餓死3600萬人是什麼樣的概念？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450枚原子彈，相當於發生150次唐山大地震。第1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隻有1000多萬人，中國1960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今年是中國「大躍進」50週年和「改革開放」30週年，發生在半世紀前的「大躍進」運動導致的3年大飢荒，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個鮮活的生命死於人為的飢餓，出現大規模的「人相食」、人吃人。如今大飢荒過去50年了，這段歷史始終含糊不清，幾千萬亡靈魂歸無所。
新華社退休高級記者、現任《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今年5月在香港出版《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天地圖書公司），此書長達80萬字，分上下兩冊，堪稱是血淚交加、資料翔實的長篇調查報告，也是一幅真實記載大飢荒的全景圖，詳細記述了1960年代大飢荒餓死3600萬人的史實，並著重介紹其中12個省餓死人的情況。
請看書中記載的一段文字；「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車將死人成批地拖到村頭的大土坑裡，有的地方因無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還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尋找食物的路旁，還有不少死人長時間放在家裡，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信陽五里店村一個14、15歲的小女孩，將4、5歲的弟弟殺死煮了吃了，因為父母都餓死了，只剩下這兩個孩子，女孩餓得不行，就吃弟弟。......」
飢餓比死亡更恐怖
此書是作者逐一實地考察、走訪大量當事人，包括當年各級幹部、飢荒倖存者及見證人，並詳細閱讀檔案資料寫成。對沒有實地考察的其他省分，他則透過各種渠道查閱了大量的資料，包括公開或未公開的各級檔案、會議記錄、談話記錄及各種地方誌、縣誌，也參閱了許多專著、統計資料等。他窮10年之力，收集了近千萬字的資料，寫成《墓碑》一書，填補了歷史空白。書中涉及的事件、引用的資料，都詳細註明來源、出處，有些還配有照片。
這是一本承載了許多倖存者集體記憶之書，亦是紀念3600多萬餓死亡靈的墓誌銘。
1999年秋，楊繼繩到信陽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瞭解當年情況。70多歲的農民余文海把他領到村外一塊麥地邊，指著麥地中間的幾棵樹對他說：那長樹的地方原來是一個大坑，上百具屍體就成堆的埋在那裡。楊繼繩感嘆：「如果不是當事人余文海指認，誰也不會知道，在綠油油的麥苗和挺拔的樹木下面，深埋著慘烈的悲劇。」
他在書中描述，死亡前的飢餓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都用來填肚子。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飢民們一邊挖，一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裡塞著觀音土。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飢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飢的食品。
作為一個有良知的新聞工作者，骨肉親情是楊繼繩寫作《墓碑》的動機之一。他的父親是一位善良、正直的農民，1959年死於飢餓，事隔半世紀，父親臨死時的慘狀、家鄉慘不忍睹的情況仍歷歷在目。
楊繼繩說，這本書原打算名為《天堂之路》，後來改為《墓碑》。他指出書名「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三是為造成大飢荒的制度立墓碑；四是在這本書寫到一半時，楊繼繩在體檢時發現有「病變」（甲胎蛋白呈陽性），「於是我加快了寫作的速度，下決心把這本書寫成，也算是為自己立一個墓碑。後來有幸在複查時排除了病變，但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個墓碑」。
因此，楊繼繩決心為歷史作見證，記錄這一曠世災難，以警後世。他強調，把真相公諸於眾，不是為了喚起仇恨，而是希望今後不再出現這樣的悲劇。大飢荒始終是巨大的歷史包袱，遲早要卸掉，並要從中汲取教訓。他深刻指出，大飢荒的成因及結果，間接引發了另一場浩劫──文化大革命。
字字血淚 不忍卒讀
美國西東大學、21世紀中國基金會和中華學人聯誼會10月17日至19日在紐約聯合舉辦「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 ─大躍進50週年和改革開放30週年國際研討會」，邀請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加拿大及全美各地40多名學者與會，旨在探討中國當代史上大躍進和改革開放這兩大歷史事件的意義及影響。《墓碑》作者楊繼繩也是與會者之一，這次應邀訪美，在會上發表「大飢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調查報告，並接受《世界週刊》專訪。
「叫墓碑，太沈重」！《墓碑》確是一部令人心情沈重的書，不少人在閱讀此書時，難以忍受錐心之痛，幾番掩卷，不忍卒讀。知名作家倪匡形容，「讀《墓碑》，感覺每一個字，都有30個魂縈繞在旁，深深體會什麼叫『令人髮指』的感覺。」他並形容《墓碑》文字的震撼力，有「字字血淚」之說。
