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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中共的日子到了

2009-08-06 23:35 作者:蘇明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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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大陸有十六億人口,而且人口仍在高速增長之中,可是國土面積卻還在被共黨匪類們不斷的出賣之中。人口增長,國土減少,於是共匪在三十多年前就創造出了一個新的詞句,叫做"人口過剩"。繼而又在"人口過剩"的基調上,又說出了"龐大的人口負擔"這句話,接下來,就是共匪養活了十幾億中國人的潛台詞。言外之意,就是沒有共產匪類們的領和導,這十幾億人都將餓死無疑。

這裡的潛台詞就是共匪偉大。言外之意,就是十幾億中國人必須感恩,因為中國人口過剩,中國人是個龐大的負擔,中國人是毫無用處,可是還要天天吃飯。共產匪類們又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所以儘管每天耗費著大量的柴、米、油、鹽,也要勉為其難的養活這一大群的"廢物"。

江澤民曾經在美國對全世界的媒體說,中國人的素質差。換句話說就是共產匪類們要養活著龐大的、過剩的、素質差的廢物們。由此,江澤民就發明瞭令舉世震驚的生存權的新理論。雖然這一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天才的理論"受到了世界猛烈地批判和抨擊,但是土匪就是土匪,視人命如糞土,就是匪性之一。

毛澤東曾經對印度的總理尼赫魯說,第三次世界大戰要打就在中國打,可以犧牲三億中國人。根據當時的記者們的報導,尼赫魯總理事後對媒體說,他懷疑自己是在同一個不可理喻的瘋子打交道。當時,中國大陸地區的人口是六億,毛澤東要為民做主,上下嘴皮一動,三億條生命是隨時可以煙消雲散。如此的氣魄,尼赫魯當然是比不上了,他是個民選的總統,在他的任期之內,平白無故的損失一條生命,他都會被國民們問責的。

江澤民乃不學無術之輩,他的話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空前絕後的話。但在共匪團夥內部,江澤民卻成為了繼往開來的人物,他是繼毛澤東之往,開了共匪將軍朱成虎之來,朱成虎在香港對記者們說,不惜將西安以東全部領土被美國炸成焦土,也要與美國打成一場核大戰。

這個氣魄比毛澤東又大多了。大半壁的江山,近十億中國人的生命,全部的是灰飛煙盡,如此看來,共黨匪幫內部是一脈承傳。從毛澤東到胡錦濤,草菅人命,視國民百姓的生命如糞土的基本理論是絲毫沒有變。中國人為了什麼要被共匪們做主,多少個億的去死人?答案就是共匪們的話,人口過剩,龐大的人口負擔,是共黨匪類們耗費的錢糧養活著的素質極差的廢物們。換句話說,那就是餓死一個少一個,一個一個的死,共匪們都嫌慢,巴不得是三個億或者是十個億的整群、整體的快去死。

我們不妨回想一下,毛澤東當政的二十七年,大大小小運動二十次,哪次運動不是幾百萬、幾千萬的死人。三年半的大飢荒活活餓死了五、六千萬人。在毛澤東的五本"巨著"中、在鄧小平的理論中、江澤民的理論中和胡錦濤的理論中,以及匪黨的黨史、黨綱中,可曾有過一個字,提到這五、六千萬"餓死鬼"的,可曾有一個共黨的匪首,承擔這五、六千萬餓死冤魂的責任的。

毛皇帝是既不下罪己招,又不找一個替罪羊,文武百官是個個裝聾作啞,沒有罪責、沒有說明、沒有解釋、更沒有個交待,如同這五、六千萬生命從來就不存在一樣,而事實上也正是如此。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匪首之一的彭真在天安門城樓上大聲地宣布:沒有餓死一個人。

