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的潛台詞就是共匪偉大。言外之意，就是十幾億中國人必須感恩，因為中國人口過剩，中國人是個龐大的負擔，中國人是毫無用處，可是還要天天吃飯。共產匪類們又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所以儘管每天耗費著大量的柴、米、油、鹽，也要勉為其難的養活這一大群的"廢物"。
江澤民曾經在美國對全世界的媒體說，中國人的素質差。換句話說就是共產匪類們要養活著龐大的、過剩的、素質差的廢物們。由此，江澤民就發明瞭令舉世震驚的生存權的新理論。雖然這一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天才的理論"受到了世界猛烈地批判和抨擊，但是土匪就是土匪，視人命如糞土，就是匪性之一。
毛澤東曾經對印度的總理尼赫魯說，第三次世界大戰要打就在中國打，可以犧牲三億中國人。根據當時的記者們的報導，尼赫魯總理事後對媒體說，他懷疑自己是在同一個不可理喻的瘋子打交道。當時，中國大陸地區的人口是六億，毛澤東要為民做主，上下嘴皮一動，三億條生命是隨時可以煙消雲散。如此的氣魄，尼赫魯當然是比不上了，他是個民選的總統，在他的任期之內，平白無故的損失一條生命，他都會被國民們問責的。
江澤民乃不學無術之輩，他的話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空前絕後的話。但在共匪團夥內部，江澤民卻成為了繼往開來的人物，他是繼毛澤東之往，開了共匪將軍朱成虎之來，朱成虎在香港對記者們說，不惜將西安以東全部領土被美國炸成焦土，也要與美國打成一場核大戰。
這個氣魄比毛澤東又大多了。大半壁的江山，近十億中國人的生命，全部的是灰飛煙盡，如此看來，共黨匪幫內部是一脈承傳。從毛澤東到胡錦濤，草菅人命，視國民百姓的生命如糞土的基本理論是絲毫沒有變。中國人為了什麼要被共匪們做主，多少個億的去死人？答案就是共匪們的話，人口過剩，龐大的人口負擔，是共黨匪類們耗費的錢糧養活著的素質極差的廢物們。換句話說，那就是餓死一個少一個，一個一個的死，共匪們都嫌慢，巴不得是三個億或者是十個億的整群、整體的快去死。
我們不妨回想一下，毛澤東當政的二十七年，大大小小運動二十次，哪次運動不是幾百萬、幾千萬的死人。三年半的大飢荒活活餓死了五、六千萬人。在毛澤東的五本"巨著"中、在鄧小平的理論中、江澤民的理論中和胡錦濤的理論中，以及匪黨的黨史、黨綱中，可曾有過一個字，提到這五、六千萬"餓死鬼"的，可曾有一個共黨的匪首，承擔這五、六千萬餓死冤魂的責任的。
毛皇帝是既不下罪己招，又不找一個替罪羊，文武百官是個個裝聾作啞，沒有罪責、沒有說明、沒有解釋、更沒有個交待，如同這五、六千萬生命從來就不存在一樣，而事實上也正是如此。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匪首之一的彭真在天安門城樓上大聲地宣布：沒有餓死一個人。
這就足以說明瞭五、六千萬條的神聖高貴的中國人的生命，在共匪的眼睛里根本就不是個事兒，沒有把中國人餓得亡了國、滅了種，就是共匪們的皇恩浩蕩。可是，共產匪類們當政六十年，除去了塗炭山河，荼毒生命之外，又何嘗於國於民有過恩吶，一個簡單的事實就能說明這一點。共黨的話語永遠是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問題是這一小撮究竟是多少。
在一九五零年的所謂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中，從現在已被曝光出來的，當時的共匪文件上，我們已經知道了，毛澤東是三令五申，要按照人口比例槍斃百分之七，一些省和市，槍斃的比例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毛澤東就下文件批評是膽子不夠大，沒有放開，必須達到比例等等，甚至指示一些城市，還要再殺幾千人，就基本上差不多了。
究竟在鎮反運動中有多少人被殺，至今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三十多年前估計的數字是五、六百萬人，後來上升到了一千多萬人，前幾年更有人估算，被殺人數應在兩千萬人以上。兩千萬就是共匪眼中的一小撮。在以後的整人運動中，毛澤東又多次說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大多數，打擊百分之五的一小撮。
二十餘次的大大小小運動，那就是二十餘次的百分之五的人被整；二十個百分之五，那就是百分之百，也就是說，百分之百的國人民眾們都被當作過一小撮而整治過。這就是本人曾經在十幾年前的文章中就公開的提出過這個問題。當時的原話是：現今生活在大陸上的中國人，究竟能有幾個人，能夠站起來說，自己的家庭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之間，沒有遭受過共黨的荼毒和殘害的。
