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淚:第十七章 二十餘年如一夢, 1979-80(1)
一
隨著鄧小平和成千上萬的黨、政、軍各級領導幹部的平反覆職,五十五萬以上右派的平反問題也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議事日程。當年反右運動的總負責人鄧小平決定對絕大多數"錯劃右派"給予"改正",然而堅持運動本身是必要的,因為當時確有極少數真正的右派份子企圖推翻中共的統治。為了抓一小撮所謂"真右派","偉大、光榮、正確"的執政黨不惜將五十多萬無辜的知識份子"錯劃為右派",使他們備受勞改和凌辱之苦達二十二年之久,幾百萬家屬備受株連。為了證明"錯劃右派"並非完全無錯,中共中央拒絕補償"改正右派"二十二年來由於工資待遇被降低或取消而受到的經濟損失。
"右派改正"的決定於1978年10月以中央55號文件下達,改正工作由本人當年所在單位執行。安師大辦理改正人數達二百四十餘人,就一所規模不大的省校而言,這個數目相當驚人。一位當年反右後被遣送回鄉務農的男教師,這時候已年近半百,奉命回校辦理改正。他辦妥改正文書後,走出行政樓,一頭撞在牆上。有過路的人跑過來把鮮血淋漓的"改正右派"送往校醫院他說:"他們無緣無故毀了我的一生,現在卻指望我對他們的假仁假義感激涕零。我的血沾滿他們的手,沾滿他們虛偽的門面!我才不要這些騙人的改正決定破紙哩,但是我得為家裡人清洗被株連的罪名,要不然他們要永遠背著右派家屬的黑鍋。"
我雖然沒有流血抗議的勇氣,這位難友觸目驚心的吶喊卻使我對渴望已久的改正有了新的認識。我一直等到1979年5月初才奉命回北京原單位辦理右派改正。原單位已改稱國際關係學院。"改正辦公室"的頭子不是別人,而正是那個當年反右運動的積極份子,不愧為一脈相承的好黨員。他繃著面孔說,我的問題屬於"推一推,拉一拉"的性質。我犯的錯誤是嚴重的,但是考慮到我多年來在思想改造中取得的進步,黨組織決定對我寬大處理,給予改正。寬大無邊,嗯?我從安師大動身前,有的朋友警告我不要對改正抱過高的期望,因為來自極左方面的阻力還很大。"不管結論怎麼寫,只要給你改正就簽字。"所以我把"改正決定"大致看了一下就簽了字,如同二十一年前從同一個人手裡接過所謂"右派問題結論"簽上字一樣。然後,我應召去院長室由院長"接見"。姓王的院長講了幾句客套話,隨後輕鬆地說:"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我們感到很抱歉。"這大概就是所謂的"賠禮道歉"吧。彷彿這一句官樣文章就補償了我和家人二十多年的劫難!學院指望我回來後教英語系研究生,怡楷同時調回來工作。一村高中還沒畢業,可以隨同父母遷徙。一丁、一毛已上大學,可等畢業分配時調來學院工作。
我從報紙上看到"愛國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博士又從美國回來講學,當時正在北京。回想起1951年在舊金山他曾幫我整頓行裝,送我上船回國,又想到五年前曾收到他寄來的新年賀卡,我想闊別二十八年之後重見一面也許挺有意思。我"開後門"打聽到他住在北京飯店、當時的國賓館的房間號碼,打了電話給他。我很高興他還記得我。他約我週末見面,可我當天下午就要離京。他說正忙於準備講稿,於是我們商定在他房間內見面十五分鐘。政道比我小六歲,當年是我們一幫過從較密的中國研究生中的"小弟弟"。
現在五十出頭,這位諾貝爾獎得主看上去仍然很年輕,娃娃臉,膚色滋潤,不過頭有點兒禿了。他先介紹了他的太太,然後我們倆面對面隔著一張小圓桌在兩把大扶手椅上坐下來。他問到我的處境、我這次從安徽來北京的緣故、一些朋友們的經歷,我只能簡單扼要地作答,因為我怕多佔他寶貴的時間,並且他也沒流露出強烈的興趣或感情。他莊重自持,完全是一位卓越的科學家和學者的神氣。我很快就意識到,我們倆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中間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他留在美國,能夠獲得成就和榮譽,過著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國,歷盡劫難和凌辱,好不容易才苟活到"改正"的今天。他在"美帝國主義的堡壘"安居樂業,回到共產中國榮膺"愛國主義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級黨政領導的接見和宴請,作為國賓出入有專用"紅旗"大轎車代步。我響應號召回到祖國,卻被劃為人民公敵,受盡無產階級專政下勞動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幾乎成為餓莩葬身一抔黃土。即便在我們交談時,我的肋條還隱隱作痛,由於在來飯店的公車上受到"紅色恐怖"一代的小青年臂肘的推撞。我腦子裡突發奇想:如果在舊金山那個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國,結果會怎樣?也許我會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坐在我的椅子上?哦,不,我當場決定,我決不會用一輩子"接受再教育"的苦杯換取無產階級專政頭目的敬酒。不,我決不會坐在他的椅子上,同時,上帝保佑,即便他當年回來,也萬萬不會落入我的苦海 。
