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歷史見證-六四經歷者張健訪談錄（組圖）

【看中國記者陳成報導】一年復一年，又是一個六月四號，彈指間八九年那個鮮血橫流的初夏已經過去二十年了。二十年後的今天，那殘缺的肢體依然在痙攣作慟；那天安門母親依然在流淌思念的淚滴；那形單的妻子依然在夢中守望；那長大的孩子依然在尋找永失的爹娘；那不屈的頭顱依然面對著鏽垢的鐵窗；那流亡者孤單的背影依然執著堅強；那慘死後的靈魂依然無法安息，而那用鮮血凝結的歷史卻竟然變得褶皺黑黃。

<!--[endif]-->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六四事件二十週年之際。筆者專訪了八九學運經歷者張健先生，請其為當時的歷史鑒證。張健時任天安門學生運動糾察總指揮。六月四日凌晨，當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天安門清場時，他被一位解放軍中校連開三槍。二十年來張健隱姓埋名堅韌地活到今天。八九年時張健僅僅十八歲，今天已年近不惑的張健平靜地追憶著歷史，他的證詞和他右腿上的槍彈，再次將我們帶回到那一段不能忘懷的歷史悲情。

張健當年在天安門廣場擔任糾察隊總隊長的職務

張健：我叫張健，弓長張，「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健。我一九八九年加入了天安門廣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我那時只有十八歲多一 點，我是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生。當時我在北京體校主要練習國術和田徑項目。運動中期天安門廣場指揮部柴玲曾任命我為天安門糾察隊總隊長。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為了保護廣場的學生，維護廣場營地的治安，外圍十幾個隊主要是堵截戒嚴部隊的軍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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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請您講一下有關您腿上的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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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健：我現在右大腿宏骨幹上三分之一處粉碎性骨折。這個腿傷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以後(2：00－2：30)，被由西向東的戒嚴部隊為首的一名中校軍官，他在距離我十米的範圍之內，向我連開三槍把我擊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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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他當時為什麼向你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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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健：當時我們主要的任務﹐是帶領所有的糾察隊員堅守各個路口，全力堵截進攻的戒嚴部隊。六月三日晚我先到崇文門，佈置好此處的糾察隊。當我返回到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有一個糾察隊員告訴我說：我們在西線的學生糾察隊和市民組成的防線已經被戒嚴部隊突破，且死傷慘重，我當時並不完全相信這個說法。於是我親自帶領二三佰人向西面沖跑過去。此時我們已經看到遠方火光，我看到許許多多槍彈飛向天空，當時我們還以為是信號彈，實際上是貨真價實的槍彈。在我們向西衝跑的時候，許多遠距離失效的子彈飛濺到地上。我們是後來才知道這是子彈。那時情況已經危機。我看到退跑下來的群眾和遠遠的戒嚴部隊閃亮的鋼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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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向前衝到五百米左右，也就是新華門向西五百多米的位置時，我們已經看到有戒嚴部隊衝過來。我們又向前衝了一點。看到前面的市民和我們的同學在向後撤退。在兩邊的人行道上，我看到許多市民和學生抬著一個個渾身是血的人。我跑向前去問他們這是怎麼回事，同學們很激動的對我說：他們向我們開槍了，他們在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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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侯戒嚴部隊漸漸的推進到我們附近。我看到他們一邊走，一邊姿意的拿著衝鋒槍到處掃射。我被他們臉上那種若無其事地殺人的表情激怒了。他們把衝鋒槍端在胸前，隨便就這麼一抬手，前面的一排士兵同時開槍，子彈啪啪啪的打在地上，發出沉悶的聲音。之後有些子彈平打出來，在我附近有兩個糾察隊員剎那間就撲倒在地上。這時候我才知道什麼叫做殺人。大家的情緒都被激怒了。我們向著戒嚴部隊高喊：人民軍隊愛人民。這時他們射擊稍微停止了一下，然後緊接著又開始射擊。我看到情形非常危急，我就讓大家向後撤。這時從前面撤下來的市民和學生大概有上千人。我們抬著傷員走一步，停一步地向後撤。一直撤到天安門東觀禮臺再向東一點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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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廣場有人跑過來找我，告訴我說指揮部叫我有事情。我對他說：前邊這麼緊張，我下不去。可是他說有緊急的事情。我就趕緊跑到廣場指揮部。當時我看到柴玲、李祿、封從德、吾爾凱希等人。他們都在那裡。後來大家決定讓廣場上的學生都聚集到天安門紀念碑周圍。之後，我又衝到天安門東觀禮臺。此時戒嚴部隊和市民、學生仍然僵持著。戒嚴部隊進攻的隊形是這樣的：最前面都是拿著衝鋒槍的士兵，他們做直立射擊狀。在這排士兵後面是一架帶支架的攝影機(一個 軍人操縱著)，士兵的後面是一個軍官，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他是一名中校軍官。前面的市民和學生同聲高喊：人民軍隊愛人民……話音未停﹐戒嚴部隊的士兵又向前面的群眾開火。不過此時他們的槍彈好像是往地上打。我心想我們都喊出這樣的話，你們居然能抬手就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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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一輛大型的公共汽車衝過人群直接開到戒嚴部隊的前面。