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六十週年紀念中的幾種海洛因

對準一小撮人的官方新調

國慶六十週年紀念，北京官方定下的主調是60週年不分前後。去年的改革開放30週年報導，很大部分建基於對改革開放之前30年路線方針的否定，但今年官方對新中國60年的評價基調卻有所微調，提出了兩個不否定的觀點：既不能用前30年否定後30年，也不能用後30年否定前30年。

明報記者孫嘉業評論說，官方之所以煞費苦心地將前後30年"兩個歷史階段"定位為"一個整體"，無非是對"左"和"右"兩種傾向的擔心，防止左派借歌頌前30年來質疑改革開放，亦防止右派借批前30年來否定國體。

我觀察到的是一個很有趣的局面，至少從改革時代以來，左右派都不要現有的掌權派。左派認為，掌權派已經不再是紅色社會主義的，而是白色資本主義的，把他們等同於右派。可是右派認為，掌權派還是太紅，還是文革專制的延續，因此把他們等於左派。在"左右社資"的爭論中，掌權派被塗成大花臉，誰都不要他。

掌權派從改革一開始試圖統戰"左右社資"。當政治權威強大的時候，左右社資，儘管有各自的動機或者目的，但政治效果都服務於政治權威，同床異夢，只要同床就好。可是當90年代之後，掌權派完全褪去公共利益的薄糖衣，赤裸裸得露出屠宰場軋肉機的權貴模樣，這時候左右社資，就逐漸與他們分離，並且與衝突對立。對於留在裡面的人們，慢慢地當做了叛徒，發布道德追殺令。先是右派對準在改革中失利，但還迷戀專政的左派進行譴責，然後是左派對準在改革中發飈，但是有威權色彩的右派進行攻擊。到了今天左右派，因為是否保權貴的政治立場截然對立成為首要問題，其內部發生鴻溝般的斷裂。左右派內部都有權貴與反權貴的本質分化。現在不管左右社資，對準官民矛盾，只有權貴與反權貴的區別。

左派中底層左派、新左與老左分家。龔仁的文章《"新左"、"老左"分道揚鑣》揭示了這一點。右派中，在體制內的改革派，蛻變為極右派；體制外的改革派對改革逐漸失望，二者南轅北轍中。唱上了對臺戲。

和體制有瓜葛的老左極右都被邊緣化。老左派與極右派成為一小撮人，中底層左派、新左、體制外右派，因為體制外，成為絕對大盤。底層百姓與知識份子的大盤，就像海水一樣包圍著一個冰島，在下面侵蝕挖薄浮島底盤。冰島慢慢融化中。

"60週年不分前後"只是對準一小撮人的海洛因，並且把一小撮人當做有代表性的，或者當全部或者大盤。因此僅僅相當於以此內部會議的講話。"60週年不分前後"，不是立於磐石之上，而是在腐朽的獨木橋之上。

當權威強大的時候，無論作為不作為，即是錯誤的作為只要引導的好，也能增加權威。例如前總理李鵬是一個無能無為的人，可是其在任的十三年，是經濟發展最好的時期。當權威弱小的時候，無論如何掙扎，作為與不作為，都是幫助減弱，這是一個王朝的氣數已絕，回天無力。例如前總理朱鎔基改革，意圖在於延長共產黨的統治，而結果是給共產黨大樓的地基裡面裝了很多的定時炸彈。

當權威弱的時候，"社資左右"都在撕裂它。不動不改革下場還好一些，越動越亂動，越改革越革命。

用來安撫政改焦慮的幾種海洛因

政改是文革之後就被提出來，而且當時是作為首要問題提出來的。可是鄧小平用先經濟改革後政治改革，加以拖延。三十年來，政治改革寸步難行。長期以來人們心中就一種焦慮，到底什麼時候要改，到底還改不改？這時候有關人士，就發明瞭幾種用來安撫政改焦慮的幾種海洛因。

第一種、官方以民生轉移政改注意力

這是一種好壞參半的做法。到了今天，是底層民眾的民生問題，成為最主要的政治問題，必須首先解決。

我放棄並拒絕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希望，而致力於對民生問題的推動。沒有民生問題的解決，將會是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糾纏在一起，民生和自由民權糾纏在一起，二者都扭曲了，就像法國大革命一樣。如果民生問題沒有解決，那麼就會訴諸於政治解決，這時候政改的政治改革就會和民生的社會革命糾纏在一起。臺灣和蘇聯的的轉型，之所以可以比較成功，很大原因在沒有民生問題的干擾。

生存權卻是首要的，但是當局用來轉移阻擋對政改和自由的渴望。如果政改的訴求，沒有和民眾結合，沒有獲得民眾的支持，任憑他喊破嗓子，也無關緊要。解決民生問題，可以消滅民眾和底層知識份子的政改訴求。

第二種、極右派浪漫回憶80年代的做夢術

這是一種做夢術，認為過去80年代能推動，現在也肯定能推動。基於對政治放鬆的回憶，而呼喚政改的言說，不過是欺騙他人而自欺，以為呼喚就一定能實現的；自己的正當渴望，就等於一定能實現。幻想和意識形態之下，對於自己所不願意看到的，都不去看。這是一種小孩子的性格，並且不斷在暗中浮現出一種"開明君父"的意象。89的學生運動，如果沒有開槍流血，壓根就是對"開明君父"的一種撒嬌。