楊繼繩在「墓碑」前言部分，詳述了他父親悲慘死去的一幕。那是1959年4月底，楊繼繩在湖北浠水第一中學讀高中，他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匆匆趕到學校通知他：「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他：「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裡的人把他抬回來的。」
楊繼繩當即向老師請假並到食堂停夥3天，取出他的口糧──3斤大米，然後趕回他下灣的家。「走到灣裡，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浠水稱之為油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凌亂的土坑。池塘乾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乾的。蚌有股難聞的腥味，過去是不吃的。沒有狗叫，沒有雞跑，連過去歡蹦亂跳的小孩子們也待在家裡出不來。灣裡一片死寂」。
他走進家門，發現沒有一顆糧食，沒有一點能吃的東西，水缸裡連水也沒有。「餓得走不動，哪有力氣挑水啊！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皺紋寬闊而鬆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沒有伸起來，只是動了動。這隻手和上生物解剖課時看到的人體骨骼標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雖然有一層乾枯的皮，但沒有遮住骨骼上每一處的凸起和凹陷！看到這隻手，我心裏陡起一陳酸楚和震撼：原來通常說的『瘦得皮包骨』是這樣的恐怖和殘忍！他嘴裡嘟啷著，聲音很低，他是叫我趕快走，趕快回學校去。」
父親變成這個樣子，楊繼繩心裏充滿了懊悔和自責，「我為什麼不早點回來挖野菜呢，為什麼不早點請假拿點米回來呢？」他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然而父親已經不能下嚥了，三天以後與世長辭。
埋葬了父親，他很悲痛，但沒有絲毫埋怨政府。「我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麼關係，也不認為這和『三面紅旗』（指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有什麼關係。我對當時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依舊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遠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象。我以為父親的死只是我一個家庭的不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麼？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這種認識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時期。」
楊繼繩說，那時，他沒有懷疑過共產黨和政府，所有被灌輸的東西都全盤接受。「1957年反右派時，黨組織說右派份子壞，我就認為壞。1958年大躍進，我也是學校裡的積極份子，我寫的讚美大躍進的詩曾送到黃岡地區教育展覽館。當時我是團委宣傳部長，兼任學校《青年共產主義者》油印小報的主編。白天參加勞動，晚上編報紙。1959年元旦，我為這張報紙寫《元旦獻詞》，熱情地歌頌『大躍進』。在全校慶祝新年的大會上，校長王佔崧一字不差地宣讀我寫的這篇文章，作為向全校師生的獻詞。」
楊繼繩說他不懷疑「三面紅旗」，除了無知以外，還有整個社會強大的政治壓力，使他不敢懷疑。「不停頓的革命大批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不是看到毒蛇猛獸那種陡然產生、陡然消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本能。人們像避開熾熱火焰一樣而避開政治危險」。
1960年他考入北京清華大學，大學期間還是很聽話，一直擔任團支部書記，1964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使他認識最初發生轉變的是文化大革命。1966 年8月到12月，他和幾名同班同學一起到20多個城市「串聯」，各地大字報揭發出高官的腐敗和特權。「我開始不迷信權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報紙上所說的一切。我開始懷疑中國共產黨多年來向我灌輸的神話。我和多數普通群眾一樣，是以反對高官的特權的心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長張體學說的一句話使我震驚：湖北省在3年困難時期餓死了30萬人！這時我才知道，發生在我家庭的悲劇不是個別現象。」
楊繼繩在清華大學拖拉機製造專業畢業後，分配到新華社。新華社記者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面。他不僅知道了很多與黨史教科書上不一致的真實情況，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及許多與生活。「作為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製造出來的，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為政治權力的『喉舌』。」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思想禁錮比過去鬆動了不少，一些真實的歷史開始透露出來。楊繼繩說：「過去黨教導我們，在抗日戰爭期間，只有共產黨抗日，國民黨一味投降妥協；現在才知道，國民黨支撐著抗日的主戰場，有一、兩百位將軍為國捐軀。過去黨教導我們，由於自然災害，少數地方發生了飢荒；現在才知道，完全是由於人禍，幾千萬人飢餓而死......我開始知道，中國共產黨黨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國歷史，都是按照共產黨的需要，進行了歪曲和編造。」