這就足以說明瞭五、六千萬條的神聖高貴的中國人的生命,在共匪的眼睛里根本就不是個事兒,沒有把中國人餓得亡了國、滅了種,就是共匪們的皇恩浩蕩。可是,共產匪類們當政六十年,除去了塗炭山河,荼毒生命之外,又何嘗於國於民有過恩吶,一個簡單的事實就能說明這一點。共黨的話語永遠是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問題是這一小撮究竟是多少。

在一九五零年的所謂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中,從現在已被曝光出來的,當時的共匪文件上,我們已經知道了,毛澤東是三令五申,要按照人口比例槍斃百分之七,一些省和市,槍斃的比例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毛澤東就下文件批評是膽子不夠大,沒有放開,必須達到比例等等,甚至指示一些城市,還要再殺幾千人,就基本上差不多了。

究竟在鎮反運動中有多少人被殺,至今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三十多年前估計的數字是五、六百萬人,後來上升到了一千多萬人,前幾年更有人估算,被殺人數應在兩千萬人以上。兩千萬就是共匪眼中的一小撮。在以後的整人運動中,毛澤東又多次說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大多數,打擊百分之五的一小撮。

二十餘次的大大小小運動,那就是二十餘次的百分之五的人被整;二十個百分之五,那就是百分之百,也就是說,百分之百的國人民眾們都被當作過一小撮而整治過。這就是本人曾經在十幾年前的文章中就公開的提出過這個問題。當時的原話是:現今生活在大陸上的中國人,究竟能有幾個人,能夠站起來說,自己的家庭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之間,沒有遭受過共黨的荼毒和殘害的。

現在我敢說,即便是前三十年僥倖沒有被殘害過的人和家庭,在這後三十年的所謂改革和開放之中,也是不能倖免的,而且這後三十年,共匪是公開貪腐,公開的殺人搶劫,已經不是劃定在百分之五,或者是百分之七的一小撮人身上了,而是在整個大陸地區的每個角落、每個家庭、每個人而來的。

如果說共匪的前三十年的統治大陸地區的民眾們,受到的是第一茬苦和第一茬兒罪的話,那麼這後三十年的所謂改革開放,就是大陸地區民眾們所受到的第二茬兒苦和第二茬兒罪。以一九四七年的土改運動為例,當時鄉村的兩千多萬有房產和田產的鄉紳們,被共匪以打倒土豪劣紳、惡霸地主為名,究竟打死了多少人,最早的說法是兩百萬,後來說是死了四、五百萬。根據對華北、華中、西南三大地區十多個省的初步調查,估算大約有近千萬名的地主、富農們喪命於土改運動之中。

他們的房地產和浮財被其他的農民們分走了,如果說殺了地主富了三億農民的話,共黨匪類們至少在當時,還能得到農民的擁護和支持。但是一次合作化的運動,不但把農民分到手的地主、富農的財產充了公,連農民原有的房、地產、生產資料也被充了公,人民公社實質上是個集中營,全體的農民就變成了農奴,這是前三十年。

而這後三十年,共匪開始了扒房圈地、課捐雜稅,逼迫著農民在家鄉是無以為生,只得進到城鎮去作奴工。無福利待遇、低收入、無勞保,不但要忍受歧視,還時常拿不到工資,這是不是等於前三十年吃了共匪們的第一茬兒苦,受了共匪們的第二茬兒罪。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可是在共匪制下,三十年河東是吃苦受罪,這三十年河西,人民是吃二茬苦,受的是二茬兒罪。

只要共匪還在大陸地區,哪怕再等上三十年河北,三十年河南,人們也只能是吃三茬兒苦,受四茬兒罪,不把中國人折騰的亡國滅種,共產匪類們是絕不罷休的。巴望著土匪們有朝一日能夠"金盆洗手",巴望著匪類們能夠恢復人性善待百姓,那才是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

沒有自律性的人才去做土匪、強盜、地痞和流氓。法律又是土匪們訂的,所以法律的他律性對土匪們是絲毫不起作用的。再加上匪類的政治體制之中,又沒有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這套機制,由此三點我就可以斷定,共匪就永遠只能是共匪了。