戒嚴部隊向這輛車萬槍齊發，把這輛車打的像篩子眼一樣。我不知道這輛車裡是什麼人。 隨後士兵衝到車上，揪著那些渾身是血傷斃的人的頭髮，把他們拽下來。在一瞬間我清楚看到一張熟悉的面孔，他就是北高聯秘書長郭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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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部隊那種肆意射殺暴虐和對生命的蔑視激怒了我。士可殺不可辱，一個人受污辱和死沒有什麼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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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現場的糾察隊員、市民一起喊：(不准打人！不准打人！你們放了他！)他們開始舉槍射擊﹐又有幾個人倒下。這時我的情緒非常激動。當晚我穿著一 件白色的T恤衫，白色的長褲。T恤上印著一隻黑手的圖案。我撩起上衣直至胸前，向著那位軍官高喊：(我們都是學生，我們沒有武器，人民軍隊愛人民。如果你們想殺死我們的話﹐我就是你現在看到的糾察隊員的頭兒。要殺你先殺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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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一名軍官離我只有十米遠，他舉起一把五四手槍向我瞄準，連開三槍。其中一槍打在地上，一槍打中我的右膝蓋，一槍擊碎我的肱骨幹。我托著這 條腿看了他將近三十秒鐘。然後我又向他喊了一句：(你再開一槍，你再來！你沒有給我打倒，你再來！)但是我說完這句話實在是支撐不住，我翻倒在天安門廣場 東北角。這時糾察隊員們勇敢的衝上來救我。戒嚴部隊的槍又向成一片，又有幾個人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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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時候大約凌晨兩點多了。我那時的頭腦還比較清楚，我向再欲上來的人喊：(不要過來！)這時我又聽到急速向前的腳步聲，也聽到有女孩的哭聲，許多女學生衝了過來救我。戒嚴部隊沒有再開槍。她們哭著把我抬到紀念碑附近，大隊學生聚集的地方。我要一名糾察隊員告訴柴玲說我不行了，你一定要和同學們在一起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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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廣場上一輛救急車都沒有了，只有一輛被打懷的121型號的汽車。我看到在我旁邊躺著三個人。其中一人胸口中了三槍，剩下兩位一個被子彈穿進了鼻子，另外那一位我忘記傷在什麼位置了。我當時由於出血疼痛頭腦已經有些不清醒。糾察隊員馬上把我抬到121車上。一路上百人接替推著這輛車，一直把我推到同仁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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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按照您的說法﹐怎麼和中共當局講的截然相反﹖因中國電視上說在天安門廣場沒有開槍﹐至少沒有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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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健：他們說的純粹是謊言！我用我的人格，作為一個基本人的人格來擔保，他們說的是謊言。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開槍了，他們第一個打倒的就是我，之後還有我們的其他學生。我到同仁醫院以後，在同仁醫院搶救室裡，看到許許多多被軍警傷斃的市民和學生。當時我的情緒實在是控制不了。因為我們同車拉來的四個人(除我以外其他三個已經死了)，其中一個在打開胸腔的手術過程中死的。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女士經過多年調查，已經確認可以公開姓名的三名學生是在天安門廣場被打死的。中國人民大學學生程仁興，北京農業大學學生戴金平就是在戒嚴士兵的亂槍掃射中倒下的，程仁興倒在了天安門廣場的國旗桿下。六四死者家屬團 體至今已查證二千多人死於六四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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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有幾個糾察隊員在我旁邊，到處為我找醫生。追著一個剛下來的醫生說這是我們的總隊長，你們先給他治。醫生說現在已經沒有醫生了，僅有的幾個醫生現在正做更大的手術。之後他們將傷腿彈口處用針縫上，又打了兩針嗎啡含量高的止痛藥。第二天上午的九點左右我才做的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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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期間，一直到凌晨五點左右的時候，從天安門廣場陸續下來的學生滿臉是血。我問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情？他說學生在撤離的過程中，有一些很堅決的學生集中在紀念碑的西南角，落在後面。戒嚴部隊的士兵用三角鐵的鐵棍子，帶著鋼釘的木棍子，和槍托，往死裡打我們的同學。其中許多人被打的頭破血流；有的被打 得顱骨塌陷。其中有兩個從廣場上拉下來的人，醫生看到他們的這種情況後說，這已經不能治了，顱骨塌陷不能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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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聽到他們說一槍未放、一人未死的時候，我不禁要問：既然，一人未死，請問學生傷多少人，你們怎麼證明他們是受傷還是死亡。天安門廣場可以 容納一百萬人，戒嚴部隊是突破層層學生市民糾察隊的人牆障礙才完成對天安門廣場的包圍，難道不是靠開槍殺人才通過的嗎。戒嚴部隊發言人張工，將天安門廣場範圍壓縮到紀念碑周圍，時間限制在凌晨5點以後沒有開槍沒有殺人，那麼五點以前呢，有沒有殺人。他不是在製造謊言嗎，你們既然敢殺人，為什麼不敢承認呢？我們不是你們所指定的「暴徒」嗎？你們為什麼不敢承認呢？不就是殺人嗎？歷史上你們從來拿殺人都不當一回事！