還原歷史 追求真實
一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到矇騙，就產生出一種擺脫矇騙的強大力量。當權者越是掩蓋真實，就促使他更加追求真實。他不僅大量閱讀新發表的史料，也在採訪新聞中努力瞭解真實的過去。「我親身經歷的1989年北京風波（六四事件），更使我大徹大悟。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裡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言洗刷一盡。作為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導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並把真實歷史告訴受矇騙的更多人。」
在擺脫矇騙和追求真實的努力中，楊繼繩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他父親死去的社會背景。雖然時間過去了幾十年，他對父親死因的思考卻日益深入。
當他得知，父親因大飢荒餓死的年分，中國並沒有什麼天災，是一些正常的年分，雖談不上豐收也談不上災害。當他得知，河南省發生人吃人的慘劇時，信陽100 萬人死於飢餓時，河南至少有25億斤糧食庫存，臨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億斤糧食庫存，僅動用這兩省庫存，根本不會餓死人。明知道大面積餓死人，毛澤東還大幅增加當年全國徵糧庫存額度，他的憤怒無以復加。大飢荒完全是人禍，原因是謊言，加上人民公社對人身控制、計畫經濟的荒謬以及極權政權的殘酷。
當一個人從當年迷信的謊言中醒來時，首先是憤怒，然後陷入對歷史真相的沉思。楊繼繩說，發生在他家的悲劇，同時發生在全國上千萬個家庭中。
在新華社的第1個10年，他跟潮流寫了許多稿子，以上人民日報頭版為榮，有一年曾在人民日報發了14個頭版頭條。現在回顧，楊繼繩說90%的稿子都應當燒掉。第1個10年，他只有兩篇稿子是憑良知寫的：一篇是《天津駐軍大量佔用民房，嚴重影響軍民關係》，經中央批評軍隊全部退出民房；另一篇是《天津勞動生產率調查》。
第2個10年，楊繼繩儘可能說真話，堅持不說假話，但有時還不得不跟一下潮流。
第3個10年，楊繼繩決心不跟潮流，只寫自己想說的真話。「說真話，求真理，做真人」這是他的追求。
他說：「在權力面前說真話。」「一無所求，二無所懼，就能自立於天地之間。」
父親墓碑 立在心中
楊繼繩有感於大飢荒已經過去50年，在中國國內還沒有一本記述這個歷史事件的書。「這不僅是歷史的遺憾，也對不起幾千萬餓死的冤魂」。
面對大飢荒造成的嚴重後果，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劉少奇還說過，對這場災難要刻上碑，記上帳，「要子子孫孫地傳下去，以後再也不犯這個錯誤。」1962年春，劉在與鄧力群談話時也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楊繼繩利用到全國各地採訪的機會，查閱有關資料，訪談經歷過大飢荒的人。他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南，查閱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經過10年努力，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了10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他「終於比較全面和比較深入地得到了這場持續3、4年的大飢荒的真實情況」。
1980年代，楊繼繩家鄉興起為先人修建墓碑的風氣，特別是在外面當大官的人，修的墓碑更氣派。親戚朋友也勸他為父親修建個墓碑。
楊繼繩想，「我雖然沒有當什麼大官，我為父親立的墓碑一定要比當大官的更氣派。然而，我想到了1959年家鄉那些墓碑的命運，有的被拆來修建水利設施，有的在大煉鋼鐵中用來做土高爐的底座，有的則鋪在路上任千人踩、萬人踏。墓碑越氣派，被拆除的危險就越大。父親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須立在心裏；立在心裏的墓碑，不會遭人踐踏，也不會被人拆除。」
接著，他花了10年功夫，調查大飢荒真相。每到一地，他以正面報導為幌子，要求地方黨委開放大飢荒的檔案，抄寫資料。多年如一日，他白天完成工作，晚上除了特殊情況，如生病、家中有事，他都在寫作，終於完成《墓碑》。「這本書也算是幾千萬飢餓亡靈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飢餓的亡靈得到安慰。」
他在心中為父親修建了一座墓碑。《墓碑》這本書，就是銘刻在他心中墓碑的文字表達。「即使我在這個世界消失了，這個文字表達的心聲，將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圖書館中。......」