時間到了,我準備告別。他的太太走進臥室,取來一冊簡裝本的當代美國作家瑟伯(的近著《當代寓言》遞給政道,他簽上名題贈給我。他對文學作品、尤其是寓言,發生興趣,這可是新鮮事兒,我也感到高興。當年他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之前,我們都住在國際公寓。有一次他在我屋裡聊天到深夜,談到《紅樓夢》,他認為這部經典作品"不科學",因為主人翁出世時嘴裡含著一塊"寶玉",我無詞以對。當時,我或許可以借用哈姆雷特的話作答:"天地間有許多事情,決不是你的哲學所夢想得到的。"今後,有一天,如果他讀到我半生坎坷的故事,希望他不會說:"這不可能是真實的。一定是寧坤編造的一篇愛國主義的寓言。"
在乘火車回蕪湖的途中,我在安徽碭山下車,去探望小孫和他的家人。我摸黑找到他任教的中學,他那份驚喜讓我完全忘掉了旅途的勞頓。第二天一早,他領著我回到他在良梨公社的家,見到他在小學任教的妻子和兩個寵愛的兒子,又見到他慈祥的姐姐,一家人都為我即將返京復職感到慶幸,硬留我住了兩晚。他也領我去看他在那里長大的老家,幾間小茅屋比我們在高莊的故居還不如。小孫也許永遠住不上北京飯店那樣的金窩銀窩,這個老鴉窩卻哺育出了一隻金風凰,一個出污泥而不染的真人。
作為"改正右派",我的"身價"也"水漲船高"了。暑假期間,江西省教育局在廬山舉辦英語教師講習班,我和另外三位老教師應邀任教。教師們如飢似渴的學習精神令我感動。意外的收穫是有幸探訪一位"棚友"。上山以前,我已打聽到,1922年入黨的老黨員吳老,當年被遣送回鄉後當上了廬山植物園圖書館管理員。如能和老人"登高壯觀天地間",再探一探這位剝去"狗叛徒"偽裝的老革命的心路歷程,我將不虛此行了。植物園古樹參天,濃蔭蔽日,好一個修行養性的所在!十年闊別,怡楷和我重見吳老夫婦,恍若隔世。吳老瘦骨嶙峋,鬚髮全白,但雙目炯炯,眉宇之間彷彿有一股超凡脫俗之氣。他興沖沖地帶領我們觀賞各種奇花異草,逐一介紹,如數家珍。回到圖書館,享用吳師母為我們烹製的午餐,吳老談笑風生,沒有提到過牛棚歲月。我正不知道說點什麼,一抬頭,看到牆上掛著一張條幅,是吳老用他那一筆不苟的顏體寫的十四個大字:"往事如煙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那是"十年浩劫"期間,另一位老布爾什維克被迫害致死前的訣別詩。我心底一亮,啊,老吳果真脫胎換骨啦!我也毋庸贅問他的如煙往事,心路歷程,他那仙風道骨和廬山的蒼松翠柏融為一體了。
十月中,我再次回北京,辦理調動手續。院長辦公室派人通知我,學院上級機關的首長邀請我一同到市內觀看英國老維克(劇團上演的《哈姆雷特》。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在首都觀看我最讚賞的莎翁悲劇,它曾是我在北大荒勞改生活中重要精神支柱,由一個著名的倫敦劇團演出!但是我沒有心思接受一點小恩小惠,作為右派改正的補償,便婉言謝絕了。幾小時後,新任的陳院長又派人約我去一談。他快人快語,很有禮貌地勸告我不可感情用事。到頭來,我搭上首長的"紅旗"大轎車,風馳電掣,直奔首都劇場的艾爾西諾王宮,離我被同一單位的軍用吉普車押送到半步橋勞動教養所已二十二年,當時囚囊裡帶著一本原文的《哈姆雷特》!
二
又搬家了!時代不同了,這次有許多人主動來幫忙。我們感到遺憾的是,一丁、一毛和我們一起度過了漫長的流放歲月,現在卻要留下來 。1980年2月29日,我和怡楷帶著一村啟程北上。到火車站送行的除一丁、一毛外,還有不少同事,包括外語系領導幹部。分手前,一毛要我留本書作個紀念。我想了一想,沒有比那本《杜甫詩選》更合適的了,雖然它久經滄桑,已經被耗子咬得面目全非。它既是她名字的出處,也是我們一家人劫後餘生的見證。書的末頁已有我在流徙途中信筆塗下的小詩,現在又在前面添上一段文字,大意說當年如何"以言獲罪,流放北大荒,囚車孤憤,但讀杜詩而已"等等。來年夏,一毛赴美求學,行囊中帶著這本杜詩,上面有我贈書時的祝福:"他日鸞鳳高翔,有厚望焉! "
小黑子從高莊趕來蕪湖為我們送行,帶著他哥哥十來歲的兒子。他堅持要把我們一直送到南京。我們得在南京停留兩天才能搭乘快車去北京。南京距高莊不過百把裡路,但他們叔侄二人以前還沒來過這座古城,於是我領著他們在一天之內儘可能觀光了一些名勝古蹟。我也趁著這個難得的機會拜見了恩師羊達之教授。我在揚州中學上初中時,他是初三的歷史老師。抗戰初期,我流亡到四川,在國立第二中學讀完高三,他是我的國文老師。高中畢業後,一別四十年,這時候他在南京師院中文系任教,已是頗負盛名的老教授。他年近八旬,卻沒有一絲白髪緑,看書讀報也不用戴眼鏡。師母和老師年紀相彷,身體也同樣健康,老人家為我們三個不速之客親手做了一頓豐盛的午餐。我簡略地匯報了一下我們一家幾十年來的經歷,年逾古稀的老師聽了禁不住淚如雨下,慶幸我居然從漫長的夢魘中生還。到達北京後不久 ,我收到老師寄贈的條幅,是他用小篆寫在宣紙上的陳雨義的詞《臨江仙》,我在交談中曾提到過這首令我心醉的宋詞。詞人劫後餘生,追憶故國舊遊,感喟國破家亡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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