以上圖示為2008年11月22日法國醫生Pierre LE PICARD先生在Clinique de Bercy診所，為張健取出他大腿上在「六四」事件中被打中的子彈的全過程。

記者：聽說您是08年11月才取出子彈，請問為什麼近20年之後才取出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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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健：我當初在同仁醫院，醫生就是為我接骨頭做骨牽引手術。沒有時間取子彈，另外子彈一部分在骨頭裡，無法取出，到法國後沒有時間。2008年，一個法國外科醫生，有為二戰老兵取子彈的經驗。為我進行手術，取出的也是骨頭外的子彈，骨頭裡面三分之一的子彈還是取不出來。因為向我射擊的 槍是五四手槍，且只有十米多的距離，所以子彈撞擊力和破壞力很大。當初我的肌肉骨頭也是大面積損傷，但是還好，我還頂得住。在國內取子彈是需要報案和證明 的。否則是過不了公安的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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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當初沒有取子彈的原因就是怕人常常好了傷疤忘了疼。我留它這麼久也是自勉不要忘記六四的原因。

<!--[if !supportEmptyParas]-->

<!--[if !supportEmptyParas]--><!--[endif]--> 記者：有人說六四學生過激有錯，政府有罪但不得已而為之。

張健：我反對以上說法。首先我們討論六四是否過激。觀看中國歷史以來任何一場運動，五四運動燒了外交部長的房子，也沒有什麼反革命暴亂。六四運動中，學生市民秩序井然，就是小偷都罷偷了。從開始至被射殺前學生一直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所以不存在「政府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說法。只有在戒嚴部隊大開殺戒之後，才發生市民抗暴的行動。六四鎮壓後，被打死的軍人一條命要有兩到三條所謂「市民暴徒」的命抵上。而且所有被判死刑的人中，沒有一個學生，中央電視臺的報導，對此都沒有否認，所以說學生中並沒有所謂的過激行動。學生有錯嗎，何錯之有？

