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炎黃春秋》執行主編吳思：中國社會的血酬與潛規則
吳思是最早提出"潛規則"和"血酬定律"的學者，對中國三十年的改革以及近來不斷爆發的群體性事件提供不同角度的看法：中國未來走的方向，就是憲政民主的方向。語調平穩淡定、邏輯清晰明確，吳思演講時，像經濟學者一樣劃出曲線、分析案例，但他喜歡說自己用的是生態學方法。他的歷史著作《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臺版《潛規則：中國歷史上的進退遊戲》）、《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遊戲》（臺版《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是中國近幾年的暢銷書，目前他擔任中國敢於突破言論和歷史研究禁區的《炎黃春秋》雜誌的執行主編。最近，吳思在香港大學公開演講，這個非學院派的學者大膽而另闢蹊徑的學說，折服了許多人。
讓吳思在中國知識界聲名鵲起的，是一個叫做"潛規則"的名詞，它指明了中國社會習俗中的幽暗角落，切中中國歷史上制度改進屢屢失敗的根源。因為它對中國現實強有力的解釋力，這個原本用來研究、分析歷史現象的詞彙，迅速走紅，變成中國媒體的常用詞彙、尋常百姓的口頭禪。"潛規則"其實就是灰色規則、內部章程，指沒有正式規定但在某些人群中被普遍遵守的規則。潛規則通常有不法、不道德、或者其他不能明說的內容，比如給官員送紅包，再如近幾年中國奶業普遍出現的添加三聚氰胺現象。
後來，吳思還進一步提出潛規則的元規則--"血酬定律"。所謂血酬定律，簡單來說就是：暴力者、最強者說了算，雖然暴力集團（強盜、土匪、軍閥等）不創造價值，但卻控制生產集團獲得以暴力換來的血酬、進而以國家政策合法掠奪的法酬。吳思用這個定律以全新的眼光解釋中國歷史：比如春秋戰國的封建制度為何無法延續下去；也富有說服力地解釋了中國當下許多怪現狀的癥結，比如中國接連不斷的煤礦事故、毒奶粉事件。
從潛規則到血酬定律，吳思頭腦裡對應或者說反抗的，其實是從小被灌輸的、一度堅信不疑的馬克思唯物主義歷史觀，尤其是 "生產決定上層基礎，生產關係決定生產力"的教條。一九九六年開始，吳思開始較有系統地讀史、論史，他在二十四史和近現代世界史中看到與此迥然相異的故事，好奇心促使他單刀直入，單槍匹馬也要探個究竟。
儘管如此，吳思還是給自己的學說劃出一條明確的分界線：在資本主義時代，血酬定律失效。因為那時，生產集團控制了暴力集團，只有暴力被規訓，權利才獲得釋放。中國當前的社會狀況，用"官僚資本主義"政治不正確（因為它是中共號稱要打倒的國民黨統治下的"三座大山"之一），也有人用權貴資本主義，但吳思認為，更準確的叫法應該是資本-官家主義。中國歷史一路下來，明朝時候是朱元璋建構的小農官家主義，後來發展成地主（鄉紳）官家主義，清末以農業為主的格局開始鬆動，逐步出現工商官家主義。現在的資本-官家主義跟以前一樣，核心還是官家說了算，因而其實沒有跳脫血酬定律的歷史階段。而只有當官家退場，生產集團控制暴力機器，才可能出現真正的資本民主主義。
雖然吳思創造了許多新名詞，但他說這是很無奈的做法，因為實在沒有適當的既有詞彙可以準確定義一些複雜但真實的情況，尤其是中國特有的情況。近年致力於重新把《聖經》翻譯成中文的著名學者馮像，他對現代漢語的這種創造性抱持樂觀態度。現代漢語從古文中解放出來的時間不超過一百年，中文的創造力需要學者、文學家去不斷開拓疆界。從這個角度看，吳思的論述讓人看到了頗為成功的詞彙創新可能性。
在搖搖晃晃的香港地鐵裡，吳思突然問記者："你們覺得找到歸宿了嗎？""什麼叫歸宿？"記者不解其問。他很認真地答道："歸宿，就是那種可以認真生活下去的安定感，我覺得香港是有的。但我還沒有找到。"無論面對歷史還是現實，吳思的思考軌跡，還沒有跨過那條歷史的鴻溝。以下是亞洲週刊對吳思的專訪摘要：
從潛規則和血酬定律的角度，你怎麼看中國這三十年的改革？
潛規則和血酬定律大量借用了生態學和進化論的比喻。用生態學和進化論的框架來看，三十年前，中國社會的物種非常稀少：沒有農民，只有人民公社社員，不是相對於地主或國家意義上的自耕農；沒有工人，只有官辦企業的職工，他們是國家雇佣來做工的僱員，不是相對於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最大的物種是公社社員、國家職工、幹部、知識份子（也是國家雇佣），國家體現為一個全面、完整的官僚控制的整體，一切都是官家的。這種狀體持續了幾十年，社員種植的糧食養活不了自己，職工生產的產品嚴重浪費、效率極低，在世界市場上沒有競爭力，國內工業品嚴重短缺。一鬧文革，官員的日子也不好過了，誰都覺得不好。
然後改革開始，最先突破的就是社員，社員變成自耕農，新的物種出現了，他們中間又分化出個體戶、鄉鎮企業工人、鄉鎮企業商人、資本家。此外，農民中還分化出最純正的無產階級--農民工，剩下的小農在堅守，但是他們的產出、質量依然遠遠超過之前的公社社員。
