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在奧運會前，《德國之聲》中文部副主任張丹紅公開在人權等根本問題上為中國的共產黨政府辯護，《德國之聲》中文部問題引起了德國社會和中國廣大獨立知識份子的關注。十二月十八號議會相關委員會就《德國之聲》舉行聽證後，二月六號，《德國之聲》電臺邀請曾經就《德國之聲》問題發表過不同看法的人舉行了一次交流座談。其中包括對《德國之聲》提出強烈批評的中國的獨立知識份子和德國人士，支持《德國之聲》的在德華人代表和漢學家代表。其中被邀請的在事件被涉及的旅居美國的著名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發來書面信。她要求《德國之聲》要首先就公器私用，不顧事實地攻擊她個人給予道歉，並且指出，在她和《德國之聲》中文部的交往中所看到的《德國之聲》中文部的編輯們不能夠按照一般新聞規範和道德行事的事例，希望《德國之聲》中文部能夠盡快糾正這些問題。
獨立知識份子還學文、周勍和仲維光則因為《德國之聲》在發出的邀請信上堅持他們沒有任何問題，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對話沒有任何意義，只能說明《德國之聲》是在利用對話來裝飾自己，而拒絕出席。他們並且就此給《德國之聲》和德文媒體發出公開信，並附上對於《德國之聲》問題的具體分析材料。
由於最近在海外網頁上流傳，中共宣傳部把收買影響西方主流媒體作為自己的主要工作重點，因此這個座談會還是吸引了很多人的關注。然而，在座談會中《德國之聲》的負責人特別對參加人員強調是內部討論，不得外傳，他們只可以對外介紹自己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記者在會後分別採訪了參加會議的三位留德女博士。他們是社會學博士王容芬女士，文學博士徐沛女士，農學博士黃思帆女士。這三位女博士在座談會上，分別對《德國之聲》中文部的宗旨、對象，是否受到中國政府的操控提出質疑，對他們對於人權、信仰自由，受迫害民眾和恐怖主義的專制統治者的態度則提出了明確、尖銳的批評。
王容芬博士，曾經因為公開反對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而被判處無期徒刑，在坐牢十三年，七九年出獄後，專門研究社會學，並且在德國獲得社會學博士，是當代中國研究介紹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韋伯問題的專家。去年春天她就對《德國之聲》中文部的問題公開寫文章提出了批評和質疑。其後在九月又聯合其他八名旅居德國的獨立知識份子就《德國之聲》問題發出給議會的呼籲信。關於她在此次座談會上的發言，王容芬博士對記者介紹說，
「《德國之聲》的臺長貝特曼先生首先講了一番熱情洋溢的話。對他的發言我說，貝特曼臺長的講話最打動我的心的是，他強調《德國之聲》是人權之聲。我很讚揚他的這句話，但是我做了一個對比，我說在法國廣播電臺的中文網頁上，左邊有一個欄目，就叫做《人權》，都是維權的項目。在德國之聲的中文網的網頁上，沒有‘人權 ’的這樣的欄目，卻有一個《二零零八奧運》的欄目。一下子臺長就吃驚了。問我什麼時候看到的，我說今天早上上火車之前，我又打開電腦看了一下，還在那裡掛著呢。」
接著她對《德國之聲》中文部的播音對象提出質疑，
「然後我又讚揚了臺長。我說，今天您給我們講明瞭，《德國之聲》的受眾對象是尋找新聞的外國人。可是在中文網頁上受眾對象卻明確地說是，新聞傳播與決策者。如果針對中國來說，這個受眾對象就是中國的官方媒體了。他說這個不對。
我又說，決策者在中文的理解來說就是政治決策者。那中國的政治決策者就是政治局常委那九個老爺們。他們就笑了，說我們《德國之聲》怎麼是給政治局九個老爺們辦的呢？我說，那你們中文部就這點來，也得改改吧，不管是翻譯錯誤還是理解錯誤！」
