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苗 《中國不高興》:該輪到權貴流血了

《中國不高興》是民族主義對改革的死刑判決。民族主義和改革教幹上了。 改革站在民族主義的對立面了。改革帶來的腐敗已經成民族崛起的絆腳石。改革是買辦主導的，他們吃肉又喝湯，連骨頭都不給留下，那麼就是民族主義的對面。改革已死，中國出路在於何方，又需重新探索，中國人不高興。我們準備出一本書，名字叫做《中國人不高興》電子書。讓我們"中國不高興"的同時，也"中國人不高興"。《中國不高興》是中國人對外面不高興，內憂是最大的外患，而《中國人不高興》是自己不高興，內患就是外憂。

文革專制殘留下來的毒藥三聚氰胺，已經融入改革的奶粉之中，已經不在有獨立的文革三聚氰胺，而是當我們談到毒奶粉的時候，三聚氰胺就是組成部分。我們所身處的改革，我們所吃的奶粉，就是毒奶粉。文革遺留的專制問題，已經內置到改革，已經是作為其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沒必要獨立地再提，而是一併在解決改革毒奶粉的時候，一併解決。有一首歌《往事沒必要再提》，我們就說文革往事沒必要再提。

作為年輕人，我們要對老一代人說，你們文革的事情，你們自己承擔，別來煩我們。要拿來煩我們，那是要這一些事情進行回憶闡述，可以給我們指引方向。可是這一些事情，與當下什麼關係都沒有。你們罵你們的文革，我們罵我們的改革。

並不是敵對國家的所有人，都是敵人，也並不是外國國家有敵意，其人民就一定有敵意，民族國家時代，最頭疼的問題，就在於國家意志往往是特權階層的私人利益，然後捆綁整體國民，進行侵略。弱小民族國家的國民遭遇這種情況更慘，例如伊拉克，明明是特權階層個人野心在作祟，挨到子彈的往往是人民，而且如果在戰爭中處於劣勢，特權階層一投降，性命也保住了，特權也保住了。

所以人民自身要清醒，知識份子更要清醒，不要故意挑起劃分敵我，製造矛盾，鼓吹戰爭，也不讓人民成為犧牲品。為了如此我們出版了《中國人不高興》電子書，讓我們"中國不高興"的同時，也"中國人不高興"。

其實很多愛國人士的本意和你我一樣的，我們愛的是我們腳下的土地。從歷代平民的觀念出發，公民社會的視角出發，就會發現上層的權力之爭，對平民的破害是多大的。愛國並不是為了參與上層的權力之爭，服務於權貴官僚的利益，而是自己。生活在水火之中的平民，他們想要的只是一塊能吃飽的土地。這就是他們愛國的主要內涵。

我不鼓吹民族主義情緒，而是吸納引導，例如憲政愛國主義的說法。對已有的，進行引導，法律化憲政化，變為理性的。我覺得維權與啟蒙比較，維權就是不去主動創造民怨，而是在現有已經有的民怨中展開行動，然後造成理性化與憲政化。老一代的邏輯有一點是有問題，只要給與正當性論證，只要肯定，那麼就是鼓吹。這就是沒有權利思想，例如李銀河說有性自由，並沒有鼓吹放縱。權利是一種消極意義上的，法律意義上的正當性論證，而不是一種道德上的鼓吹。我絲毫不否定自願地犧牲自我的正當性，但我反對鼓吹，在當下語境下，有人為之辯護，採取消極的立場，我同樣也消極，不贊成也不反對。

我昨天在烏有之鄉看到一篇《<中國不高興>和我們的大時代》，這是一篇非常有啟發性的文章。而我在"《中國不高興》︰爛人手上的爛書，牛人心裏的牛書"中，把《中國不高興》副標題中的"大時代"給刪除掉。我覺得署名"北京人"的"《中國不高興》和我們的大時代"，可能在於回應我這個刪除。所以我和"北京人"，還是要談談關於要不要鼓吹自願地犧牲自我的部分利益，以換取整體的利益。這是左右派衝突的最重要的心結所在。