城市職工和官員成長路徑和農村不同，體制先沒動，體制外出現一批回城知青、勞改釋放犯、待業青年，舊有的體制、官家的工商業吸納不了他們，成為個體戶。海外的也讓回來了，他們辦起了私營商業。體制外成長起了一棵大樹。這些個體戶、海外資金匯聚起來，形成強大的民營企業群體，分化出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個體戶、中產階級、白領。整個產出佔據了半壁江山，使得原有的官家企業相對萎縮，剩下幾個大企業靠壟斷吃法酬（暴力集團建立並維護的制度收益）。
原來無所不包的大一統體制在政治上、經濟上全面鬆動。意識形態上開始鬆動，從原來的階級鬥爭到三個代表到和諧社會，是在放給民間更多的權利。政治上資本家開始入黨，黨內也從一個人說了算變成有簡單的制衡，大致順暢的接班人制度、到點退休。原來官家巨大的、充滿整個天下的龐大物種在權力方面縮小了，出現了豐富、複雜、更有創造力的多樣生態。這有兩大好處，一是穩定，物種越多越穩定；二是變異多、創新多，容易出現更有效率的東西。這種充沛的創造力造就中國崛起。
那你怎麼看待近年不斷增多的群體性事件？
其實是在調整利益邊界。以前的爭執主要發生在稅費的邊界上，後來取消農業稅，基層政府更缺錢了，於是重點轉向土地伸手。農民的土地產權邊界一向模糊，最近幾年農民的抗爭一直圍繞著土地權益。這種收益沒說不是農民的，但也一直沒說是農民的。這種模糊地帶最容易出事。就在競爭、爭奪之中，才能把每個利益邊界劃分清楚，最後形成法規，清楚了才不爭。這個過程本身就是物種越來越豐富、各個物種形成自己權利邊界的過程。若能通過正常的投票、遊行來表達，那就比較和平，但這些都被禁止了，就只能去打扁擔、燒房子，就只能去上訪，上訪不行就殺人、爆炸，什麼合算、什麼有效，就用什麼手段。
但這些事件似乎並沒有造成一種明顯的社會斷裂。你怎麼看中國社會的這種彈性？
中國農民的承受力之強、政府維持穩定的生命力之強，讓人吃驚。我在取消農業稅之前到農村做詳細調研，瞭解到農民實際的負擔高達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遠遠超過規定的百分之五。按照中國歷朝歷代的經驗，負擔到這個程度就不行了，就會拋荒會出現流民，隨時準備玩命，天下大亂。明朝的經驗就是如此。但是現在流民進工廠了，不僅沒有成為不安定的力量，還把在城裡掙到的錢寄回家鄉，所以鄉政府從四五十人膨脹到二百人，搜刮掉了老底還有東西可撈。這是因為出現了一個新的、沿海的經濟增長，新的經濟增長來自哪裡？第一來自海外的資金和市場，第二是模仿新的技術，第三來自模仿新的制度--公司、市場、新型外貿制度。這些歷朝歷代都是沒有的，海外的新東西為中國的轉型提供了巨大的空間，這是開放帶來的好處，模仿、汲取國外的新東西帶來的好處。
後來一刀切取消農業稅，剪斷搭車收費，對付不斷膨脹的官員，把農村領域的官民關係理順了，農民日子一下子好過了，開始復甦，種地變得合算了，產出高了，一些農民工開始回流了，還可以在城裡要求漲工資了，你不漲回去種地了，出現了民工荒，有了跟資本家討價還價的能力。這也讓人大吃一驚。
明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六十週年，在歷史河流裡，你怎麼看待這六十年，中國未來走向哪裡是否看得出脈絡？
談論中國的未來，不能不看現在的臺灣、韓國、日本。短期說不清楚，十年八年偶然性太大，什麼事都可能有，哪個方向都有。但長期來說，用一兩代人的時間來計算，大概就是那個方向，越靠越攏，越靠越近。我們過去一代人兩代人，也是很清楚的，走了一個彎路，立刻退回，退到失敗的起點，重新起步。以後也是一樣，走錯了，還得回來重走，走對了一路走下去。走的方向，就是臺灣、韓國、日本的憲政民主方向。
吳思小檔案
一九五七年生於北京。一九七八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分配到《農民日報》，先後任機動記者組記者、群工部副主任、總編室副主任。一九九三年，出任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辦的《橋》雜誌社副社長兼中文版主編。一九九六年底至今，在《炎黃春秋》雜誌，任執行主編，副社長。
著有：《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試驗》、《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二零零一）、《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遊戲》（二零零三）、《隱蔽的秩序》（二零零四）等作品，在中國引起廣泛影響。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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