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六四畫家武文建

採訪緣起：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午，星期四，經藝術家高氏兄弟牽線，我在位於北京大山子的七九八藝術工廠內訪問了出身工人階級的畫家武文建。

天氣晴朗，我眼前的武某穿火紅襯衫，顯得神采飛揚。剛閒話了幾分鐘，高氏兄弟就請客，吃東北菜。不用我的誘導，武某即在一片嘈雜中打開話匣子，似乎早埋下腹稿。我邊吃邊習慣性地插問，而武某說了個把鐘頭，只動了幾筷子。

餐畢，覓一偏僻去處，讓武某繼續過嘴巴癮——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前夕，他才十九歲，酷愛藝術且血氣方剛，懵懂捲入愛國風潮，卻在北京城頭目睹了一幕幕血腥場景，自己也差點叫大棍子打趴下。

稍後，國家勒令人民住嘴，他卻沒住嘴，所以被逮，判刑7年。因既不是學生領袖也不是知識精英，他就只能與動亂暴徒關在一塊。’這些人和你老威挖掘過的底層人物一樣，沒歷史，沒社會面貌，甚至不知該怎樣定位。‘他嘆息道，’十六年了，沒人站出來為他們吆喝一聲，罪都白受了。’

我說：‘那麻煩你牽個線，弄兩個暴徒來我接觸一下？’

他說：‘坐牢一二十年，老虎也被關成老鼠了，認命吧。你看那個請暴君像吃臭雞蛋的魯德成，當年被大學生扭送公安機關，電視一報導，就聞名遐邇。可如今事過境遷，好不容易逃到泰國避難，卻要被異國警方遣返——這就是不認命的下場！’

我啞然片刻，就操起巴掌大的攝相機，拍下武某悲憤和自嘲的臉。說實話，連我都差點忘記曾是六四主體的成千上萬的暴徒們，更別提如何為他們重新定位了——文章是由精英來做的，我每年都通過各種渠道讀到不少。

直到午夜十二點過，武某才不得不閉上嘴巴。我和他走至街口，然後分別。我的背包裡揣了一組血洗天安門的油畫照片——多年來，他已塗抹了若干噩夢似的油畫，卻一張也沒拿出去。‘等吧，’他說，‘十六年都等了。’

‘等吧？’我猛地愣住了。出租車發動了，曾經作為歷史舞臺的街景紛紛退去。我不禁想起大半年前，丁子霖老師在家裡私下說過的一段話，大意是，真到了六四有個說法的那一天，北京的地縫想必會突然湧出無數‘英雄’；那時，我和你蔣老師倘若活著，就去遠處隱居，把腳下的名利場騰出來——因為，我們孩子的靈魂需要真正的安息。武文建：今兒上午，高氏兄弟突然來一電話，口氣與平時不一樣：‘文建，過來一趟好嗎？’我問什麼事？他又答：‘沒事，就吃個飯。’我想，從西邊到東邊，我要跑大半個城呢，請個飯費這麼大勁兒？況且，這老高也不是喜歡吃吃喝喝的人。所以我就猜，要見什麼難得碰面的人（高氏兄弟插話：六四前夕的北京，還是提防一點好）。

老威：昨天見著老高，他告訴我，有個很有意思的畫家，六四栽進去，被當作暴徒關了幾年，出獄後，專畫屠殺的題材，與這個健忘的時代搞不好關係。

武文建：我的飯碗是畫廣告，簡單、技術化的沒腦子的活兒；但我的激情還停在那兒，時光流逝了，它卻凝固成燙手的石頭，擱在那兒——十六年前。我老是畫坦克壓人，血把天安門淹沒，民主女神像……畫框內的每一筆，都哇啦啦地喊著。這是永遠的題材，或許我畫得不好，或許應該反思反思再畫，但是不行，我管不住我的夢，我的手腳。這些畫，我不會賣；將來六四翻過來，我也不想賣——但願那時能建一個種族恥辱的博物館，我就把它們捐出去。

老威：這個想法不錯，不過眼下，我們還是從頭說起吧。

武文建：從六四說起？

老威：六四之前。你的家庭，你的職業？

武文建：按共產黨的階級成份，我出生於根正苗紅的產業工人家庭。北京地區有兩大國企，一是首鋼，一是燕化（即燕山石化，直屬中國石油，地點在北京房山區，有幾十萬職工）。父母是燕化工人，我和我哥都是燕化子弟；再往上追，我爺爺畢業於林彪任校長的抗日軍政大學，一九四一年就在戰鬥中英勇犧牲了；我姥爺也是四幾年火線入的黨；另外，我爸，我叔，我兩個舅舅，全都是共產黨員。所以，我從小就受革命傳統教育：艱苦樸素，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解放全人類，軍民魚水情之類。