我覺得單純從一種對民族國家的公民效忠與政治服從的義務來談，即使一部分右派通過把自己認同為"世界公民"，也並沒有排除效忠與服從的義務。容易造成衝突的是，在一種被腐敗政治統治階層壟斷，變為家天下和小集團私人所有權的情況下，還應該不應該鼓吹自願地犧牲自我的部分利益，以換取整體的利益，這時候整體的利益還能不能彰顯出來。

"大局解小局"有兩種歷史面相，一種韋伯的帝國政治，另外一種是摧毀權貴，重整內政。

韋伯的帝國政治

王小東寫的一篇《走一條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路》，這是王小東對孫忠山毛澤東在民國之時，已經探索展開偉大政治的復活。活過毛澤東時代的愛國青年知識份子，對毛澤東試圖走一條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路，這種感覺是不會忘懷的。毛澤東通過他的政治啟蒙，把民國少數立法者的偉大政治目標，讓每一個人中國人都種植在心中。我看朱學勤的《風聲.雨聲.讀書聲》，就記錄者他年輕時候，被毛澤東偉大政治理想激動過，自己探索過。我曾經寫到，偉大政治目標在改革時代中延續，並且希望在改革時代，通過改良的方式，畢其功於一役。

確實"大局解小局"，對權貴也是一個機會，而且概率更大。雖然王小東沒有考慮到這一層。但是"大局解小局"，也給民間提供了機會。風險與機會並存，政治是一個與狼共舞的事業。所以我想的是，什麼才是我們所需要的，真正符合中國的"大局解小局'。

" 大局解小局"，並不是獨創，而是屢見不鮮。在希臘城邦政治秩序瓦解崩潰的蘇格拉底時代，確實湧動著一種帝國主義衝動來解決內政危機的思潮。受過蘇格拉底影響的伊索克拉底，一方面提倡雅典回歸古代民主並放棄它的帝國殘餘，以此來整治它的混亂。另一方面，他感到，真正能夠治療內部混亂的，是外部的東西，實際上只能從外交政策著手。他相信，一旦希臘各城市國家在征服東方的宏偉藍圖下結成聯盟，混亂就會從他們內部自動消失。

德國崛起的時候，韋伯就是當時的伊索克拉底。有一套很有說服力的政治理論。1911年之前，韋伯說，唯有德國力量的擴張，才能確保德國人民在國內的永久維持生計和進步改善的可能。對韋伯來說，德國國內政治的自由化和民族主義的外交政策是同一枚硬幣的兩個面。

然而我們要關心的是，這種辦法的效果。德國力量的擴張，並不能確保達到韋伯的目的。世界第一次大戰前夕，根據德國外交政策的經驗，韋伯重新思考了帝國主義的政治與經濟因果關係。他認識到，領土擴張往往只能提高統治階級的權力和威望。而且它與壟斷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結合的可能性，要遠遠大於與以私營企業和經濟競爭為基礎的資本主義體制結合的可能性。第二種類型的資本主義，傾向於和平交換，而第一種類型只能榨取超額利潤，其增長來自對被佔領地區的剝奪。這種戰利品-資本主義與韋伯在1890年年代最初與帝國主義冒險聯繫在一起的企業家資本主義截然不同。它恰恰產生於資本主義利益與韋伯試圖加以阻止的專制主義國家之間的結合。而不幸的是，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很容易受到愛國主義之類的情緒影響而搖擺不定（也就是有文化承認或者政治認同的渴望）從而忽視他們的真正利益。帝國擴張勝利，只能為專制德國這樣一個低劣、貧弱的政權，提供虛假的尊重。

帝國擴張，是幫助官僚體制進一步惡化。造成的國家間的敵對，以及由此帶來的對保障公共財政而裝備和維持一直常備軍的需求，為官僚制的興起和癌化了最強有力的支持。韋伯對官僚統治的前景，極為沮喪。他早年對古代對古代世界的研究表明，羅馬和埃及的衰落，是由於官僚制的失敗，因為它摧毀了其臣屬所有的經濟與政治首創精神，並抑制了他們適應外部環境變化的能力。韋伯認為當時德國更糟更緊迫。擺脫曾經困擾古代偉大文明的官僚制度僵化和奴性，是現時代所面臨的最為緊要的問題。