為此，王容芬博士對中文部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把《德國之聲》和《德國之聲》中文部先分開來看。反正中文部的問題是非常嚴重的。第一條你這個單位是幹什麼的，對象是誰都不知道。怎麼能是給政治局常委辦事的呢？給國家媒體辦事的呢？這不是糟蹋《德國之聲》嗎！而且在我的發言中，我發現了中文部的很多問題，臺裡似乎是不知道的，所以這個中文部的問題相當嚴重，是欺上瞞下！」
對此，王容芬博士還特別提出一個令人震驚的例子，
「今年1月14日中國國家統計局把2007年中國的國民經濟總產值的增長值往上調了兩個百分點，變成了百分之十三多了。本來這個調就是無聊之談。因為他是在不變物價的基礎上調的，而中國二零零七年的消費物價的增長指數是百分之四點八。這樣背著抱著一裹進來，它還降低了。但是這樣一調高，它就把中國變成了世界第三經濟強國，把德國擠下去了。這個本來中國願意怎麼說就怎麼說，但是《德國之聲》中文部就此採訪了幾位德國經濟專家。」
對於這個採訪，王容芬博士提出強烈的質疑，
「且不說他的內容如何，關鍵是一月十五號，《德國之聲》中文部發表了這篇採訪。而問題出在哪裡呢？問題就出在中國的網站上，它提前八小時，一月十四號，就把《德國之聲》中文部的這個消息給捅出來了，而且用的是《德國之聲》中文部的消息和標誌。當時座談會在場的人都愣了！臺裡的節目主任就說，這個太怪誕了！於是我就加了一句，我說，中文部裡誰在幹這種事？這是個紀律問題！
很多事情都有這個跡象，就是那邊中共在操縱這邊做什麼事情！」
畢業於上海海洋大學，在德國獲得農學博士的黃思帆女士也參與了九月八位獨立知識份子就《德國之聲》問題給議會的呼籲信。她在北京的母親因為法輪功問題被兩次告密，在第二次被告密後，雖然重病但是仍然被判三年勞教，監外執行，直到去世。她對記者說，
「我在座談會上提到了法輪功問題。因為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到今年已經第十個年頭了。這一迫害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它牽扯到一億的法輪功學員，每個法輪功學員背後還有自己的家屬，實際上整個中國社會都被牽扯到裡面來了。中共在鎮壓中最多的時候對法輪功的迫害超過整個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對法輪功的迫害牽扯到當代社會最根本的人權問題，信仰自由問題，這不僅是對中國民眾的迫害，也是對人類的蔑視，但是，對於這樣一個根本問題和人類災難，遺憾的是《德國之聲》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做出相應的報導。」
德國文學博士徐沛女士，在奧運會前因為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政府，及其如何對待這個政府舉辦奧運會問題，與張丹紅在德國社會產生了激烈的爭論，從而引起了德國社會關注《德國之聲》中文部問題，並且為此遭到中國新華網等的激烈攻擊。關於她在這次座談會上的發言，她對記者介紹說：
「我在會上講得非常清楚，就是說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是國家恐怖主義，就像一雙鞋的左右兩隻。現在的中國，更準確說中共國就類似於法西斯納粹德國。因此我當然不能容忍張丹紅的言論，以及黑伯樂這樣的漢學家為中共唱讚歌。」
關於這個問題，徐沛博士說，為了讓德國人更容易理解，她在會上進一步作了說明。她說，
「張丹紅對於中國的獨立知識份子來說，就好比一個不承認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事件存在的德國人一樣，是完全不能容忍的。所以她的言論一發表，馬上遭到來自全世界各地，幾乎所有獨立知識份子的嚴厲抨擊。由於張丹紅問題，我才進一步關心《德國之聲》的中文節目關於中國都報導了什麼。這時我才發現，《德國之聲》中文部節目，也和張丹紅一樣是在為中共唱讚歌，對北京奧運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讚美謳歌。他們甚至說，《德國之聲》的中文編輯在‘歌唱祖國’的歌聲響起的時候還熱淚盈眶。他們的採訪都採訪的是紅色德國人，他們介紹的漢學者也都是中共的好朋友。」