老威：窮棒子翻身鬧革命嗎？

武文建：我家也不窮，我爺爺在舊社會上中專時，就秘密入黨。據我姥爺講，他哭著喊著，死活要上抗大，具體怎樣犧牲的，連我爸也不大清楚。我姥爺干地下黨，被日本鬼子抓過，嚴刑拷打，背上還烙了一大塊印。由於姥爺口緊沒招，日本人也沒拿到實在把柄，所以村裡鄉親就湊了兩頭豬去慰勞皇軍，把姥爺給換了回來。我媽說，姥爺文化沒爺爺高，革命意志也不十分堅定，被皇軍一嚇，膽就破了，甘願做純粹的農民。在戰爭年代，膽小自然做不了幹部。

家族就這種傳統，所以，雖然根正苗紅，父母也就是做老實工人的命。我也老實，子弟校畢業，分配到燕化後勤，學廚子。年輕人不樂意，但我爸說啦，組織叫幹啥就幹啥，不准鬧情緒。到了一九八九年，我剛十九歲，在餐廳工作了兩年，還沒轉正。

那時我迷上了油畫，專門拜了個老師；我每天瘋狂地學習，連炒菜也琢磨著繪畫，聯想著梵高、高更。我不知道學潮怎麼開的頭，我對政治氣候也不敏感。胡耀邦逝世沒多少天，我搭公交車進城，去中國美術館看一個畫展。出來後逛大街，發現有許多學生在遊行，抬著胡耀邦的像。我站在街沿邊看了一會兒，還捐了一塊錢呢。

老威：此刻你還是一個旁觀者。

武文建：許多所謂的暴徒這時都在旁觀，也沒想到自己日後會捲進去。

老威：你具體投入是什麼時候？

武文建：我一個小人物，像一顆芝麻粒掉進湯鍋，所以談不上‘投入’。當時天安門還沒多少人，熱鬧都集中在王府井一帶。我一小夥子，自從做了畫家夢，就不愛上班了，只要沒事兒，就喜歡往城裡跑，豎起耳朵到處聽新鮮唄。

直到五月二十號，李鵬傻屄發布戒嚴令，部隊分幾路準備進城了，北京市民才開始起來，聲援學生。燕化也在那天組織了大規模的遊行，我們先在火車站集中。當時從長安街到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比國慶典禮還喧鬧，我跟在隊伍裡，很激昂，卻沒任何政治動機。許多人和我一樣頭腦單純：就是愛國，聲援學生。

老威：你參加過幾次遊行？

武文建：大概四次吧。天安門熱鬧起來後，我莫名興奮，有時進了城，就一宿睡在草坪上。五月二十號游完行後，有人說：‘我們工人階級能否幫這些學生做點什麼事？’於是大夥就派我去天安門指揮部接受任務。

我是楞頭青，一挽袖子就上了。當時設了六、七道卡，可真夠嚴的。我口袋裡揣著《工作證》，一被擋住，就掏出來，哇啦哇啦解釋。好不容易進到最後一道卡，見到的所謂‘指揮部’就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台階底下，一些學生領袖裹著灰不溜秋的破衣裳，鬍子拉碴的。我當時就立在那兒，衣領歪斜，也不認識誰是誰，就大聲說：‘我們是燕化工人，你們需要幫忙嗎？我們有一大幫人。’學生們把我圍在中間，上下打量好一陣兒，其中一個說：‘讓我們研究一下。’

我等了幾分鐘，剛要出去，一張紙條還真遞過來了，內容是：‘請你們去天安門東北角維持秩序。’署名為‘高自聯常委遙遠’。

於是燕化的十多人就去東北角維持了一宿的秩序。當時的廣場可真夠亂的，因為李鵬的戒嚴令下達後，各種謠傳蜂起，北京的市民們非但沒叫嚇唬住，反而被激發了，拿老毛的話說：‘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