我們還可以到阿倫特那裡尋找啟迪。阿倫特說，帝國主義的擴張，使由於階級分立而分裂的民族，重新感受到共同的關心，甚至可以到重新統一的希望。他們以為，帝國主義會給他們整個民族提供共同的利益，正是這個原因，歐洲的民族主義簡單而迅速地帝國主義化了。

為帝國主義提供大量人力資源、使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人渾然一體的，最賣力的是官僚權貴，因為他們從中得到最大的利益，這樣在國內大魚吃小魚，，小魚吃小米，格局繼續延續。官僚主義是帝國的政治支配形態之一。

官僚制支配，成為一種世界觀，也就是一種主義，也就是說，權貴專政這個致命癌症，不可能在帝國擴張的大局中解決。權貴專政是政體的潰爛，而帝國擴張是進一步潰爛。

摧毀權貴，重整內政

以大目標來化解內政內憂，放在黨國體制這個問題上，信心很小很小，未必能夠達成目的和現實約束能夠和解。有人評論著名學者汪暉，有一種政治思路，那就是發揮國家未變為制度的的其他空間。國體與政體之間，有複雜的張力，甚至有衝突。國體長存，而政體循環。國體觀念復興，可以解決政體的腐敗。

中華民族奠基的時候，走的確是一個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路。這個政治神學，要比嚴復提出來的"富強"更高，更複雜。1913年之後，黨國體制是用來解決這問題，達到目標的手段。它本身並非目標，而是可以廢棄的手段。我們來讀毛澤東《卜運算元》的時候，就和毛選說的一樣，共產黨只能做綠葉，而不是紅花。

然而要命的是王小東提出來的問題，中華民族沒有"聖城"觀念，用來承載超越黨國體制之上的有一種力量。沒有很偉大很強大的形而上學，或者現實的"神聖時空" 來承載，也就是國體觀念的肉身，虛無縹緲。沒有"聖城"，那就找"聖人"" 聖王"。霍布斯的《利維坦》中，國王作為世間必死上帝，就是這樣一種象徵符號。孫中山與毛澤東是可以作為這樣的象徵。當然有爭議。偉人只應該在死之後，才能被當作"聖人"" 聖王"，而且這種榮耀，不能被他的子孫繼承沾光。

政治宗教或者國體，及其載體，是非常重要的。黨國體制，是吏師合一，政治宗教與政治組織合一。那麼馬克思尤其強調，只要一種秩序是通過制度化的政治服從來組織，政治便不能與特權分離。馬克思說，國家的統一，同樣這種統一的意識、願望和活動即國家的一般權力，也注定作為統治者的特定私人事務而出現。就變為黨天下，家天下。

1949年之後的政治崇拜，或者政治宗教，是毛澤東為教皇的政治宗教。可能就是1937年的抗戰的戰爭宗教。抗戰文學中的緊張感，有戰爭帶來的民族國家的信仰。史華慈把民族國家作為政治宗教，講得很清楚。這種政治宗教，是民族國家的，與只有"天下"的儒家，不知道有什麼關係，還是用甘陽的鼻涕粘上去的。這種政治宗教，不管是日本的神道，還是儒教，都是在模仿基督教。例如洗腦與懺悔之間的相似。

1949之後政體來自國民黨，中央集權方面進一步，社會改造也是民國和國民黨的延續。1949之後僅僅是國民黨的繼承人，執行者。但是還自己吹牛的"時間開始"了。

我一直提倡回歸民國。回歸民國才能把大目標或者偉大政治，復活起來。復活起來，才能用來評估執政者起的歷史作用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是三七開，還是二八，或者一團糟。我們過去評價執政者，基本上是在一個意識形態豬籠裡面，被人家劃定思維方式。例如毛澤東是否是建國呢，不是，是奪權以後的新朝。執政者的每一次好政策，壞政策，都是偉光正，造成很巨大災難，把它反過來，連反的措施，也是偉光正。