徐沛博士最後對記者說，座談會並不表示《德國之聲》中文部引起的爭論問題已經結束，相反還遠遠沒有結束，清除紅色滲透，保衛民主、人權和自由的原則，不僅對中國，而且對德國社會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2009-2-10(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獨立知識份子還學文、周勍和仲維光則因為《德國之聲》在發出的邀請信上堅持他們沒有任何問題，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對話沒有任何意義，只能說明《德國之聲》是在利用對話來裝飾自己，而拒絕出席。他們並且就此給《德國之聲》和德文媒體發出公開信，並附上對於《德國之聲》問題的具體分析材料。
由於最近在海外網頁上流傳，中共宣傳部把收買影響西方主流媒體作為自己的主要工作重點，因此這個座談會還是吸引了很多人的關注。然而，在座談會中《德國之聲》的負責人特別對參加人員強調是內部討論，不得外傳，他們只可以對外介紹自己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記者在會後分別採訪了參加會議的三位留德女博士。他們是社會學博士王容芬女士，文學博士徐沛女士，農學博士黃思帆女士。這三位女博士在座談會上，分別對《德國之聲》中文部的宗旨、對象，是否受到中國政府的操控提出質疑，對他們對於人權、信仰自由，受迫害民眾和恐怖主義的專制統治者的態度則提出了明確、尖銳的批評。
王容芬博士，曾經因為公開反對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而被判處無期徒刑，在坐牢十三年，七九年出獄後，專門研究社會學，並且在德國獲得社會學博士，是當代中國研究介紹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韋伯問題的專家。去年春天她就對《德國之聲》中文部的問題公開寫文章提出了批評和質疑。其後在九月又聯合其他八名旅居德國的獨立知識份子就《德國之聲》問題發出給議會的呼籲信。關於她在此次座談會上的發言，王容芬博士對記者介紹說，
「《德國之聲》的臺長貝特曼先生首先講了一番熱情洋溢的話。對他的發言我說，貝特曼臺長的講話最打動我的心的是，他強調《德國之聲》是人權之聲。我很讚揚他的這句話，但是我做了一個對比，我說在法國廣播電臺的中文網頁上，左邊有一個欄目，就叫做《人權》，都是維權的項目。在德國之聲的中文網的網頁上，沒有‘人權 ’的這樣的欄目，卻有一個《二零零八奧運》的欄目。一下子臺長就吃驚了。問我什麼時候看到的，我說今天早上上火車之前，我又打開電腦看了一下，還在那裡掛著呢。」
接著她對《德國之聲》中文部的播音對象提出質疑，
「然後我又讚揚了臺長。我說，今天您給我們講明瞭，《德國之聲》的受眾對象是尋找新聞的外國人。可是在中文網頁上受眾對象卻明確地說是，新聞傳播與決策者。如果針對中國來說，這個受眾對象就是中國的官方媒體了。他說這個不對。
我又說，決策者在中文的理解來說就是政治決策者。那中國的政治決策者就是政治局常委那九個老爺們。他們就笑了，說我們《德國之聲》怎麼是給政治局九個老爺們辦的呢？我說，那你們中文部就這點來，也得改改吧，不管是翻譯錯誤還是理解錯誤！」
為此，王容芬博士對中文部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把《德國之聲》和《德國之聲》中文部先分開來看。反正中文部的問題是非常嚴重的。第一條你這個單位是幹什麼的，對象是誰都不知道。怎麼能是給政治局常委辦事的呢？給國家媒體辦事的呢？這不是糟蹋《德國之聲》嗎！而且在我的發言中，我發現了中文部的很多問題，臺裡似乎是不知道的，所以這個中文部的問題相當嚴重，是欺上瞞下！」
對此，王容芬博士還特別提出一個令人震驚的例子，
「今年1月14日中國國家統計局把2007年中國的國民經濟總產值的增長值往上調了兩個百分點，變成了百分之十三多了。本來這個調就是無聊之談。因為他是在不變物價的基礎上調的，而中國二零零七年的消費物價的增長指數是百分之四點八。這樣背著抱著一裹進來，它還降低了。但是這樣一調高，它就把中國變成了世界第三經濟強國，把德國擠下去了。這個本來中國願意怎麼說就怎麼說，但是《德國之聲》中文部就此採訪了幾位德國經濟專家。」