老威：廣場聚集了多少人呢？

武文建：汪洋大海啊，我哪數得清？我幾乎累趴下了，但是被那種人性突然之間的升華所觸動。許多老百姓自願到天安門，送水送東西。有個七十多歲的老大爺，由他兒媳婦領著，擠過來，遞上兩大包。他媳婦嚷著解釋：‘我們不讓老爺子過來，他偏過來給你們送吃的，家裡攔不住啊！’

我都感動得掉淚了，那種人性的純粹世界，唉，真是一去不返了。

老威：你就留在天安門了？

武文建：沒有，撐了一兩天，燕化的人還是回去了。在之後的十幾天，我只進過一次城，我呆在家裡畫畫。直到六月三號晚上，我邊看電視邊畫畫，突然屏幕換了，並且宣布不許市民上街，不許什麼的，要採取行動什麼的。我急壞了，一宿沒睡，第二天大早就急匆匆地進城去。

老威：你可真夠勇敢的。

武文建：我已經作好了死的準備。我打小被共產黨洗腦，相信‘軍民魚水情’，所以做夢也想不到會開槍殺人！我按捺不住，一定要去天安門看一看，我暗地希望那一切都不是真的。

公交車在天橋停，我下去，沿著大街一直走到天安門，地上全是一灘灘的血。我有一張畫，就塗的這些情景，一塊血，一個圓圈——我十幾年的紅色教育就這樣全被顛覆了。

老威：還能走得通嗎？

武文建：能走得通，就是亂。這一灘血，那一灘破爛，槍聲稀稀拉拉的。當靠近前門底下，我突然望見一大片解放軍，人人手裡都握著齊眉的棍子，就迎著跑過去。

老威：你找死？

武文建：我是個和平主義者，別看我只有十九歲，卻反感扔磚頭，砸瓶子一類的過激行動。我還是願意相信解放軍——只要不被激怒，他們還是不會喪失理性。所以我就迎過去，可這時，有市民蹦出來，從我身後向當兵的扔磚頭。我急忙揮手叫道：‘別打！別打！別激化矛盾！’

老威：你太傻了！

武文建：是傻。甩磚頭的轉眼跑了，我沒甩磚頭，就理直氣壯地站在原地。可說時遲，那時快，驀地從斜對面爆出一聲吼：‘就這小子鬧的！就這小子嚷嚷得歡！！’我本能的扭頭，哎呀！綠油油的一大片，都把棍子舉過頭頂，直撲過來，我渾身一麻，蹭地就竄開了。

老威：你還能進到廣場？

武文建：坦克和部隊都紮在裡面清場，進不去，只遠遠望見在冒煙。

老威：當兵的訓練有素，你能跑掉嗎？

武文建：農村兵普遍腿短，再訓練，先天不足，也跑不過我這腿長的。加上這是奔命呀，一大片綠追一個螞蚱，有一刻腿軟了，棍子頭估計是鐵的，擦著我的背梁骨，嗡地就下去了。我一炸，跨腿就竄了二米多遠，真瘋了。

我是北京人，熟悉地理，拐進了一條胡同，當兵的也害怕，就不追了。可我背上淤了一大塊傷，黑紫色，半個多月也沒消。

老威：到底有多少人追你？

武文建：魂都飛了，還記得數？估計有好幾百吧。

老威：只追你？

武文建：像趕鴨子，我感覺前後左右都有人在逃。一個小夥子，只比我慢了兩三步，就被一棍兒給撂翻了，接著叫綠色蓋住，棍子密密匝匝地打下去，卜卜卜，發悶。我估計鐵器砸肉體都這種聲兒。

老威：你在逃，怎麼能看見呢？

武文建：我已竄入老北京火車站旁邊的胡同，見當兵的回頭，就趴在那豁口看。就五十米，清清楚楚，把人打死過去了。後來當兵的撤了，我和躲在車站裡的幾個人，才敢出來救護。我抱起那人的腦袋，與其他人一道穿了一條挺長的胡同，（可能是糖人胡同）直接把他送到治眼的同仁醫院。老威：那人是誰？還活著嗎？

武文建：當時還有氣兒。可那腦袋已經變形，這出來一大塊，那出來一大塊。

老威：爛了？

武文建：沒爛，也沒血，可腦袋已經不是腦袋了，脹大了一倍。像有個外國畫家，專畫變形腦袋的，叫，叫培根，對，培根的作品。我摟著他邊跑邊問：‘你是哪兒的？’他還應了聲：‘首鋼。’後來我們截了輛三輪板車，一路狂奔，進了同仁醫院。但見那過道上，一溜，全躺著傷員。我們把人交給兩個身上沾滿血跡的護士，就退了出來。滿腔悲憤，腦子亂極了。