當對執政者的異議或者抵抗力量很小的時候，那麼只能跟風。80年代之後，有一些力量了，但是也僅僅是擺脫的渴望，也就是說，不管他們描述為多複雜的思想體系，但是也僅僅是要擺脫意識形態控制。而 1956年之前的自由主義批評，有一些不同，那不是擺脫，而是用根本目標來批評，在政治態勢平等或者不會差很多。80年代之後是意識形態豬籠，想破豬籠而已。所以他們的思維方式離不開豬籠，沒有了豬籠，她們就不知道如何想事情了。

一個根本的價值評價體系，需要偉大政治目標復活起來，才能再次站起來。偉大政治目標的復活，就是你還在圈內，但是你做出來的圈外的思考，你在五行之中，但是跳出五行之外。

政治宗教與政治組織的分離，就像美國。政治宗教以宗教信仰和道德教育的力量，來獲取民眾的服從，甚至生命的獻身。這是一個國庫，不能完全掌握在沒有監督的政治組織手上，必須由人民和監督在場。政治組織每一次領取，都要足夠成分的合法理性，不能想要就要，不要任何理由，並且用於他們自身。

政治宗教與政治組織合一，當政治組織喪失正當性合法性，成為強盜掠奪集團，這時候，連政治宗教本身也遭到否定。這就是自由右派恨屋及烏的原因。這時候，應該首先避免政治宗教及其復興，被政治組織繼續掠奪，造成進一步惡化。而更換改造政治組織，成為首要的問題。如果這個使命無法做到，而宣揚政治宗教及其復興，確實有一種再被政治組織利用的危險。

然而更換改造政治組織，必須通過政治宗教及其復興來喚起共識，然後形成政治意識和政治力量，採取革命的或者其他溫和方式。不通過政治宗教及其復興，這個進程就是破碎的，進一步造成混亂，不講責任，不知道後果如何。不是整全的。所以在宣揚政治宗教及其復興的時候，必須不被政治組織再利用，而是用來遏制它。因為擔心被再利用，而放棄宣揚政治宗教及其復興，是不負責任的，也是沒有出路的。宣揚政治宗教及其復興，並不是一定就會被再利用。

偉大政治與國體復興聯繫在一起。國體要在政治中在場，也就是人民，或者政治神學，或者國家目標。美國的做法是革命權作為政權的根基，然後日常狀態，就用憲法法院、議會、還有政治自由、報紙等等，代表人民在場。

改革陣痛應轉由權貴承受

其實老是說別人不理性的四五一代或者後文革共識，其實已經很不理性，甚至根本上與現實條件脫節，成為嚴重迷信，例如改革邪教。我把政改呼籲派，命名為"呼喊派"。這就是一個基督教中變異出來的邪教。

大部分財富集中少數人，不讓共同分享。大多數人就如野狗搶骨頭活命，窮人對窮人手起刀落更快，更殘忍。在我看來，如果一定要流血，那就流少數人的血，少數吸血鬼權貴的血，要大多數窮人流血。如果少數吸血鬼權貴不放血，一定要弄到必須流血的地步，我認為流吸血鬼權貴的血，是非常正當的。你不仁不義，首先給自己送到油鍋裡面，窮人不過是點了一把火。

這近百年來，流的大多是窮人的血。這種大地的格局應該改變了。絕對不能讓吸血鬼權貴，進一步延展流窮人血的格局，讓窮人對窮人手起刀落，發動法西斯內戰，或者以大國崛起的方式，讓窮人打海外戰爭去，替吸血鬼貴族流血。

這個替人賣命已經幹過很幾次，從1921年開始，例如解放戰爭白替人賣命過，建國後幾十年的生產建設積累還是白替人賣命。不能老替人白賣命，流血也要有報酬。

發展是必須螺旋式的。到了今天需要一場均貧富，然後依此作為起點。改革三十年中的扭曲結構，造成發展是不均衡的。所以需要一個比較和諧的結構作為再次發展前提，這個和諧的結構，包括起點平等和共同富裕。

改革三十年中的扭曲結構，例如政治決定財富支配沒變，城鄉二元沒變，再次分配沒變。所以需要洗牌重來。如果要承認市場經濟是不可阻擋的，那麼現在所謂的，被改革派認為反市場經濟的力量，例如不公平帶來的怨氣和仇恨，都是市場經濟理念的表達，因為愛而恨。有怨氣和仇恨，說明認同了市場經濟的理念，但得不到其中應有的正義。

