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赴死的根本动力是公民尊严
"六四"大屠杀之后的二十年里，每一年海内外都有坚持不懈的纪念活动，每一年的纪念也都会遭遇到不同的干扰，有噪音，有疑问，有挑战，有拒绝。终于，在二十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所有纪念活动前所未有地集中在两个突出的焦点上：当年中共政权的大开杀戒和各地市民"暴徒"的英勇献身和抗争。
在真枪实弹的坦克和正规军面前，数以万计的民众前赴后继。很多人先是抱有幻想，希望以言行与"不打老百姓"的"人民军队"对峙，阻止部队的前进。但很快，一大部分人只是为了在赤裸裸的暴力面前表达自己绝不屈服的决心，在暗夜中，在横飞的子弹面前，一次再次地冲出去，高呼着对方"法西斯"的罪名，慷慨赴死。那一时刻，支撑他们的根本动力，是公民个体尊严，也是抗议者共同意识到的将个体公民联结在一起的集体尊严。
在屠杀的罪恶面前，这些默默无闻的民众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人现代民族精神的升华。只身阻挡坦克车队的"王维林"，则是全球影视捕捉到的这类形象的代表。今年清明节那天，我有幸在美国旧金山见到1989年六四那天清晨被坦克轧断双腿的方政先生。他是这种精神的又一个代表。他在坦克碾来、电光石火的一刹那，抢先将学妹推出危险之外，自己却不幸倒在履带之下。我们纪念"六四"，不但是为当年的死难者伤残者哀悼呼吁，也是纪念遭到中共残暴扼杀的民族精神，更是为了不忘国人曾共同拥有的英勇无畏，不忘那无愧于人类文明的瞬间辉煌。
揭示六四镇压中的政府犯罪实质
与此同时，纪念六四也是为了坚持追究政府的罪责。
出于保护他们自己特权利益的需要，中共当局从九十年代开始就努力回避所有有关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话题。《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戒严一日》之类的书，很快就从架上消失了。所有回忆收集史实的工作，都是当年抗议一方的参与者在做。加之很多参加过示威的人无法接受辉煌之后的血腥失败，包括我本人在内，很长一个阶段都倾向于检讨非政府方特别是学生内部曾经出现的错误，结果，大多数关于八九年的整体研究全面解释，重心都在解读学生、批评知识分子、寻找社会动员背后的经济原因等等非政府方面。这些讨论和研究，当然有其价值，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对中共动态的分析批判，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夸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方面的错误，偷换概念曲解事态，似乎是抗议一方应该对六四血腥屠杀承担历史责任，根本混淆了双方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和责任。
而对于官方言行的解读，却总是归结到"不得不"动手，或者说共产党被学生逼到" 别无选择"只能镇压的地步等等。如果是强调党内权力斗争，则无论是否视赵紫阳为所谓"改革派"的代表，结论也还是说政府（或党内"强硬派"）处于"不得不 "的被动地位。既然中共政权在整个过程中如此被动，那么此前的"危机"，假若不是知识分子特意渲染出来的，那也一定是学生情绪化盲动的恶性结果。于是，这类解读在兜了一个大圈子以后，还是落回到指责学生的路数。国内渴望更多了解八九民运和六四浴血抗争的年青一代，因此而常常在这一系列大同小异的解读面前陷入困惑。
冲破这些有意无意的框架，在"六四"二十周年来临之际，林培瑞、严家其等人将六四镇压与1976年四五运动时的天安门清场作对比，再次提出中共当局1989年大规模调动正规军镇压和平请愿民众的合法性问题。吴仁华更以详细的史料证明，政府滥用公权造成大批平民死伤的血腥事实。这些努力确凿无疑地揭示出政府在六四镇压中的犯罪实质。
六四屠杀完成"不争论"转轨
和这些努力一样重要，我们也必须看到，八十年代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并不是从胡耀邦逝世那一天才开始，而是潜藏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危机正是中共自己造成的。随着农村改革带来的经济发展，1984年经济改革逐渐扩展到城市和工业口。中共当局不但增强了自信心，而且减缓了政治改革步伐。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平反冤假错案，本来有着重塑政治合法性的冲击力和震撼效果，到八十年代中已经只剩下了党内调整权力平衡的余音，最多不过是关于退休和任期制度的讨论。1980年曾经进行过的县级人大代表直选试点，在北京大学和上海等地重点大学里曾引起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学生竞选热潮，此后却再也没提过。
后人回头看八九民运，很容易将目光集中在1988和1989那两年，注意到1988年夏天通货膨胀引起的公众不满，以及学生中的颓废，诸如"麻派"（打麻将）"托派"（考托福）流行等现象。其实，中共1985年间膨胀起来的自信，是造成1989年冲突的一个更重要的中期原因。由于这种自信，1986年的地方人民代表换届选举，被重新置于严密控制之下，成为1986年底上海、合肥、北京等地大学生示威的导火索，直接导致1987年初的胡耀邦下台。正是在1986－1989期间，"四项基本原则"成为当局越来越顺手的大棒，也成为公众聚焦不满的目标。还记得当时一个顺口溜大概说："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力量，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没有对象，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方向"，最后好像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却又不允许大讲特讲，因为有八十年代初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论争的教训。
因此，与其说1989年时公众对国家合法性的认同主要在于绩效和道德，不如说公众已经感觉到残存的意识形态和道义合法性言说正在转而成为针对自己的统治工具，并因而产生强烈的合法性危机感。同理，与其说1989年决策镇压时的邓小平和与他同代的"八老"仍然坚持中共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不如说他们注意到，意识形态合法性已经成了他们自己的跛足支撑，甚至成了潜在危机的陷阱，还不如干脆扔掉，不再争论什么姓"社"姓"资"，只要大权仍然在手就行。八十年代的中共统治，虽然开始向绩效合法性倾斜，但最终还是依赖六四镇压的坦克机枪才彻底完成了这个转变。八十年代中共提倡"不争论"的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甚至在党内也没有达成一致，最终也是通过六四屠杀的血路，才迫使社会和公众陷入政治上的沉默。今日中国上层既得利益统治者，无一不是受到六四镇压的实惠。认定六四军事镇压侵权滥权的犯罪实质，是中国社会重建文化再生道路上不可回避的关键。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我们必须坚持查清真相，追究直接责任者。
(2009.5.3)原载《动向》2009年5月号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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