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赴死的根本動力是公民尊嚴
"六四"大屠殺之後的二十年裡，每一年海內外都有堅持不懈的紀念活動，每一年的紀念也都會遭遇到不同的干擾，有噪音，有疑問，有挑戰，有拒絕。終於，在二十週年即將到來的時候，所有紀念活動前所未有地集中在兩個突出的焦點上：當年中共政權的大開殺戒和各地市民"暴徒"的英勇獻身和抗爭。
在真槍實彈的坦克和正規軍面前，數以萬計的民眾前仆後繼。很多人先是抱有幻想，希望以言行與"不打老百姓"的"人民軍隊"對峙，阻止部隊的前進。但很快，一大部分人只是為了在赤裸裸的暴力面前表達自己絕不屈服的決心，在暗夜中，在橫飛的子彈面前，一次再次地衝出去，高呼著對方"法西斯"的罪名，慷慨赴死。那一時刻，支撐他們的根本動力，是公民個體尊嚴，也是抗議者共同意識到的將個體公民聯結在一起的集體尊嚴。
在屠殺的罪惡面前，這些默默無聞的民眾向全世界展現了中國人現代民族精神的升華。隻身阻擋坦克車隊的"王維林"，則是全球影視捕捉到的這類形象的代表。今年清明節那天，我有幸在美國舊金山見到1989年六四那天清晨被坦克軋斷雙腿的方政先生。他是這種精神的又一個代表。他在坦克碾來、電光石火的一剎那，搶先將學妹推出危險之外，自己卻不幸倒在履帶之下。我們紀念"六四"，不但是為當年的死難者傷殘者哀悼呼籲，也是紀念遭到中共殘暴扼殺的民族精神，更是為了不忘國人曾共同擁有的英勇無畏，不忘那無愧於人類文明的瞬間輝煌。
揭示六四鎮壓中的政府犯罪實質
與此同時，紀念六四也是為了堅持追究政府的罪責。
出於保護他們自己特權利益的需要，中共當局從九十年代開始就努力迴避所有有關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的話題。《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戒嚴一日》之類的書，很快就從架上消失了。所有回憶收集史實的工作，都是當年抗議一方的參與者在做。加之很多參加過示威的人無法接受輝煌之後的血腥失敗，包括我本人在內，很長一個階段都傾向於檢討非政府方特別是學生內部曾經出現的錯誤，結果，大多數關於八九年的整體研究全面解釋，重心都在解讀學生、批評知識份子、尋找社會動員背後的經濟原因等等非政府方面。這些討論和研究，當然有其價值，但由於缺乏相應的對中共動態的分析批判，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誇大學生和知識份子方面的錯誤，偷換概念曲解事態，似乎是抗議一方應該對六四血腥屠殺承擔歷史責任，根本混淆了雙方在國家－社會關係中的不同地位和責任。
而對於官方言行的解讀，卻總是歸結到"不得不"動手，或者說共產黨被學生逼到" 別無選擇"只能鎮壓的地步等等。如果是強調黨內權力鬥爭，則無論是否視趙紫陽為所謂"改革派"的代表，結論也還是說政府（或黨內"強硬派"）處於"不得不 "的被動地位。既然中共政權在整個過程中如此被動，那麼此前的"危機"，假若不是知識份子特意渲染出來的，那也一定是學生情緒化盲動的惡性結果。於是，這類解讀在兜了一個大圈子以後，還是落回到指責學生的路數。國內渴望更多瞭解八九民運和六四浴血抗爭的年青一代，因此而常常在這一系列大同小異的解讀面前陷入困惑。
衝破這些有意無意的框架，在"六四"二十週年來臨之際，林培瑞、嚴家其等人將六四鎮壓與1976年四五運動時的天安門清場作對比，再次提出中共當局1989年大規模調動正規軍鎮壓和平請願民眾的合法性問題。吳仁華更以詳細的史料證明，政府濫用公權造成大批平民死傷的血腥事實。這些努力確鑿無疑地揭示出政府在六四鎮壓中的犯罪實質。
六四屠殺完成"不爭論"轉軌
和這些努力一樣重要，我們也必須看到，八十年代政治合法性危機的根源並不是從胡耀邦逝世那一天才開始，而是潛藏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危機正是中共自己造成的。隨著農村改革帶來的經濟發展，1984年經濟改革逐漸擴展到城市和工業口。中共當局不但增強了自信心，而且減緩了政治改革步伐。七十年代末開始的平反冤假錯案，本來有著重塑政治合法性的衝擊力和震撼效果，到八十年代中已經只剩下了黨內調整權力平衡的餘音，最多不過是關於退休和任期制度的討論。1980年曾經進行過的縣級人大代表直選試點，在北京大學和上海等地重點大學裡曾引起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學生競選熱潮，此後卻再也沒提過。
後人回頭看八九民運，很容易將目光集中在1988和1989那兩年，注意到1988年夏天通貨膨脹引起的公眾不滿，以及學生中的頹廢，諸如"麻派"（打麻將）"托派"（考託福）流行等現象。其實，中共1985年間膨脹起來的自信，是造成1989年衝突的一個更重要的中期原因。由於這種自信，1986年的地方人民代表換屆選舉，被重新置於嚴密控制之下，成為1986年底上海、合肥、北京等地大學生示威的導火索，直接導致1987年初的胡耀邦下臺。正是在1986－1989期間，"四項基本原則"成為當局越來越順手的大棒，也成為公眾聚焦不滿的目標。還記得當時一個順口溜大概說："堅持黨的領導沒有力量，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沒有對象，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沒有方向"，最後好像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卻又不允許大講特講，因為有八十年代初關於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論爭的教訓。
因此，與其說1989年時公眾對國家合法性的認同主要在於績效和道德，不如說公眾已經感覺到殘存的意識形態和道義合法性言說正在轉而成為針對自己的統治工具，並因而產生強烈的合法性危機感。同理，與其說1989年決策鎮壓時的鄧小平和與他同代的"八老"仍然堅持中共具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意識形態"合法性，不如說他們注意到，意識形態合法性已經成了他們自己的跛足支撐，甚至成了潛在危機的陷阱，還不如乾脆扔掉，不再爭論什麼姓"社"姓"資"，只要大權仍然在手就行。八十年代的中共統治，雖然開始向績效合法性傾斜，但最終還是依賴六四鎮壓的坦克機槍才徹底完成了這個轉變。八十年代中共提倡"不爭論"的所謂"去政治化的政治"，甚至在黨內也沒有達成一致，最終也是通過六四屠殺的血路，才迫使社會和公眾陷入政治上的沉默。今日中國上層既得利益統治者，無一不是受到六四鎮壓的實惠。認定六四軍事鎮壓侵權濫權的犯罪實質，是中國社會重建文化再生道路上不可迴避的關鍵。紀念六四二十週年，我們必須堅持查清真相，追究直接責任者。
(2009.5.3)原載《動向》2009年5月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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