老威：醫院裡躺著多少人？

武文建：真不知道。在過道的門口，護士就過來接人，不讓進。我繞樓一圈，感覺所有的房間都是滿的。走在街上，我的眼淚還嘩嘩地掉，天晚了。六月四號，銘心刻骨，我在街頭歇了一宿，想的都是大問題，國家怎麼辦？我怎麼辦？

老威：你睡在哪兒？

武文建：前門附近的五路公交車站，尋了輛公汽就上去了。車內有十幾個落難者，學生、市民、工人，外地和本地的，大夥聊了整夜。

老威：聊什麼呢？

武文建：除了罵大街，沒別的。還提到拿槍幹他娘的。直到天亮，我才搭班車，回到家已是中午了。由於熱血還在胸中蕩漾，我就找了件體恤衫，用毛筆寫上：‘還我民主！還我自由！’後背還是國父孫中山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我穿著這抗議衫在燕化廠區遊走，逢人便說城裡的情況。廠區十字路口聚了很多職工，把路都堵斷了，公共汽車開不動，連乘客也下了。大夥推舉我講話，根本不由我分說，許多手就又推又舉，把我弄上一輛130貨車；還嫌矮，就把我弄上轉盤旁邊的架子樓……

老威：我估計混在群眾中的便衣不少。老威：你演講了一番？

武文建：我—十九歲的小夥子，哪有口才？不過呼了一陣兒口號：‘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罷工！罷市！’‘反對鎮壓！’我還推磨一樣旋轉著，讓大家看身上的字——後來這些舉動都上了《起訴書》。我成了‘暴徒’，可我哪有暴徒的本事，我連石頭都扔不遠。

武文建：都是一兩代、兩三代的燕化職工，從小就在一塊混，誰不認識誰呀？誰家的孩子在幹啥？誰家的老幾在派出所幹警察，都熟悉，所以用不著便衣。人們都瘋了，一千多人哪，後來不用我喊，下面也狂呼口號，甚至叫嚷著開車進城干解放軍去。可正在這時，我爸趕來了，是派出所報的警：‘武師傅，你家老二在造反！’我爸一拍大腿就來了，剛撞上我從架子樓下地，就被我爸劈胸一把揪住：‘兔崽子你……’

我一把抓定老頭揚在半空中的巴掌，像個英雄一般斷喝：‘你別打！’

周圍簇擁著不少石油化工學院二分院的學生，不認識我爸，見有人打英雄，不幹了，轉過去扯住老頭就要下拳頭。我立即攔住並大喊：‘大家別打了，他是我爸！’

老威：後來呢？

武文建：大勢所趨，群情激憤到天晚也就罷了。我爸的勁兒可真大，死拽著不鬆手，直到我跌跌撞撞跟他回家。父子倆都感覺落差太大了，一貫光榮、偉大、正確的共產黨、人民政府、解放軍一剎那翻了個個兒。我爸是條漢子，在我的印象中，只有我生母去世時熊過一次，可這次，他熊到底了。在屋裡，他沒再打我，而是說：‘你六月四號進城，那麼亂，連招呼也沒打，晚上也不回。我一宿都沒睡踏實，外頭一颳風，我就驚醒，去你屋裡看，折騰了六、七次，天亮都合不了眼。你媽死得早，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我的罪就大了。’老頭子話到這兒，淚花兒都出來了，他又說：‘上午上班，我又從單位回家，進你屋看，見被子抖散了，知道你小子沒被亂搶打死——剛鬆了口氣回單位，派出所的就叫來了。’

我爸熊了，我的情緒也落下來，挺心酸。我說：‘已經這樣了，好不了，肯定要抓我。那我還是先躲躲吧。’我又說：‘這麼大的一場運動，不會說完就完了，估計要打內戰。’我爸可聽不得這個，他說：‘你不能再鬧，再鬧我就死去。’

我還能辯什麼？他再擁護共產黨，他是我親爹呀。於是我匆匆收拾，連夜逃到河北老家。當時奶奶還沒去世，我就住她屋。農村狗多，夜裡一有響動，就吠成一片，於是我就跳起來朝外瞅瞅。那十幾天，我就沒睡過好覺；後來落網了，我反而睡了一踏實覺。

