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淚:第八章 餓 莩，1960-61(1)

2009-07-19 19:10 作者:巫寧坤 1960年10月26日，我們一行三丶四百名右派教養分子，由武裝公安部隊押送，搭乘"專列"抵達茶澱，這是位於天津與唐山之間的一個小站。下火車後，我們背上背著鋪蓋卷兒，手裡提著包裹，列隊步行十八里坑坑窪窪的石子路，前往清河國營農場的三分場，又稱寧河農場。雖然又餓又累，我們卻滿懷希望。我們以為，在這個直轄首都的主要勞改農場，我們一定會得到稍微人道一些的待遇，稍微好一些的伙食。

迎接我們的是田野上一座城堡式的怪物，蜿蜒環繞的灰色牆頂上佈滿了鐵絲網。一群繃著面孔的公安干警把我們領進門去，鐵門兩邊有持槍的士兵把守，槍口裝著明晃晃的刺刀。高處崗樓上的士兵拿著手提機關鎗。進去以後，我們一排排在地上坐好，聽三分場場長做報告。他說這次移監的目的是加速我們的思想改造。他強調嚴守監規的重要性，同時提出嚴重警告："你們任何人膽敢企圖逃跑，必定要受到嚴厲的刑事處分，雖然我們相信任何逃跑的企圖都決不可能得逞。沒有管教幹部帶領，或書面批准，任何人不得外出。警衛人員隨時隨地可對任何企圖逃跑的人犯開槍。你們進門時看到牆頭的鐵絲網了吧？那是通了電的。拿你的血肉去和通電的鐵絲網拼，那是找死。就算你萬一溜了出去，外面有騎馬的警衛每天二十四小時沿著大牆巡邏。他們一瞅見逃跑犯就立即開槍。你們是有文化的人，我相信你們不會幹這種蠢事。但是我得把醜話講在前頭。"

我決沒有逃跑的念頭，但是對於囚禁在這樣一座禁衛森嚴的監獄裡卻感到不可思議。他們不是一再說我們不是犯人嗎？這位場長不是也說我們是不可能企圖逃跑的有文化的人嗎？而我們明明被關在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大監獄的牢房裡。我不禁懷念起興凱湖的勞改營，那裡見不到警衛人員，更不用說裝了刺刀的來復槍了。和這座灰牆環繞的大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個平靜開闊的大湖，每逢歇大禮拜我可在湖邊自由自在地漫步。然而，我也認識到，那種沒有警衛的自由無非是一種假象。那裡沒有必要設置警衛，因為遍佈營地的沼澤比持槍的士兵還致命。"既然你是一名事實上的犯人，"我跟自己說。"那你就不如充分享受無產階級專政下一個犯人的一切待遇，否則你就會被軟化而忘掉嚴酷的現實。"監管越嚴峻，我的心靈就應更自由地翱翔。

每天早晨，我們排著隊，經過虎視眈眈的警衛和他們的刺刀，離開分場大院，前往田野勞改。值日的隊長把出工人數告訴警衛班長，班長一個一個點數人頭放行。傍晚收工返監，班長重新清點人數。政治學習，不如說是批判會，佔用晚上的時間。隊長們一個個都是鐵板面孔，儼然無產階級專政的化身。他們和李隊長毫無相似之處，李隊長完全夠不上這個制度的化身。名為"人民內部矛盾"，現在我過的和感受的卻完全是一個社會主義囚徒的生活。

在移監之前，我已經從《人民日報》報導的字裡行間猜出國家形勢並非大好，但是我無從知道情況壞到什麼地步。我們到達三分場那天，曾經指望吃到一頓一般給新來的人吃的好一點的伙食。不料我們吃到的卻是蘿蔔片和山芋片的清湯。湯裡沒有一個油星子，飯後不用洗碗。有些人吃了山芋很高興，因為東北太冷不種山芋。還有些人說大伙房沒空給我們做一頓好飯，但遲早會吃到的。當天晚飯吃的是同樣的東西，隨後兩天也一樣，而且一天三餐改成了一天兩餐。第四天，清湯裡沒有山芋，增加了蘿蔔葉子。我們覺得肚子總是餓，但是照樣每天下地勞動。