在以前的評論中,我曾經提到過一位與胡錦濤是清華大學同學的先生,這位先生祖籍安徽,祖上世代務農,在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末,農家子弟考上了清華大學,那是何等驚天動地的大喜事啊!到了北京,他一頭紮在學習當中。

有一天他突然感到心驚肉跳,因為他十個月的時間沒有收到家信。他立即回到了他的老家,結果發現了他的父親、母親和妹妹全都活活的餓死了。他成了這四口人之家中唯一活著的人了。他也曾盼望著共匪能對餓死的民眾給個交待、有個說法,巴望著共匪們是天良發現,他也可以去討個說法,最後他絕望了,這位朋友開始了他自己的行動。

從他祖居的村子所在的鄉、縣開始,每年利用休假就回去走鄉串戶,挨門挨戶的去調查大飢荒中餓死的每一個人的姓名、人數和絕戶的數字。二、三十年堅持不懈的調查,把周圍相鄰的縣,相鄰的地區,橫跨河南和江蘇,年復一年的調查,在他的調查手記之中,已經記錄了幾十萬個被餓死的人的名字。

這位先生這麼做究竟是為了什麼呢?他講的很清楚,大飢荒是共產黨一手造成的一段災難的歷史。幾千萬人餓死不讓說是不行的,誰該對這幾千萬條生命負責?罪魁禍首是誰?早晚有一天人民是要追究責任的,並且要求賠償。我現在這樣做,就是為了不忘歷史,還原歷史真相,準備將來清算

這就是道義良知人士的形象,是人性的永恆的光輝。我永遠堅信,中國人再多,但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個高貴的精神生命體,都享有與生俱來的權利,都在創造著歷史,更是在創造著未來。沒有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政權、任何一種主義可以殘害一條高貴的生命,殺人就必須償命、欠債就必須還錢,這是一條永恆的真理。

政權殺人是政權犯罪,參與密謀、策劃和執行的官員們、公務員們都是殺人犯,奉命開槍殺人的軍警也同樣是殺人犯,絕對不能以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為藉口逃避懲罰。軍警是國家的公器,效忠的是國家,軍警必須保持政治中立的立場,對於屠殺、鎮壓國人的命令,對於搶劫國產和民產的命令,對於賣國和喪權辱國的命令,就必須堅決抵制,拒不執行,否則就和山寨中的土匪嘍囉們毫無不同之處了。軍隊、警察和土匪的唯一分界線,那就是軍隊有軍魂;警察有警魂;而土匪是無靈魂的獸類。

正是因為大陸地區的軍警不是國家的公器,而是共匪政權的打手和家丁。所以六十年來,這些打手、家丁們也在共產匪黨們的威脅和命令之下,對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這些罪犯的名字,將被仇家和苦主們記住,直到有一天把他們送上審判臺。在中國大陸地區,民間的反思運動,早在文化革命期間就已經悄悄的展開了。從對文革的反思,進而深入到文革前十七年的反思,到了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這種反思運動成為了思想解放運動。

黔驢技窮的共匪團夥冒天下之大不韙,頻頻以屠殺、鎮壓的手段來對付日益高漲的民憤,非但沒有達到共匪們穩定與和諧的目的,反而不斷的激化和尖銳了社會的矛盾。從抗暴維權的聲勢一波高過一波的情形來看,中國大陸的社會狀態早已是朝野分裂和相互對抗的形勢了。

全民大起義,驅逐共匪的行動隨時可能發生,為了清算共匪的罪行,為了對在共匪政權下喪生的億萬條的無辜生命申冤雪恥,就要從每個人自己做起,聯合志同道合的其他人,對共匪歷次的所謂政治運動,成立聯合的真相調查委員會。其責任那就是查清歷史的真相,理清責任,為在歷次政治運動和事件中的受害人及其家屬伸張正義、恢復名譽,給與國家的賠償,這是必不可少,而且早晚要做的事情,那就晚做不如早作了,使無辜冤死者的靈魂早升天界。