老威：什麼時候？

武文建：大概二十幾號。

老威；這麼快？莫非是你爸漏嘴了？

武文建：也不算漏嘴，人家上門一問，我爸直接就說我回老家了，還把詳細地址都給說了。

老威：你爸出賣你？

武文建：相信政府相信黨，這就是我爸。他跟燕化分局一位副局長是朋友，去求了情，人家也答應，只要找出你的兒子，一定寬大處理。副局長還向派出所打了招呼。我爸以為，他兒子最多關幾天，教育教育就放了。他做夢也沒想到我會判七年。

我爸還從單位借了輛車，親自到奶奶家接我。他還挺高興，說文建咱們回去吧，北京平息啦，沒事兒了。於是父子倆說說笑笑上車，剛開出村口，卻見兩輛車攔在那兒……

老威：設了個套吧？

武文建：差不多。當時農村好躲人，陌生人一進村口，狗就叫。我還給我的繪畫老師打了電話，他催我：‘你趕緊跑吧，越遠越安全，估計你在外頭躲個一兩年，這事兒就平了。’我邊答應邊天真地說：‘行行，我帶著畫箱子，沿途還能畫個素描，討個飯錢。’我老師一聽就急了：‘帶狗屁的畫箱子，你趕緊逃吧！身上多帶點錢。’

我正在謀劃逃離農村老家，卻不料我爸已與公安局有口頭協議，接我之前，他親自給副局長老朋友通了電話，口氣挺輕鬆——一個毛孩子，不是大家看著長大的嗎？明擺著就那麼點事兒，回來說清楚就行了。

就這樣，我一見兩警車擋道，就意識到糟了。旁邊是莊稼地，正麥收季節，一馬平川。我下了車，但沒跑。這時警察全從車裡下來，有人迎頭就問：‘你叫什麼？’

我答我叫武文……

音兒沒落，就聞一聲嚎叫：‘抓的就是你！’

老威：有多少人圍剿你？

武文建：抓北京來的暴亂分子，這是大好的立功機會，所以整個縣公安局六十多個人，全出動了。我被捕回縣局，叫銬在一棵樹上，才聽見他們口氣興奮地打電話給北京：‘武文建落網了。’

我被大致審了一下，接我的人就到了。衡水縣局一個處長，領著一幫人，還扛著攝像機，與北京方面相見。那處長像個演員，當眾啪地立正，行禮，然後大吼：‘慶賀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亂成功！’

儘管我銬在樹上，還是笑得差點背過去。我們家鄉派出所所長與我很熟，這時也衝著我笑道：‘嘿，你小子跑得夠快的！’我回道：‘嘿，你們也來得夠快的！’可不是嗎？五百多華里，感覺轉眼到跟前了。

但那個處長大約受過文革洗禮，不懂調侃，竟用他粗大的指頭直戳我的面門，咬牙切齒道：‘你還這麼囂張！’那種氣急敗壞，似乎我強姦了他家閨女。臨走前，縣公安局長倒還平和，與我聊天，我說：‘你別跟我談這個，咱們五年以後再見。五年，就五年，這事兒肯定平反。’

就這樣，我被銬回去，在派出所關了兩夜，轉分局關了兩個月的小號，再由市局執行逮捕，罪名是反革命宣傳煽動。八九年九月七號，有一批同樣罪名的人被集中關進七處，即北京市看守所。從此，我在這兒一蹲大半年。

由於我的事實清楚，只審了七次，沒費多大的事兒就拍板了，七年。

老威：一個號子關了多少人？

武文建：我們把號子叫‘筒’，大筒關幾十人，小筒關七八個人。那是蘇聯援建的老式監獄，夠牢實，一進門，兩邊都是通鋪。當時在裡面的還有詩人葉文福，他寫過《將軍，你不能那樣做》，名氣很大，學潮期間卻宣布退黨。我親耳聽見他在樓下吼：‘我操你媽！’看守拿他沒奈何，就抱怨：‘還是詩人呢，真髒！’

還有往天安門老毛像扔雞蛋的三人——余志堅、魯德成、余中岳也關在這兒。余志堅曾先後和我關一個筒，我讀到過他寫在牆上的詩：‘仍然要砸，砸不碎的醬缸/仍然要爬，爬不上的山巔……’以前我能背下來，時間一久，就記不全了。

