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雪：屹立不倒的民運人士們

2009-06-17 00:52 作者:盛雪

加拿大有一大批甘心默默無聞、持之以恆、任勞任怨、胸懷寬廣，遇到情況立即出錢出力的民運人士。我常想抽時間寫寫他們，但是一直太忙而沒有如願。今天簡單寫幾個字。

下面一篇文章是星島日報採訪嚴明的報導。嚴明在被處罰了幾年之後，於1992年到加拿大多倫多。嚴明說，當年當局決定放他走人，但是和他談話說：你可以走，但是到了加拿大不能和盛雪來往。他於是到了加拿大就找盛雪，成為這裡每年六四紀念活動的主力。他也是於93年參與多倫多為六四死難者捐助最早的一位。他為人正直仗義，被朋友尊稱為"嚴爺"。當年他的義舉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的一道亮光。細節請看下面的報導。

民陣加拿大主席逸君，80年代已經是一位有建樹的歷史學家。不齒政府開槍鎮壓民運，毅然出國。先到日本，後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項目結束後，2000年移居加拿大。在我的邀請下他參加民陣，當選加拿大主席。回中國遭國安盤問："你出國這麼多年都是在民運邊緣轉，從未介入民運。怎麼一到加拿大就加入民陣，還做了主席？" 逸君回答說："我看盛雪挺不容易的，而且加拿大民運圈一幫朋友人都特別好，我就參加了" 。後來國安威脅他一定要退出民陣，如果不好意思，可以漸漸淡出。不然就關閉他在上海經營的酒吧。逸君決定出讓上海那個賺錢酒吧的所有股權，繼續做一個默默無聞的民運人士。

劉劭夫是79民運的老將，七十年代末就在上海參與民運創辦民刊。他資歷深厚、學識淵博、文筆犀利、口若懸河，是現成的領袖級人物，也加拿大民運的筆桿子和發言人。但是他多年來，始終任勞任怨地做一個民運的老兵。

民陣加拿大理事應大哥，畢業於清華大學，1988年到加拿大留學。我是在六四紀念活動上認識應大哥的，他當時為紀念活動捐款，我開始和他聯繫。多年來，他常年默默捐助中國良心犯、政治犯、六四難屬、希望小學。不久前國內的公民行需要資金，我致電應大哥，他立即允諾捐2百元。這幾年，他每年自費回到安徽家鄉，親自調查60年代初餓死人的共產大飢荒。

翟大哥我也是在六四紀念活動上認識的，他讓十幾歲的女兒捐款給魯德成被我注意到。他07年秋天回國奔喪，自己到北京找到高智晟家，捐助六千人民幣。翟大哥目前負責"十元人道救助計畫"帳目，可謂兢兢業業、一絲不苟。

一然我也是在六四紀念活動現場認識的。當年她在北京長安街，與市民一起在軍隊機槍掃射下保護過學生，在後來的鎮壓中還掩護過學生。一然負責了很長時間的"十元人道捐助計畫"，每筆錢記錄得清清楚楚，每份捐助都親自寫信感謝，捐款記錄表格做得漂漂亮亮。

說說脫爺，脫這個姓很少見，他說自己是三族混血。當年他是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廣場絕食團的學生，63夜裡抱著一個中彈的十幾歲的孩子到醫院，眼看著這個只穿了短褲背心的孩子血流盡了死在醫院的長椅上。從此六四成了他永遠的傷痛。每年六四他都靜靜地絕食一天，每年六四他都是多倫多出主意出力出錢的一員。沒有花環，沒有名聲，只有為自己、為他人、為中國救贖的一顆透明的良心。

劉姐十幾年來已經成為大家口中共同的"劉姐"。從抵達加拿大的第一年起，就成為每年六四紀念活動的主力軍。永遠默默地做著一些非常必要但絕不張揚的事情。永遠笑呵呵的面對民運的孤寂和落寞。