有一天，我們的任務是收割大白菜，裝上卡車運往北京。每一顆大白菜都裝車之後，值日隊長教我們把掉在菜田裡的菜幫子都撿起來。我怯生生地問他："幹什麼用？"他答道："你們明天的伙食。"於是我們把菜幫子都撿起，裝進籮筐，準備送往伙房。隊長喊道："回來。你們為什麼沒把乾菜葉撿起來？"我感到莫名其妙，又問他："幹什麼用？"隊長胸有成竹地說： "你們春天吃。"我的心往下一沉，我的雙手按他說的去做。

食物，或者不如說，缺少食物，成為我們的心病。難友們無止無休地談論他們吃過的好東西，把各色美味佳餚吹得天花亂墜，還煞有介事地交換食譜。他們互相傾訴夜以繼日的飢餓如何煎熬他們的腸胃，又把他們變成老皮厚臉的丶沈迷精神會餐的饕餮。與此同時，伙食越來越壞。到後來，真正的糧食完全不見了，給我們吃的是"代食品"。一般的主食是用代食做的粥或窩頭，用的原料是乾白菜葉和一種用玉米桿的根部磨成的粉，據說其中含有10%的澱粉。我們無從知道這些代食品含有多少養分，但是我們當中馬上就出現了可怕的丶鮮血淋漓的消化道問題。一名年輕的俄語教員，由於長期便秘，差點兒因腸梗阻送了命。

星期日午餐改善伙食，供應蒸山芋乾，每人一斤。我們一班二十多人同吃同住，班長開動腦筋，請一位過去製造精密儀器的行家，就地取材，做了一桿提秤。他用這件精密儀器小心翼翼地把這寶貴食品分成均勻的份額，發給各人。在他運作的過程中，幾十隻眼睛都緊盯著他和他手裡的秤桿，在運作完成以前任何人不得開吃。山芋乾中往往有一些變質的，誰分到誰倒霉。

有一天，我分到的一份裡有好幾片實在無法入口。我一狠心把它們扔在門口一條大家夜間用作小便池的水溝裡。一位難友丶前共產黨員，馬上跳下去，把它們撿了起來。正當他把它們一片一片往嘴裡塞，一名隊長走到他面前，呵斥他說："快扔掉！你不要臉！你還當過黨員哩！"他回答說："但是我餓啊！餓啊！"他繼續咬嚼，直到吃完為止。晚間政治學習，我和他都受到嚴厲批評，我的罪名是浪費社會主義的糧食，那位共產黨員的罪名是醜化社會主義制度。他唯一的回答是： "但是我餓啊！餓啊！"

其它一些飢餓難忍的難友開始搜索新的食品資源。有一位逮到一隻田鼠，他趁隊長不在眼前，撿到兩塊磚和一些乾樹枝，點起火來把它燒熟，狼吞虎嚥吃下肚。還有一位逮到一條蛇，他送到伙房去，讓一個伙夫做成一鍋蛇羹，兩人飽餐了一頓。

我既無想像力又無本領去開發非正統的食品資源，在全中隊是第一個嚴重浮腫病號。我人很消瘦，下肢浮腫，兩腿軟弱無力，下地勞改時常在路上跌倒。我不知道自己臉上是什麼樣子，因為周圍沒有鏡子，但是從戰友們枯槁的面容，我不難想像自己已經面目全非。不久之後，我上了嚴重浮腫病號名單，享受一份"革命人道主義"的食物補助。每天晚飯後，我去伙房領一個用舊報紙糊的口袋裝的麥糠，和一碗豬骨湯，那是用農場養豬場餓死的小豬骨頭做的。我成了難友們羨慕的幸運兒。可惜我的好運為時不長，因為小病豬和麥糠的供應都斷絕了。越來越多的難友的浮腫也越來越嚴重，但是他們來不及分享我短暫的好運了 。