今年是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布的六十年;西藏人的抗暴五十週年;大飢荒的五十週年;北京西單牆民主運動三十週年;八九年拉薩大屠殺和北京天安門大屠殺二十週年;共匪政權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十週年;共匪殘暴迫害法輪功十週年;二零零八年西藏大屠殺一週年。

在經歷了六十年的人權災難和艱難曲折的抗爭歷程之後,覺醒了的中國人清楚的認識到,自由、平等和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憲政、共和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剝離了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的政治架構,任何的所謂現代化、盛世和強大都是剝奪人的權利、腐蝕人性、摧毀人的尊嚴,否定人類道德的災難,這應當是有目共睹的現實。

在世界的範圍內,黨制、人制的集權專制制度,也已經是日薄西山、朝不保夕了。公民就是國家的主人,公民應該成為真正的國家主人,已經成為了世人的共識。作為中國人也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我深切的希望每一個經歷了六十年黨權至上的血腥、殘暴、黑暗統治的中國人,絕對不讓任何的政權、意識形態、主義和個人來為民做主,或者是替民作主。

作為公民,第一要有權利,第二要有責任感。每個公民人手一票,用我們的權利去選舉出一個真正的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實現自由平等、躬行法治、光大文化、建設文明。中共專制集權主義的統治,該是壽終正寢的時候了,現在該是中國人走向憲政、民主、共和、共治的新時代的時候了。

現在共匪的所謂這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經使最大多數的國人民眾們吃盡了共匪們的二茬苦,受盡了共匪們的二茬罪,國人民眾在愁上加愁,恨上加恨的情形下,為共匪犯下的一個又一個的罪行,為社會的公正,為全民的利益,爆發了令共匪們應接不暇的抗暴維權的鬥爭,民間喊出了打倒共黨驅逐共匪的怒吼。

在全民大起義,全民剿匪的關鍵時刻,同胞們不應該再沉默了,為了自己、為了兒孫後代,即便是在共產匪類的逼迫下的沉默,也應該是抗爭性的沉默,以沉默來表示不迎合共匪的意願,不去做有利於共匪的事情,不與共匪們合作的態度和立場。但是在其他的情形下,沉默又往往被人們誤認為有另一層的意思,那就是對共匪的支持。

為了不讓共匪政權抱有任何的幻想,粉碎共匪政權宣稱的有七千萬黨徒、和百分之多少多少民眾的支持這種虛假的謊言。大家就要說話,六十年來共匪團夥控制了全部的話語權,他們說的太多了,人們也聽煩了,現在該是民眾百姓們說話的時候了。

對自己的家人,對子女,對親朋好友們說說共匪團夥這六十年來的醜行和罪惡;說說共匪們荒唐、下作、無賴之舉動;說說歷次政治運動的無人性的野蠻和殘暴;說說共匪們的謊話連篇、好話說盡、壞事做絕;說說自己家庭、家族的前輩親人們如何被匪類們殘害,家產又是如何被匪類們搶走、騙走的,至少也要算算被搶走、騙走的財產有多少,當時的市值是多少,現在的市值又值多少?也好將來要求賠償。

共匪六十年從來沒有施恩於民,所以在匪巢即將崩潰之前,千萬不要做出試圖為共匪辯解、為共匪打圓場、找台階的事情來。古人說,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助惡、護惡也是罪惡,反惡、除惡就是善行,哪怕行善不是為了自己得果報,至少也給自己的兒孫後代們積了福德。忠告那些個黨軍、黨警、黨徒、黨奴們,千萬不要助匪為虐,犯下罪惡的趕快金盆洗手,反思懺悔,以善舉以補過,否則你們的名字,會被民眾們永遠記住,遲早是會被送上法庭審判臺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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