如果按照共產黨的邏輯，就是黨指揮一切，黨的總書記和部分政治局委員支持學生，希望在法制和民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結果他被非法關押，軟禁至死。這不是反黨嗎？如果說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脅迫人大委員長到上海，審查當時的人大委員，這不是反人民嗎。再退一萬步說當局有彈壓的權利，學生有示威的權利。動用25萬以上的國防軍，數千量裝甲車和坦克車，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無論如何都是說不過去的。中國歷史上軍閥政權，蔣介石政權都沒有中共如此做法。甚至毛澤東說過，只有反動軍閥才鎮壓學生。可是反動軍閥段祺瑞團長殺了一些學生後，立即被槍斃。

記者：有人說如果當初中共當局不採取果斷行動，就沒有改革開放偉大成績，假如學生取得政權，天下大亂等等，您如何看這些觀點？

張健：歷史不相信假設，相信事實。至於說「如果沒有當時政府果斷行動，沒有…偉大成績…」,是不是偉大成績現在下結論為時過早？

六四是一場民主運動，主要參與學生皆為20歲左右。學生目的就是要求中國政治上民主，經濟市場化，具有很大的公車上書的味道。甚至跪在人民大會堂請願。學生沒有取得政權的野心。所以得到絕大多數中國民眾的支持。所以這個假設不成立。我們不妨做另外一個假設，假如當初六四運動在法制民主的軌道上得以解決。中國人民會更加揚眉吐氣，民主又富強。

中國改革開放在經濟上取得一定成績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全世界都取得了進步，除戰亂未息國家。如果屠殺六四學生可以富強一個國家，那麼至少我奉獻自己沒有問題。可是我們看見的是另外一個景象。計畫是讓一小部分人富裕起來，然後就是帶動多數人共同富裕，結果是少部分人富裕卻更加盤剝窮困的人。六四屠殺民主，民主大門關閉了，腐敗的大門卻敞開了。六四之後人們看清了執政黨是槍桿子刀把子主人，不是人民親愛的媽媽了，所以不和他一般見識，低頭賺錢去。整個社會都是物慾橫流道德敗壞的狀態，即使有些成績也是執政黨只不過做了一件一切正常政權起碼都會做的事情，就是容許老百姓勞動賺錢不是政治折騰。

再者說學生當年絕沒有篡權謀政的想法，只是針對當時貪腐，希望在現有政黨領導體制內改良而已，說「學生謀取政權」是無稽之談。

記者：您對當年學生領袖柴玲的看法如何？

張健：柴玲當年在廣場堅持到最後，國內記者刻意地斷章取鏡地只展示她做為一個女孩所存在的真實的軟弱，然而她在鏡頭之外所表現出來的剛強，並沒有客觀的地反映。柴玲和同學們在一起為六四堅持到最後這就是事實。所以柴玲是勇敢的，軟弱也是真實的，那是人性，最後是勇敢的就足夠了。但是她不是聽見槍聲就跑的孬種，她或許有缺點，但就歷史來說她是做出了貢獻的。我想她應該可以做的更加多，但是她卻沒有，這是令人遺憾。

一些學生領袖所犯的錯誤和現在的表現不是六四運動的主旨，他們甚至不能夠引導什麼。當年海外媒體將他們抬得很高，以及他們錯誤分析海外形式，面對榮譽鮮花頭暈腦脹導致跌倒很重。

記者：當今關心六四和民主的中國人似乎不是很多了，對此您有什麼看法？

張健：20年了，如同馬健寫的北京植物人，死去的六四人面對今天的現實不會再想要活過來。為什麼呢，不是痛惜一些學生領袖沒有倒在天安門廣場，而倒在西方的土地上，因為他們沒有給我們太多感動。不是痛惜中國人如何的遺忘，不是痛惜20年來國民對歷史的淡忘和社會的道德缺陷，因為站在歷史潮流前面的永遠都是少數，民意有時是那麼的如流水。

今天能夠堅持下來、繼續支持民主的朋友們是值得尊敬的，他們是英雄，未來民主共和國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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