老威：這三人太慘了，謠傳兩個人瘋了，魯德成冒死逃到泰國，申請政治避難，還被拒絕，幾乎要被泰國警方遣返。

武文建：回來就死定了。余志堅判無期，魯德成十五年，關樓下，聽說他曾與混入天安門的一臺灣特務住一筒。北京第一批大概斃了九個六四‘暴徒’，有一個二審改判，活了，因為檢查出神經病。還有一個傳奇人物，叫朱中生，他在天安門廣場進第一輛坦克時，跳上去撬那鐵蓋子，結果被拍了下來。這老朱一二審都死刑，已經腳鐐手銬，打入死筒等待覆核上路了，可那張紙始終沒下來。他在死筒囚了兩年多，人都變形了，才改判死緩。受的刺激太大了。你知道在看守所，隔三差五就有人上路，開一次門，受一次刺激，如此心驚肉跳幾百天，才改判。依法卸鐵鐐子，你猜怎麼著？他不習慣了——瘦成雞腳的腿發飄，一邁步就騰雲駕霧。他告訴我，還不如拖著鐐子來得踏實。

勞改時，我和這老朱睡上下鋪，經常聊天。知道他爸爸曾是北京市郵局一小幹部，在文革中下放改造，自殺了。剩在外頭還有兩個姐。我曾對他說：‘你知道你為什麼沒死成嗎？你爸在陰間保佑你呢！就一兒子，沒了，香火就斷了。’他連稱‘有道理’，否則沒法解釋自己還能撿一條命。

老威：我先後和二十多個死刑犯呆過，知道判了死要活，真比登天還難，這人的命也夠硬的。

武文建：還有好些身為退伍軍人的所謂’暴徒‘，想法很純粹：因為自己當過兵，當然不願當兵的挨群眾的打；可也不願那些單純的學生挨槍子，所以在關鍵時刻，出頭阻擋軍車，結果一判就是死緩、無期。

老威：對比之下，你覺得自己挺幸運吧？

武文建：十九歲，判七年，當然幸運啦。當時一輛中巴囚車把我拉到中級法院，下到地下室，法警就直接塞我進一鐵籠子，演戲就開始了。

說起來真沒面子，地下室兩邊的屋子全滿了，法官看樣子有些尿急，就在過道上開庭。律師也是指定的，程序快走完了，他才說了一通‘年紀尚小，無知，請求從輕’之類。

老威：庭開了多久？

武文建：就一個多小時，宣布延期宣判；一個多月後發給《判決書》。我懵了一下，想想出獄才二十六歲，就適應了。後來下了監獄，比較周圍的人，更覺自己划得來，好些人也沒幹什麼事，就在人群中叨嘮叨嘮，激動了一番，就判了七、八年或十來年。

可判決下來我還是上訴了，主要是拖延時間，怕去勞改。二審開庭倒挺正規，好歹在屋子裡。我沒請律師，就自己辯護說：’趙紫陽不是總書記嗎？不聽他的聽誰的？當時全國都在傳，李鵬是非法政府——我還是受害者呢。你們現在審判我，當初為什麼不去制止謠言的擴散？‘

法官沒來得及反駁，旁邊的哮喘陪審員卻用老婦女的腔調插一槓子：‘你看我們當時就能把握好方向，不受影響。’

我說：‘你們法院也遊行啦，公、檢、法系統都遊行，你們政策水平高，為什麼不上街制止去？現在判我，算什麼本事？’

這話一出，陪審員啪啪拍桌子，立馬升級為潑婦：‘我不跟你這種人辯論！’我卻犟起來了：‘你們說我'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我才十九歲，有這個能力嗎？’

老威：的確滑稽，但判不判，也不是法院說了算。

武文建：對，上面已定好了。比我冤的人多啦，比如大興縣有親哥倆進去了，哥哥無期，弟弟十三年；還有親哥倆，哥哥二十一歲判十五年，弟弟十九歲判九年。張寶生你知道嗎？年齡最小的暴徒，沒爹沒媽，掏羊糞的，十五歲判十五年，罪狀是揍解放軍……

老威：十五歲？有力氣揍解放軍嗎？

武文建：被拍下來，就跑不了。還有個哥們，往坦克上扔了個筐，火著了，判個死緩，現在還關著。還有擋坦克的王維林，筒子裡盛傳他栽進來了，可死活不知。我估計在當時，活著也得扒層皮。連明星陳佩斯都關了一宿，我算什麼。