二

雖然黨報和管教幹部都避而不談，即便在與外界隔絕的勞改農場，大家都知道全國正在經受一場空前的大飢荒。我們是從三分場場長的大報告中才領會到情況是如何嚴重的。他首先大談"三面紅旗"，即黨的總路線丶大躍進丶人民公社，如何無比正確，又羅列統計數字證明它們的光輝成就。然後，他把近年來的飢荒完全歸罪於氣候反常丶糧食歉收，和黨的政策沒有任何關係。最後，他宣布，根據上級指示，實行一項符合共產黨一貫的 "革命人道主義"精神的新措施。過去，給勞教分子寄遞食品是嚴格禁止的，因為食品包裹不利于思想改造。眼下，根據新的情況，准許家屬和親戚親自遞送食品，教養分子本人也可寫信要求家人送食品。了不起的新措施！一個政府無力供應人犯最低的口糧，把責任轉嫁給他們的家屬，卻仍舊把他們關在監獄裡從事強迫勞動！

我們班的第一批"革命人道主義"果實是一名中學教師的妻子親自送來的小麥面烙餅。他有滋有味地大吃起來，我們大家又餓又饞的眼睛死盯著他一口一口地咬嚼這種不可思議的美味佳餚。我沒有寫信給怡楷傳遞"革命人道主義"的新信息。她遠在千里之外，度日如年，我不忍再讓她為我的處境憂心。可是眼看人家津津有味地吃著烙餅，我不止是眼饞了。我想到怡楷家裡人就在天津，離我不遠，也許我可以向他們求援吧。求還是不求，這是我在心裏又盤算了一天的問題。有一個政治賤民作為近親已經夠他們受的，我還能讓他們冒政治風險送食品包裹到監獄來嗎？我能忍心讓我那慈愛的岳母為我的處境憂心忡忡嗎？這時候我想起怡楷在我被捕前夕講的話：堅守對生活的信念，不管發生什麼情況。現在我明白了，真正的問題是"活下去還是不活"。面臨生死攸關的掙扎，我拋棄了重重顧慮，向我那些好親戚求救。

1961年元旦後不久，一天上午，我因浮腫惡化沒有出工，隊部通知我去接待室。一進屋子我就看見怡楷的四哥坐在一張椅子上，他旁邊是一名值日的接待員。四哥當初上的是北京輔仁大學生物系，1952年畢業後分配到蘭州生物製品研究所。肅反運動中，他被誣為暗藏的天主教神父，受盡了身心摧殘，以致精神崩潰。1956年冬病人被送回北京，住在我們家，到附近的醫院接受治療，後來還沒痊癒就回天津家中去了。從那以後，我們一直沒見過面。病還沒完全治好，他不能回去上班。謝天謝地，他還可以不辭辛苦來探望他病重的妹丈。接待員站在一邊監視我們的行動。四哥打開他的小手提包，拿出一打煮雞蛋丶一塊煮羊肉丶還有我岳母親手為我做的十個花卷。他又掏出一些咸蘿蔔，接待員出面干涉了："不許收咸菜。對浮腫有害。"四哥立即把咸蘿蔔放回手提包，讓我很失望。他告訴我這些食品都是從黑市用高價買的，但是，只要"革命人道主義"繼續實行，他們就一定想方設法再給我送吃的。這時候接待員心不在焉向外面張望，我飛快地把手伸進他的小提包，一把抓住咸蘿蔔，塞進我的破棉襖口袋。四哥，身高六尺卻膽小怕事，給我的膽大妄為嚇呆了。
"你口袋裡揣著什麼？"我又問他。
"只有兩個窩頭，"他說。
"交給我，快！"我命令他。
"這是我的午飯，"他央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