我估計加拿大王丹在一些公開信中的簽名，會被人認為是明星王丹。她96年在中國開始修煉法輪功，2002年參加了民陣。我在2006年寒冷的二月初呼應高智晟，到領事館前絕食，比我小18歲的女孩王丹決定陪著我。

蘇大哥原來在社科院工作，是歷史學家。六四後逃亡，被捕，入獄，再逃亡，92年到加拿大。這段經歷已經寫入他的書《血色中國》。到加拿大後一直做垃圾收集工。2004年因公摔傷，後腦縫了18針，昏迷了九天。他醒來後，醫生說，這簡直是個奇蹟，你竟然醒來了。蘇大哥說：共產黨還沒倒，我還不能走。我是在一次遊行集會上認識蘇大哥的，他推著助行器在遊行。蘇大哥從90年代中就開始默默捐助《中國之春》和《北京之春》。蘇大哥現在算個殘疾人了。他雖然大難不死，但是身體已經嚴重損傷，也不能用電腦。但是他自2006年起，每個星期用筆寫五六千字的評論稿，在希望之聲上廣播。

還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不一一盡述。就是這些有氣節的人，就是這些有情義的事，就是這些守望相助的心，讓我們相互扶持一路走來，並一路走下去。

×××××××××

讓命運交響曲迴響在戒嚴令的肅殺裡

20年前天津廣播電臺文藝臺副臺長 嚴明 不播李鵬講話 播命運交響曲

"聽眾朋友，請記住這一天，世界不會忘記這一天，不會忘記這段情，不會忘記這段事。"89年6月4日那天清晨，天津人民廣播電臺文藝臺的播音員一遍一遍地播出這一句話，和當時中國人幾乎人人會唱的一支歌曲"一剪梅"。

電臺"開天窗"絕無僅有

"那首歌中有一句詞是‘此情常留心間'，播到這一句的時候，直播間裡的同事們全都哭了。六四過後上級追究責任，我們把播出的錄音拿給(廣電)局長聽，他也流淚了。"時任天津廣播電臺文藝臺副臺長的嚴明這樣回憶當時的情形。

在八九六四期間，不僅軍隊出現抗命事件，一向被政府視為"喉舌"的媒體工作者也憤起反抗。在當局宣布戒嚴那天，嚴明所在的天津廣播電臺，發生了中共建政以來絕無僅有的一次"開天窗"事件。

寧可上山打游擊

"5月19日夜間李鵬講話宣布戒嚴之後，我在臺裡接到上級命令，在此之前同情學生的報導可以不予追究，此後必須與中央保持一致。上級命令各臺在5月20日早晨節目中必須轉播李鵬的講話。"

"5 月20日早上共有6名編輯和記者當班，准傋當天早上9點首次直播。大家對戒嚴令氣憤到極點，表示決不願意在自己的節目中播出李鵬的講話。有人建議自己草擬一份聲明在節目中播出，說出作為新聞工作者看到的真相，表達絕不接受戒嚴令的立場。有新畢業的大學生激憤地表示，寧可上山打游擊。"

當時身兼值班臺長的嚴明有直播節目內容的最終決定權。"我對這班兄弟講了兩個原則。第一，只要有我們在，李鵬的講話絕不播出。第二，不能公器私用，以手中的媒體來宣讀個人宣言。當時離直播開始時間已經很近，在與大家商定之後，我最後決定採取折衷的方法，並承擔完全責任。"

上午九點，當全中國的電視、廣播及報紙都在轉播、刊登李鵬戒嚴命令的時候，天津人民廣播電臺發出了播音員不尋常的低沉聲音。"聽眾朋友，今天是1989年5月20日。請您記住這個日子。今天本臺無新聞。"緊接著是悲壯的貝多芬命運交響曲。

"大約45分鐘，播音員重複了三遍，交響樂也播了三遍。當時整個廣電大樓都震驚了。臺長、局長都打電話質問，音樂播到第三遍的時候，連市委宣傳部亦打電話，命令立即停止播出。"

嚴明因為這件事在六四之後受到當局處分。他於1992年離家背國來到加拿大，至今未能再回大陸。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