搞市場經濟已經帶來的好成果，都不會在共同富裕中而喪失。如果以市場經濟的名義，拒絕共同富裕，這不僅僅是對市場經濟的誤解濫用，而且是捍衛惡的成果。好的東西，人們如何都不會拋棄，至少可以打折的存在下來。而只有壞的東西，才會裹挾所有美好的名義，來鞏固自己的邪惡，並且欺凌美好的東西。反對共同富裕，不外乎替自私的，放棄責任的權貴進一步解除人類文明底線以下的負擔，看家狗而已。

文革的打擊，擱資本主義尾巴，都沒打掉發財致富的慾望和企業家精神，那麼不要害怕，共同富裕會造成這二者的喪失。發財致富的慾望是天生的，閹割不掉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而企業家精神也一樣。

過去幾十年鼓吹發財致富的慾望和企業家精神，已經走過頭。發財致富的慾望和企業家精神，是一種自然的東西，只有當受到極權的壓抑，鼓吹才是正當的，這是一種解放。可是如今已經非常過頭，而且也與極權融為一家人，這時候就不能陷入在過去受極權壓抑的記憶裡。這時候再鼓吹，就是在殺人放火。

企業家的個人發財致富的慾望，可以作為一種燃料，但是絕對不能作為目標。我們可以輕易的發現，在鼓吹和啟蒙中，本來是作為解放的因素和燃料的，被轉變為人生目標。這時候勞資關係就變為不可調和的，這時候貧富內戰就出現了，敵我之分就出現了。可以說經濟啟蒙運動和極權的一次配合，就一夜醒來回到解放前。

除非與極權能夠分離，並且趨於良好，否則，我贊同遏制個人發財致富的慾望。這時候，必須興起市場經濟的國家倫理，恢復實業救國精神。企業家搞實業，並不是在太空中搞的，而是在一個結構扭曲，民眾總是被犧牲的政治結構中，國家剝削的結構搞的。毫無疑問，即使按照改革派的闡述來看，在沒有政改之前，企業家搞實業，是對國家剝削的參與和分享。這是改革三十年實然的層面，還有一個層面是應然的。那就是從改革的總體社會契約來看，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為了共同富裕。也就是說，企業家搞實業，激發發財致富的慾望，是為了整個中國，而不單純為了自己。這就是實業救國精神。過去民國的實業救國精神，並沒有在改革總體契約斷裂，而是延續，而今天卻被發財慾望澆滅了。

回歸到這層國家倫理，回到搞市場經濟的本來面目，就會發現共同富裕正是搞市場經濟的應有之義，而吸血鬼權貴"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是用市場經濟的名義搞死市場經濟，是對市場經濟的歪曲。與貪污腐敗一樣，都是用人民的名義搞人民。

讓單純掙錢成為人生目標，而且是掠奪型掙錢成為人生的目的。那麼中國改革三十年，真相上夜幕下的綠林江湖，土匪掠奪的歷史。穿上西裝革履，手上拿著法律的強盜，比手上拿槍的強盜，更無從躲避。

來一個平權法，實現共同富裕，再來重建平等競爭的起點，這是當代的使命。維權時代的經濟發展，在共享中再次發展。分享的時候，是短暫的痛苦，決不阻礙，也不會不變為革命。不分享反而變為革命。我認為，改革三十年中，一直由民眾來承受的改革陣痛，應該轉由權貴承受。而且請記住，而民眾微薄的財產來承受，這些與他的身體密切關係，也就是其生產生活資料。

由民眾來承受的改革陣痛，是邪惡的，不正義的，應該清算的。而由權貴承受的，僅僅與其放縱的，罪惡的奢侈有關，並不影響其生活生命。所以由權貴承受的，是極為正當的。當然現實與道義相反，讓由民眾來承受，無比容易，讓由權貴承受，無比艱難。

