科場剽竊「語錄」及 「不根經術本源」等偽學之書。後來，禁書的範圍又擴大了，如崇寧二年(公元1130年)四月，徽宗下詔：「蘇洵、蘇軾、黃庭堅、晃補之、秦觀、馬涓《文 集》、範相禹《唐鑒》、範鎮《東齋紀事》、僧文瑩《湘山野錄》等印板，悉行焚燬。」就連《資治通鑒》都差點被禁毀。不管怎麼說，宋代大肆禁書催生了「版權 意識」。如宋人羅壁《識遺》記載：「監本」《九經》一經刊印行世即禁止仿刻、翻印。如果你想翻刻，就必須向國子監提出申請，得到批准後方可行事。由此可 見，監本《九經》的版權是受到朝廷特別保護的。「已申上司，不許復版」保護了版權，即今天的「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的雛形。
據葉德輝《書林清話》記載：宋槧本《方輿勝覽》中刊有兩浙轉運司的一道榜文——刻印者「積歲辛勤，今來刻版，所費浩瀚」，為了禁止「書市嗜利之徒」以各種 名目編印本書，「庶絕翻版之患」，刻書人已經申報官府批准，「如有似此之人，仰經所屬陳告追究，毀版施行。故榜。」又載：宋鈔本《叢桂毛詩集解》書前有份 公據，是刻書人與官府(國子監)之間立下的契約。公據說，為了維護本書的版權，保證其精善，嚴禁其他書肆「嗜利翻版」。一旦發生這種情況，並為主人所知， 該書主人有權陳告，並要求官府「追版劈毀，斷罪施行」。
可以看出，在宋代，禁止翻版、盜印已經成為刻書行業的一種禁例，而且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不過有兩點值得注意：一、宋代刻書行業的禁止翻刻，多有政治目 的，真正享有特權的是出版商而不是作者，如「眉山程舍人宅刊行，以申上司，不許覆版」。如此看來，宋代的禁止翻版之舉只不過是少數有權有勢的書商勾結官 府、壟斷利潤的一種做法，並非正規法令。這和近代、現代的版權制度完全不同；二、宋代刻書行業的禁止翻刻，目的還在於文化控制。既然是文化控制，它的管理 成分遠遠在保護之上，頂多也是二者兼而有之。這樣看來，宋代因禁書而形成的防盜版做法，還遠遠算不上是法律意義上的版權意識，充其量也只是現代版權
縱觀宋代，官府禁止翻刻的書籍主要有：議毀時政得失之書、制書敕文、刑法敕令、本朝史籍、妖說邪教之書、私印天文書籍、士兵操練之書、科場剽竊「語錄」及 「不根經術本源」等偽學之書。後來，禁書的範圍又擴大了，如崇寧二年(公元1130年)四月，徽宗下詔：「蘇洵、蘇軾、黃庭堅、晃補之、秦觀、馬涓《文 集》、範相禹《唐鑒》、範鎮《東齋紀事》、僧文瑩《湘山野錄》等印板，悉行焚燬。」就連《資治通鑒》都差點被禁毀。不管怎麼說，宋代大肆禁書催生了「版權 意識」。如宋人羅壁《識遺》記載：「監本」《九經》一經刊印行世即禁止仿刻、翻印。如果你想翻刻，就必須向國子監提出申請，得到批准後方可行事。由此可 見，監本《九經》的版權是受到朝廷特別保護的。「已申上司，不許復版」保護了版權，即今天的「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的雛形。
據葉德輝《書林清話》記載：宋槧本《方輿勝覽》中刊有兩浙轉運司的一道榜文——刻印者「積歲辛勤，今來刻版，所費浩瀚」，為了禁止「書市嗜利之徒」以各種 名目編印本書，「庶絕翻版之患」，刻書人已經申報官府批准，「如有似此之人，仰經所屬陳告追究，毀版施行。故榜。」又載：宋鈔本《叢桂毛詩集解》書前有份 公據，是刻書人與官府(國子監)之間立下的契約。公據說，為了維護本書的版權，保證其精善，嚴禁其他書肆「嗜利翻版」。一旦發生這種情況，並為主人所知， 該書主人有權陳告，並要求官府「追版劈毀，斷罪施行」。
可以看出，在宋代，禁止翻版、盜印已經成為刻書行業的一種禁例，而且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不過有兩點值得注意：一、宋代刻書行業的禁止翻刻，多有政治目 的，真正享有特權的是出版商而不是作者，如「眉山程舍人宅刊行，以申上司，不許覆版」。如此看來，宋代的禁止翻版之舉只不過是少數有權有勢的書商勾結官 府、壟斷利潤的一種做法，並非正規法令。這和近代、現代的版權制度完全不同；二、宋代刻書行業的禁止翻刻，目的還在於文化控制。既然是文化控制，它的管理 成分遠遠在保護之上，頂多也是二者兼而有之。這樣看來，宋代因禁書而形成的防盜版做法，還遠遠算不上是法律意義上的版權意識，充其量也只是現代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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