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啟示錄之我的反共啟蒙
我之自小受中共教育跟許多人一樣也為不過一中共小兒而已。我幼年長大的地方，也就是在我那首詩《我古老的故鄉那條古老的河》中所提到的那條老街，住有一個叫啞巴兒的苦孩子，有一天，啞巴兒與兩個孩子來找我，要大家玩一個遊戲，我欣然答應，於是他很認真要求其中的一個人去打他，大家當然願意，於是大家都去打他，你猜怎麼著？他突然喊起共產黨萬歲的口號來，結果哪個打他，哪個倒霉，因為他喊這樣的口號時打他，就是反動的，他就可以理直氣壯的要我們不要同他玩了，而我們也義憤填膺的沒有任何疑問的接受啞巴兒的建議跟那個人劃清界限-此啞巴兒之遊戲，居然一時在那裡東成西就、所向披靡，而中招者也往往自動伏罪，誠惶誠恐,一度成喪家之犬，好比王胡之不敢接近阿Q不敢來接近我們。我的小學就是在那樣灰色的環境下確立了自己對中共的定位，那個時候在心理對中共有種父親式的意象，有次做了個夢而且夢的很舒服：就是夢見了跟紅軍在一起去攻克一座城池，醒來還仍意猶未盡，盡量想像著夢裡頭的情景。甚至有時在夏日，看螞蟻打架，也是看螞蟻的顏色來區分好壞：紅的就是好的，黑的那就是壞的。
在初中因為喜歡自然科學對中共沒有像小學那樣對起迷信的成度，所以那時對中共的影像有些模糊。在高中，因為對哲學好奇，對辯證唯物論也感興趣，對中共哲學自認為從理性上推崇，我利用每天半夜裡的時間把《毛選》讀了三十多遍，但那時心理上對中共有著隱隱約約的說不太出來的一種失望，這失望主要來源於中共的電影作品，只覺的裡面的中共主角永遠是露出一把包谷牙齒自以為是土哩巴嘰的粗鄙、不孚審美要求，但還沒有到反對它的境界。
我對中共起厭惡之心的緣起於我的一件政治事件，那時本來因為好玩在政治書本上寫了"大中華聯邦帝國"幾個字，不料被人舉報給了政治教員，該政治教員報告給我當地教育局隨後通知了我的父親--我的父親自然找到了我告誡我這件事情的以後要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我從此覺得中共政治之險，也體會到了其中人心之惡與中共的恐怖，也許那時在我心底已經有了對中共正確認識的底片，只不過還沒有徹底成型。
到了大學的時期，那時我學校的後山長有一片青幽幽的松林。有不少同學上去野合赴年桑林之會。我呢，卻愛和另一位帶有酸葡萄心理的同學到那兒去偷窺。結果偷窺不成反而在那兒隨心所欲的高談闊論促成了彼此共同的對中共的反省意識，因為這位同學知道一些中共的黑暗面，也就把它講了出來，有時清風明月大家談的甚為高興，後來我們幾乎每週都要去一次，當然每次也買了些小吃上去以佐談興，再後來也有其他的同學參與進去，我們或論風月，或論政治,論政治則必論中共，初則批之後則罵之：那時我們就按數學的方法導出了中共可能是個"邪教"的推論。但大家對外卻誰也不說，仍然是麵團團、笑嘻嘻服從中共理念的"好學生"。當時給我們上政治課的是個年青女子，我們就跟她開一些擦邊球的玩笑來表示我們消極的抗議，有次記得是在她的講案上放了一朵紅色的玫瑰花。
參加工作後，我遇見了一個有強烈反共意志的朋友，他是市長的侄子，但他的反共完全是從政治權力出發，不過是"嗟乎,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但也許我們互相影響，中共在我心目中完全成了貶義詞，因為我這位朋友瞭解中共運作的黑幕更多。從那時起，我就發誓絕不參入中共，如有可能，必當承擔起終結這個集團的運命。
我想如果中共是個正常的物體，反共只不過是能作為一個社會人或團體一種普通、自然的權利；但於目前按中共已被它自己的歷史所定義，反共被中共烘托成了一件人間最為偉大的事情，是一切道德中的道德、一切正義中的正義、一切真理中的真理，所以以後當這段歷史被結束，當然它也肯定會結束，我們也許會說：這是聖戰。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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