現在我敢說，即便是前三十年僥倖沒有被殘害過的人和家庭，在這後三十年的所謂改革和開放之中，也是不能倖免的，而且這後三十年，共匪是公開貪腐，公開的殺人搶劫，已經不是劃定在百分之五，或者是百分之七的一小撮人身上了，而是在整個大陸地區的每個角落、每個家庭、每個人而來的。
如果說共匪的前三十年的統治大陸地區的民眾們，受到的是第一茬苦和第一茬兒罪的話，那麼這後三十年的所謂改革開放，就是大陸地區民眾們所受到的第二茬兒苦和第二茬兒罪。以一九四七年的土改運動為例，當時鄉村的兩千多萬有房產和田產的鄉紳們，被共匪以打倒土豪劣紳、惡霸地主為名，究竟打死了多少人，最早的說法是兩百萬，後來說是死了四、五百萬。根據對華北、華中、西南三大地區十多個省的初步調查，估算大約有近千萬名的地主、富農們喪命於土改運動之中。
他們的房地產和浮財被其他的農民們分走了，如果說殺了地主富了三億農民的話，共黨匪類們至少在當時，還能得到農民的擁護和支持。但是一次合作化的運動，不但把農民分到手的地主、富農的財產充了公，連農民原有的房、地產、生產資料也被充了公，人民公社實質上是個集中營，全體的農民就變成了農奴，這是前三十年。
而這後三十年，共匪開始了扒房圈地、課捐雜稅，逼迫著農民在家鄉是無以為生，只得進到城鎮去作奴工。無福利待遇、低收入、無勞保，不但要忍受歧視，還時常拿不到工資，這是不是等於前三十年吃了共匪們的第一茬兒苦，受了共匪們的第二茬兒罪。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可是在共匪制下，三十年河東是吃苦受罪，這三十年河西，人民是吃二茬苦，受的是二茬兒罪。
只要共匪還在大陸地區，哪怕再等上三十年河北，三十年河南，人們也只能是吃三茬兒苦，受四茬兒罪，不把中國人折騰的亡國滅種，共產匪類們是絕不罷休的。巴望著土匪們有朝一日能夠"金盆洗手"，巴望著匪類們能夠恢復人性善待百姓，那才是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
沒有自律性的人才去做土匪、強盜、地痞和流氓。法律又是土匪們訂的，所以法律的他律性對土匪們是絲毫不起作用的。再加上匪類的政治體制之中，又沒有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這套機制，由此三點我就可以斷定，共匪就永遠只能是共匪了。
在以前的評論中，我曾經提到過一位與胡錦濤是清華大學同學的先生，這位先生祖籍安徽，祖上世代務農，在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末，農家子弟考上了清華大學，那是何等驚天動地的大喜事啊！到了北京，他一頭紮在學習當中。
有一天他突然感到心驚肉跳，因為他十個月的時間沒有收到家信。他立即回到了他的老家，結果發現了他的父親、母親和妹妹全都活活的餓死了。他成了這四口人之家中唯一活著的人了。他也曾盼望著共匪能對餓死的民眾給個交待、有個說法，巴望著共匪們是天良發現，他也可以去討個說法，最後他絕望了，這位朋友開始了他自己的行動。
從他祖居的村子所在的鄉、縣開始，每年利用休假就回去走鄉串戶，挨門挨戶的去調查大飢荒中餓死的每一個人的姓名、人數和絕戶的數字。二、三十年堅持不懈的調查，把周圍相鄰的縣，相鄰的地區，橫跨河南和江蘇，年復一年的調查，在他的調查手記之中，已經記錄了幾十萬個被餓死的人的名字。
這位先生這麼做究竟是為了什麼呢？他講的很清楚，大飢荒是共產黨一手造成的一段災難的歷史。幾千萬人餓死不讓說是不行的，誰該對這幾千萬條生命負責？罪魁禍首是誰？早晚有一天人民是要追究責任的，並且要求賠償。我現在這樣做，就是為了不忘歷史，還原歷史真相，準備將來清算。
這就是道義良知人士的形象，是人性的永恆的光輝。我永遠堅信，中國人再多，但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個高貴的精神生命體，都享有與生俱來的權利，都在創造著歷史，更是在創造著未來。沒有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政權、任何一種主義可以殘害一條高貴的生命，殺人就必須償命、欠債就必須還錢，這是一條永恆的真理。
政權殺人是政權犯罪，參與密謀、策劃和執行的官員們、公務員們都是殺人犯，奉命開槍殺人的軍警也同樣是殺人犯，絕對不能以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為藉口逃避懲罰。軍警是國家的公器，效忠的是國家，軍警必須保持政治中立的立場，對於屠殺、鎮壓國人的命令，對於搶劫國產和民產的命令，對於賣國和喪權辱國的命令，就必須堅決抵制，拒不執行，否則就和山寨中的土匪嘍囉們毫無不同之處了。軍隊、警察和土匪的唯一分界線，那就是軍隊有軍魂；警察有警魂；而土匪是無靈魂的獸類。
正是因為大陸地區的軍警不是國家的公器，而是共匪政權的打手和家丁。所以六十年來，這些打手、家丁們也在共產匪黨們的威脅和命令之下，對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這些罪犯的名字，將被仇家和苦主們記住，直到有一天把他們送上審判臺。在中國大陸地區，民間的反思運動，早在文化革命期間就已經悄悄的展開了。從對文革的反思，進而深入到文革前十七年的反思，到了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這種反思運動成為了思想解放運動。