80年代的推動以及今天的做夢術，處在去毛澤東化與渴望"開明君父"之間的二律背反。沒有強大的政改第一推動凌駕於權貴集團之上，並且砸碎權貴集團，是不會有政改的。縱觀1949年之後的歷史，只有毛澤東才有這樣凌駕於整個自己締造的體制之上的權威，砸碎體制的勇氣和決斷。也就是說他即使最大當權派，也是最大的造反派。政改第一推動必須有如此的政治位格，是一個能夠塑造和摧毀體制的雙重權威的人。鄧小平不是。

那麼渴望一個開明君主，降低瓦解掌權者的超凡魅力，與政改第一推動的需求根本衝突。可以說，改革就是殺死了改革的可能性，或者說，改革從一開始就是不可能的方案。

趙紫陽的《改革歷程》發表，引起了高潮與興奮，於如今在呼喚改革共同體的同一質。改革共同體等不等於國家的全部，例如極左就是異質。呼喚改革共同體的同一質，或者通過做夢抹掉了與改革共同體異質的部分，還是一種政治浪漫。鄧小平凌駕於左右之上，有一種平衡，就像封建王朝皇帝凌駕平衡各派系，可見趙紫陽並不是改革時代的化身，而只有鄧小平是。改革時代的中國，並不是改革共同體，而是混雜的。

改革右派80年代與民眾的利益有一定的交叉，衝突不大，可以同時站在天安門廣場上。90年之後站在官方權貴一邊，80年的改革共同體就破碎了。改革右派往上游移的時候，改革共同體自身也破碎了，破碎為改革的受益人階層和受害者階層。

八九一代及其後來者基於89，根本拒絕政改焦慮。四五一代，把89當作皮外傷，一會兒渴望，一會兒絕望。比四五一代更老的一代的思想，基本是四五一代塑造的，也就是兒子教了老子。但是老子們或多或少患有老年痴呆症，一骨碌腦渴望政改，焦慮絕望絲毫不表露。

第三種、法西斯化中國模式

整個改革共同體和改革時代的自信心，建立在一個as if 之上。那就是有一天政改了，一切都好了。如此幻想之上，當阻礙不大時，路路暢通就強化了這種幻想，當做了真實。當阻礙有一些大時，就開始通過意識形態否認阻礙，強化自己的信心，不見棺材不掉淚，見了棺材還不掉淚。沿著這種慣性前進，知道阻礙已經完全淹沒出路，帶來極大慘重的代價，才會回頭，然後吹噓自己浪子回頭金不換。

如此幻想總是在外圍打轉，津津樂道沉湎於政改外圍條件的一點點進步或者原地踏步，甚至把不退步當做莫大無比的成就。對最核心的問題，總是願意霧裡看花水中望月。就像一個女孩，已經非常習慣於調情。沉湎於調情，反而對性愛婚姻非常不習慣，充滿不確定的恐懼。

如此進入一種永恆的政治浪漫狀態，對自己的政治方案，絲毫不考慮如何抵達目的。他們已經是性無能，無從真正關心政改如何實現。而是在如此公車上書中，尋找被讚揚，把自己塑造為道義英雄，從而可以宇內環顧舍我其誰，除此私人目的之外，絲毫不計較目的能否達到。這就是98年之後左右之爭的政治心理條件。如此釋放出來的就是要求政改的渴望，以及後輩對前輩抗如此大旗的妒忌和背叛，例如新左派，總是把自由主義簡化成經濟自由主義，然後攻擊整個自由主義。他們對改革的批判，就像晚清清流派對於主戰派的糾纏，絲毫不在於共同目標，而在於取而代之的渴望。

這二者的爭議，真正用心於在於何種道義英雄之爭，何人成就道義英雄之爭，而不關心共同目標，共同目標之下的道義英雄成為首要，絲毫不考量道義英雄的肉身，是否是成就共同目標的路。共同目標被置於虛無主義的混沌之中，充滿偶然和放任。政治浪漫狀態是渴望的精緻表達，成為道義英雄的渴望及對其背叛超越的渴望，都是政治浪漫。

新左派蛻變成了中國模式派。我在《中國模式是對改革共識的背叛》中寫道，中國模式的提倡，是對改革共識的背叛。也是對改革時代背後捅一刀，內在得掏空了改革的實質性內容，延長專制。把經濟改革到政治改革的這一關口或瓶頸，拉長，成為走不出去的陷阱。中國模式是改革瓶頸處的癌變，橫生出一種枝節，然後意圖反過來吞併整個改革，就像癌症要佔領整個身體。中國模式一方面構成對改革共識的顛覆和架空，去掉實質性內容，而僅僅保留形式和口頭上的路徑，並且強化之，這本質上是對後改革、反改革以及改革反思的排斥和阻擋。

這也有幫助當局轉移政改注意力的作用。在經濟改革已經歇菜，政治要提上議事日常的當前情形之下，反對普世價值倡言，提倡中國模式，北京共識，就是要阻礙政改。

他們阻礙政改的政治意圖，是清晰的，明白的，故意而為之的。他們堅持專制權威主義，沒有黨的領導，改革更不可能，他們卡著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關口，把注意力和焦點，引向文化政治和帝國衝動，以此拒絕政改。拒絕了政改，就必須找到一個替代物，用於安慰渴望政改的心理，轉移關注。政改呼籲構成國內衝突和壓力，轉移到虛幻空間和對外擴張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