我是九○年三月九號離開看守所去北京市第一監獄的，分在直屬隊。那時代號‘○一‘的大政治犯徐文立還在。他走的時候，我剛好在著名的王八樓中廳畫文化衫，他在下面望我一笑，招呼道：‘我走啦。’挺瘦的一小老頭。

老威：你認識徐文立？

武文建：旁邊人告訴的，並叮囑保密。剛進去，我還挨了揍，因為這

是規矩，每個新犯都得挨揍。之後就是學習，上面挺重視，不斷有官員來視察，大概是看看這些暴徒是否長得青面獠牙吧。

老威：除了秦城，六四暴徒們都關在這兒嗎？

武文建：十年以上在這兒，十年以下關天津茶甸，勞教在大興。我送一監是因為戴反字，反革命暴亂、組織、煽動等等，大約有一百五、六集中在這兒。而秦城，除了部級就是精英吧。

老威：我聽說陳子明曾在一監。

武文建：在二監。一監原在市內，因為要申辦奧運會而取締了，我們就轉到二監。我老見陳子明在樓下溜躂，也不穿囚衣，冬天著藍色羽絨服，夏天一身運動衫，剃一禿瓢。聽人說，監獄長找他：陳子明，我們聊聊。他卻揮揮手道：去去，你沒資格和我聊天，要聊，就把司法部長叫來。

老威：有脾氣。

武文建：他判了十四年，是監獄裡唯一拒絕穿統一囚服的犯人，因為沒有罪。後來他得了癌，保外就醫，可就是不出國。所以陳子明稱得上是六四精英里的一條漢子。

老威：那些六四‘暴徒’的勞改狀況怎樣？

武文建：非常慘，幹活，一直幹活。入監集訓後，就干外加工，鎖邊縫釦子，一天十幾個小時。六四以後，共產黨的宣傳機器一致聲稱暴徒們絕大多數為勞改釋放犯，這惹火了當時的國家勞改局長魏孝如（譯音），他快退休了，就站出來公開說不。他列出一個統計表，證明這批暴徒身世清白，有勞改勞教前科的比例極小。這事兒在國際上引起了轟動。

我覺得，共產黨的這個勞改局長比許多海外流亡精英強，他至少敢說實話，不管他出於什麼目的。十六年了，誰替這些暴徒說過一句話？都是普通的北京市民，有優點有缺點，激於義憤，就幹上了。扔幾塊磚，幾個瓶子，一個筐；還有攔軍車、演說、撬坦克蓋，可同一個目的：是不讓部隊進城去屠殺學生。後來學生們撤出天安門，他們就成了’天安門事件‘的主體——可在精英們創造的歷史中，他們沒有地位。有一個瘸子，判了十年以上，我感到奇怪，就要過他的《判決書》看，上面寫著：‘用皮帶猛抽坦克，打完之後，揚長離去……’還有人撿一鋼錐，也判了十多年；還有扣下給養軍車，把食品分給學生和市民充飢——一個叫朱某某的，大公無私地分了半天，車空了，自己卻沒撈著吃。他東尋西找，終於在旮旯裡發現有只燒雞。不料，這燒雞上了《起訴書》，他判了十三年，後來他在獄中衝我叫屈：‘這雞貴啊！’

老威：你同‘暴徒’們相處得不錯。

武文建：都是苦命人，一起幹活兒唄。

老威：什麼活兒？

武文建：什麼活兒都干。我們還檢查過橡皮手套，清潔工或者手術台上用的，套嘴上卜卜吹，看是否漏氣。累極了，有個大胖子受不了，仗著脂肪厚，往肚子上拍針——因為他手指頭粗，縫西服裡子彆扭。自殺不行，反改造行為，那就拍針自殘。我還與《人民日報》的吳學燦是難友，我們縫，他幫著剪虛毛。一年多後，我都練得能背過手去穿針了。

老威：你們替哪家服裝廠干？

武文建：北京友誼服裝廠。夏天縫冬裝，冬天縫夏裝，滿屋子飛著衣服毛，汗把小褲衩都濕了。太苦，真他媽想把廠子給他砸了。我受不了，絕食四天，有人勸我：‘你丫真不吃啊？做個樣子就得啦。’還刷地往我鋪裡揣一火腿腸。

我是一九九五年釋放的，減了幾個月的刑。我爸做夢也想不到父子重逢要等這麼久，但他的共產信仰沒變，不願說政府一句不是。他依然警告我：‘你要再折騰，我就去死。’有啥辦法，再不開竅，他是我爹呀。