黔驢技窮的共匪團夥冒天下之大不韙，頻頻以屠殺、鎮壓的手段來對付日益高漲的民憤，非但沒有達到共匪們穩定與和諧的目的，反而不斷的激化和尖銳了社會的矛盾。從抗暴維權的聲勢一波高過一波的情形來看，中國大陸的社會狀態早已是朝野分裂和相互對抗的形勢了。
全民大起義，驅逐共匪的行動隨時可能發生，為了清算共匪的罪行，為了對在共匪政權下喪生的億萬條的無辜生命申冤雪恥，就要從每個人自己做起，聯合志同道合的其他人，對共匪歷次的所謂政治運動，成立聯合的真相調查委員會。其責任那就是查清歷史的真相，理清責任，為在歷次政治運動和事件中的受害人及其家屬伸張正義、恢復名譽，給與國家的賠償，這是必不可少，而且早晚要做的事情，那就晚做不如早作了，使無辜冤死者的靈魂早升天界。
今年是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布的六十年；西藏人的抗暴五十週年；大飢荒的五十週年；北京西單牆民主運動三十週年；八九年拉薩大屠殺和北京天安門大屠殺二十週年；共匪政權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十週年；共匪殘暴迫害法輪功十週年；二零零八年西藏大屠殺一週年。
在經歷了六十年的人權災難和艱難曲折的抗爭歷程之後，覺醒了的中國人清楚的認識到，自由、平等和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憲政、共和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剝離了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的政治架構，任何的所謂現代化、盛世和強大都是剝奪人的權利、腐蝕人性、摧毀人的尊嚴，否定人類道德的災難，這應當是有目共睹的現實。
在世界的範圍內，黨制、人制的集權專制制度，也已經是日薄西山、朝不保夕了。公民就是國家的主人，公民應該成為真正的國家主人，已經成為了世人的共識。作為中國人也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我深切的希望每一個經歷了六十年黨權至上的血腥、殘暴、黑暗統治的中國人，絕對不讓任何的政權、意識形態、主義和個人來為民做主，或者是替民作主。
作為公民，第一要有權利，第二要有責任感。每個公民人手一票，用我們的權利去選舉出一個真正的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實現自由平等、躬行法治、光大文化、建設文明。中共專制集權主義的統治，該是壽終正寢的時候了，現在該是中國人走向憲政、民主、共和、共治的新時代的時候了。
現在共匪的所謂這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經使最大多數的國人民眾們吃盡了共匪們的二茬苦，受盡了共匪們的二茬罪，國人民眾在愁上加愁，恨上加恨的情形下，為共匪犯下的一個又一個的罪行，為社會的公正，為全民的利益，爆發了令共匪們應接不暇的抗暴維權的鬥爭，民間喊出了打倒共黨驅逐共匪的怒吼。
在全民大起義，全民剿匪的關鍵時刻，同胞們不應該再沉默了，為了自己、為了兒孫後代，即便是在共產匪類的逼迫下的沉默，也應該是抗爭性的沉默，以沉默來表示不迎合共匪的意願，不去做有利於共匪的事情，不與共匪們合作的態度和立場。但是在其他的情形下，沉默又往往被人們誤認為有另一層的意思，那就是對共匪的支持。
為了不讓共匪政權抱有任何的幻想，粉碎共匪政權宣稱的有七千萬黨徒、和百分之多少多少民眾的支持這種虛假的謊言。大家就要說話，六十年來共匪團夥控制了全部的話語權，他們說的太多了，人們也聽煩了，現在該是民眾百姓們說話的時候了。
對自己的家人，對子女，對親朋好友們說說共匪團夥這六十年來的醜行和罪惡；說說共匪們荒唐、下作、無賴之舉動；說說歷次政治運動的無人性的野蠻和殘暴；說說共匪們的謊話連篇、好話說盡、壞事做絕；說說自己家庭、家族的前輩親人們如何被匪類們殘害，家產又是如何被匪類們搶走、騙走的，至少也要算算被搶走、騙走的財產有多少，當時的市值是多少，現在的市值又值多少？也好將來要求賠償。
共匪六十年從來沒有施恩於民，所以在匪巢即將崩潰之前，千萬不要做出試圖為共匪辯解、為共匪打圓場、找台階的事情來。古人說，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助惡、護惡也是罪惡，反惡、除惡就是善行，哪怕行善不是為了自己得果報，至少也給自己的兒孫後代們積了福德。忠告那些個黨軍、黨警、黨徒、黨奴們，千萬不要助匪為虐，犯下罪惡的趕快金盆洗手，反思懺悔，以善舉以補過，否則你們的名字，會被民眾們永遠記住，遲早是會被送上法庭審判臺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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