即使回到改革原初方案，改革改到今天，就剩下一個既得利益特權集團，需要攻堅。這時候的辦法，改革派給出的，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就兩種，一種是給與權貴講理，曉之大義，促進改變。另外一種是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既然90年代推到改革的是權力的資本化，那麼不惜一切代價，再掏血本賄買。沒有政治對抗，沒有拳頭，權貴白眼都不會給你一個。看起來比較有效的，是第二種，而第二種絕對是中國的剖腹自殺。

以改革意識形態的名字，展開的一切，只會有利於權貴，造成民眾反對。所以必須讓改革死，在維權的時代裡，包裹在維權運動中展開改革遺囑。必須進入維權時代的邏輯，終結改革，才能理順改革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依此拯救改革的理想。只有在維權時代的邏輯裡，才能扭轉現實與道義相反，讓權貴承受"陣痛"。

避免偉大政治目標的失蹤

敵對肯定意味著敵我之間發生關係，這種關係有沒有可能在特定階段，有一定交叉的公共利益。我一直想的問題是，兩種敵我分化之間，一種共同體的內戰的敵我之間，有沒有共同利益。例如對左右之爭之上有沒有公共利益。另外一種是外戰。施密特說，因為你是我敵人，而成為我的兄弟。實際上敵我之間，即使敵對總體性到了最極端的狀態，那也是這樣一個共同體︰在命運的裁決之下。

然而內戰中最薄的共同利益，依賴於一種憲政均衡，也就是對貴族權貴進行壓制。英國的貴族制度，之所以可以很好的領導英國人民，是因為一開始13世紀被王權壓制，被迫學習政治、參與政治，獲得政治經驗。到了19世紀，又被壓迫，實行濟民法，也就承擔對民眾的社會責任。也就是說英國貴族之所以成為全球典範，也是被迫的。如果單純美化貴族，給予特權，而不是加在其項背上重壓，那麼英國貴族與法國貴族一樣貪婪，無恥墮落。英國伯克津津樂道的憲政均衡，取決於壓制貴族權貴，這樣造成王權、貴族和人民之間的共和，互相牽制，互相抵抗。

所以在民眾為中華民族崛起過程中，做出巨大犧牲之後，應該輪到權貴了，應該強迫權貴承受改革成本，如果去打戰，應該讓權貴子弟站在前頭。以色列的軍事法規規定，軍官必須帶領士兵衝在前面，其軍官的犧牲率是30%，比士兵高多了。

所以當民族生存危機緊迫時，從大部分國民來說，確實應該憲政愛國主義，暫時屈權利而去成就主權。對內的權利、民主服務於對外。戰爭中，沒有財產權，甚至人身權利都沒有，每一個公民都是士兵。可是必須強調，這僅僅是暫時，而不能把戰時狀態永恆化，不斷製造例外狀態出來。 當民族生存危機不是首要問題時，就必須主權服務於人權，對內為主，對外為輔。而且對外必須服務於對內。例如大國崛起應該是民主共和式崛起。

民族主義本來就有一個自由平等的內涵。民族國家相當於一個兄弟朋友共同體。同等的人是平等；不平等的人，是不平等的。當初從清末救亡開始說，為了民族生存，對權利作出一些克制，到了現在，應該恢復了。如果說在救亡要犧牲權利，那麼崛起必須是共和式崛起，如果崛起還要犧牲權利，那麼下降的時候，那更要犧牲權利。整個循環，終極目的消失了。

所以在這樣的"小時代"裡，我認為，不應該鼓吹犧牲自我，而是應該鼓勵公民不服從和抵抗，這樣才能形成憲政均衡，以及貧富官民共和，再次形成民族國家的同一質，或者兄弟姐妹同志感。在中國電信壟斷亂收費的時候，鼓吹消費愛國，那其實是破壞國家。在中國房價高漲，掠奪財富的時候，鼓吹買房愛國，那其實是賣國。在我看來，沒有"干涉內憂"的鼓吹，就是可恥的。對於和內憂沒有關係的保釣愛國運動，我是不贊成也不反對。

中華崛起的成本，不應該完全被轉嫁到人民頭上，應該輪到權貴來流血犧牲了。

（陳永苗︰北京後改革研究所）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