六四暴徒也陸陸續續出獄，無響無臭，得不到一絲關注。當年的激情煙消雲散，時過境遷，世態炎涼，他們都極其厭惡政治。我還有個畫畫的手藝，賣過一段服裝後，就能弄個廣告，搞個設計。但我的多數難友，以前就普通市民，世道一變，沒工作，連謀生都困難。有一哥們，六四前開飯館，很有錢，學潮時送吃送喝，跟著栽進去十幾年，出來後接著開一夜總會。他接濟了許多難友，相當於‘暴徒’們的民政局，但他一口也不願提過去，特別是民運那檔子事兒。

前不久，我與一難友通電話，他會雕章，我懂畫畫，本來挺投緣。但我告訴他，畫了一批六四屠殺的油畫時，他一下子就打斷我：‘你弄那玩意兒幹啥？牢還沒蹲夠啊？’我答：‘這口氣沒出哇。’他答：‘我的氣早癟了。兄弟，別去碰政治，太殘酷，太髒。’

老威：中國有句俗話叫‘無娘的孩子天照應’。

武文建：天不照應，就互相之間照應唄。先出來的，有一點家底的，就接濟後出來的。目前判十五年的都在外面了。死緩和無期，大約有十幾個人，還在裡面，硬著頭皮扛唄。海內外的六四精英，這些年來，估計寫了幾十萬篇文章吧——我每年都要看一些，就沒一個字，為這些‘暴徒’而寫，好像這些人根本沒存在過；好像六四事件就只有天安門，除了那兒，牢牢吸引住世界的眼球，其他地方發生的事兒，一天天全被淡忘了。

這些人到底怎樣定位呀？官方叫‘暴徒’，而你們這些學歷史、文學、新聞和社會學的有發言權的精英們，你們把曾是天安門運動主體的‘暴徒’們叫什麼呀？你們在廣場慷慨激昂，群情激憤，好像為國為民為自由為民主，沒一點私心，好像已經豁出去了——北京市民就是受你們的感染去擋軍車，不讓你們挨槍子，但是你們倒好，跑得比兔子還快……那柴玲，站在紀念碑下，一次一次地煽乎，純得跟天使似的；後來跑海外，要退出民運了。你靠這個起家的，現在撈夠了，要退出了——這當然是你的自由。但你不要忘了，當初多少人就是受你們——柴玲、王丹、吾爾開希、李錄、封從德等等的感召捲進去的……就說我吧，六四那天在城裡聽信謠傳，說柴玲，王丹，吾爾開希都被當兵的槍殺了，悲憤異常，我隨後的勇氣，就來源於這種悲憤。付出的代價太大了，人太多了，你們負不起責；可你們在一篇篇回憶文章中，說的就是學生的那一點事兒。你們每個人都發展得頂好，聰明啊，算計得不錯。

還有方勵之先生，需要他挺身而出，卻躲在美國大使館不出來，被人家給接走了。方先生曾是我最尊敬的人，他在中國科技大學當眾說：‘民主不是靠施舍，而要靠爭取。’既然是爭取，那你就走出來呀！和千千萬萬的北京市民站在一起呀！知識份子怎麼都是些關鍵時刻掉鏈子的人。

老威：你對知識份子期望太高了，文建。其實在一九八九年胡耀邦逝世後，已是山雨欲來，知識份子們捲入學潮的動機很複雜，不少人以為要改朝換代了，都不願失去這最後的介入歷史的機會，因為一旦失去這機會，就意味著喪失對未來的話語權。

武文建：沒說話權就沒歷史嗎？

老威：從古至今的規則就是這樣，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挖掘真相，尋求改變這種精英劃定的歷史定局。

武文建：可我寫不了，許多人不僅寫不了，連講也沒人聽。六四難屬中出了個丁子霖，真是幸事；但六四‘暴徒’中有誰呢？

王丹的回憶錄我也看過，他沒提一件事兒，就是在監獄中曾與六四暴徒們狹路相逢。隔了好幾米遠，他大聲問：‘你們怎麼進來的？’暴徒們答：‘我們是為六四進來的。’王丹於是很激動地說：‘我是王丹，大家都是一路人，為爭民主而坐牢，要挺住啊！’可其中一暴徒回答：‘你才四年，我可是十五年！怎麼挺得住啊，哥們？’

話音一落，全場啞然。精英和平民擦肩而過，他們之間的牆是無法逾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