對於這個採訪，王容芬博士提出強烈的質疑，
「且不說他的內容如何，關鍵是一月十五號，《德國之聲》中文部發表了這篇採訪。而問題出在哪裡呢？問題就出在中國的網站上，它提前八小時，一月十四號，就把《德國之聲》中文部的這個消息給捅出來了，而且用的是《德國之聲》中文部的消息和標誌。當時座談會在場的人都愣了！臺裡的節目主任就說，這個太怪誕了！於是我就加了一句，我說，中文部裡誰在幹這種事？這是個紀律問題！
很多事情都有這個跡象，就是那邊中共在操縱這邊做什麼事情！」
畢業於上海海洋大學，在德國獲得農學博士的黃思帆女士也參與了九月八位獨立知識份子就《德國之聲》問題給議會的呼籲信。她在北京的母親因為法輪功問題被兩次告密，在第二次被告密後，雖然重病但是仍然被判三年勞教，監外執行，直到去世。她對記者說，
「我在座談會上提到了法輪功問題。因為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到今年已經第十個年頭了。這一迫害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它牽扯到一億的法輪功學員，每個法輪功學員背後還有自己的家屬，實際上整個中國社會都被牽扯到裡面來了。中共在鎮壓中最多的時候對法輪功的迫害超過整個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對法輪功的迫害牽扯到當代社會最根本的人權問題，信仰自由問題，這不僅是對中國民眾的迫害，也是對人類的蔑視，但是，對於這樣一個根本問題和人類災難，遺憾的是《德國之聲》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做出相應的報導。」
德國文學博士徐沛女士，在奧運會前因為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政府，及其如何對待這個政府舉辦奧運會問題，與張丹紅在德國社會產生了激烈的爭論，從而引起了德國社會關注《德國之聲》中文部問題，並且為此遭到中國新華網等的激烈攻擊。關於她在這次座談會上的發言，她對記者介紹說：
「我在會上講得非常清楚，就是說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是國家恐怖主義，就像一雙鞋的左右兩隻。現在的中國，更準確說中共國就類似於法西斯納粹德國。因此我當然不能容忍張丹紅的言論，以及黑伯樂這樣的漢學家為中共唱讚歌。」
關於這個問題，徐沛博士說，為了讓德國人更容易理解，她在會上進一步作了說明。她說，
「張丹紅對於中國的獨立知識份子來說，就好比一個不承認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事件存在的德國人一樣，是完全不能容忍的。所以她的言論一發表，馬上遭到來自全世界各地，幾乎所有獨立知識份子的嚴厲抨擊。由於張丹紅問題，我才進一步關心《德國之聲》的中文節目關於中國都報導了什麼。這時我才發現，《德國之聲》中文部節目，也和張丹紅一樣是在為中共唱讚歌，對北京奧運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讚美謳歌。他們甚至說，《德國之聲》的中文編輯在‘歌唱祖國’的歌聲響起的時候還熱淚盈眶。他們的採訪都採訪的是紅色德國人，他們介紹的漢學者也都是中共的好朋友。」
徐沛博士最後對記者說，座談會並不表示《德國之聲》中文部引起的爭論問題已經結束，相反還遠遠沒有結束，清除紅色滲透，保衛民主、人權和自由的原則，不僅對中國，而且對德國社會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2009-2-10(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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