他認為，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應當立上巨碑，以警後世。「我想，為了牢記歷史教訓，僅有我這本書是不夠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紀念碑，日本廣島、長崎有了紀念碑，歐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戰紀念碑。中國也應在一切餓死人密集的縣分（如信陽，通渭，羅定，亳州，鳳陽，遵義，金沙，郫縣，榮縣，豐都，大邑，館陶，濟寧等等），在餓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貴州、河南、山東、甘肅、青海等省的省會城市，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飢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吸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他強調，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症，這是權力強製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內情驚人 力透紙背
《墓碑》面世時間不長，引起海內外讀者極大關注，好評如潮。中國大陸自由作家、歷史學者丁東說：「這是一部力透紙背的信史。」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指出，雖然中西方作者以前出版了多種有關大飢荒的書籍，但「就資料的全面和翔實，內情披露的驚人，論證的理性和嚴密，以及結論的權威可信而言，這本書是前所未有的」。
他指出，《墓碑》一書全面、真實地記載了全國大飢荒的情況，書中詳載各省飢荒的慘烈實況和剖析飢荒發生原因，有力駁斥官方謊言，並披露大量內幕，例如， 1961年，糧食部和國家統計局負責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彙集後得知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閱後命令立即銷毀，不得外傳。事後周還追問是否銷毀了，在得到肯定答覆後才放心。
徐友漁認為，「這是一部可以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忍尼辛(又譯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媲美的巨著。雖然，關於中國的古拉格，也有中國人作了深刻的揭露。如果說古拉格是史達林時代的代名詞，那麼，餓死幾千萬人則是毛澤東時代的標誌」。
他說，楊繼繩曾驚嘆索忍尼辛為記錄罪惡而收集證據的專注與堅韌，為中國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和倖存者未能專心致志還原歷史而嘆息。而《墓碑》一書既體現了索忍尼辛式的良知、民族責任感和歷史洞察力，還在史料的彙集、分析和內情披露方面大大超出《古拉格群島》。「當然，可以說楊繼繩的身份和條件優於索忍尼辛，但一般的規律是，身份和條件越有利，包袱就越重，顧慮就越大。像楊繼繩這樣出身於體制內而為正義冒險犯難、孤注一擲，雖不是絕無僅有，也只有顧准、李慎之等少數前例」。
徐友漁指出，在大飢荒年代發生的許多事，今天看來匪夷所思，有些看起來是笑話，但著實令人辛酸。1960年春，甘肅定西地區農村斷糧，地委書記卻說：「寧餓死人，也不能向國家要糧食。」在搜刮糧食的過程中，通渭縣向公社下的命令是：「完不成糧食任務，提頭來見！」當時的口號是：「寧欠血債，不欠糧食。完成糧食任務就是血的鬥爭。」
1960年冬，河北省委決定農民口糧為每天4兩（舊制，相當於現在的2兩半），省委負責人說：吃4兩的是馬列主義，超過4兩的是非馬列主義。隨後，省委提出「吃4兩，晒太陽」的口號。徐友漁說，人不能進行光合作用，晒太陽怎能頂得上吃糧食？
千村薜荔 萬戶蕭疏
提到中國的大飢荒，人民首先想到的是河南信陽，這是中國大飢荒餓死人最多的地方。
當時在四川、河南 、甘肅、安徽省不少地方，包括信陽、通渭、鳳陽、亳州、羅定、無為、館陶及濟寧等，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絕，有的村莊死得絕無人跡。正是應了毛澤東在1958年6月《送瘟神》裡的詩句：「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墓碑》詳細記錄了以信陽地區為重點，下至縣、鄉、村，上至省委、中南局和中央的情況，比對、分析了各種資料和方法之後，得出結論說，河南餓死人至少為300萬，信陽一個地區餓死人100萬，佔該地區總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
甘肅總人口只有1300萬，全省餓死人數在100萬以上。死人比率最高的在通渭縣，將近三分之一，70%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絕。當時被派遣去解決「通渭問題」的一個幹部回憶說，他們只看到炕上、路上、田間、地頭都躺著人，死人活人不分，活人沒有力氣或顧不上埋葬死人，他們不怕死人怕活人，因為活人想吃人。
四川歷來號稱「天府之國」，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但在大飢荒年間死人最多，達到1000萬至1200萬，之所以難於準確估計數字，是因為四川省委在當時就從政治上控制人口統計工作，命令上報死亡數字多的地區「重新調查」。
四川是全國飢餓時間最長的省分，因其最高領導人李井泉善於揣摩毛澤東的心意，對於極左躍進的做法堅持不降溫，並大量外調糧食，以證明政策正確，形勢大好，他以千萬人的生命為代價，晉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安徽鳳陽以農民逃荒要飯聞名，這個不到40萬人的縣，3年大飢荒餓死9萬人，將近四分之一。飢荒的主要原因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鳳陽縣委1958年上報指標8億斤，實收1億6000斤，國家強力徵購佔43%，造成農民缺糧斷炊，1959年產量為1億8000 斤，上報為4億斤。安徽全省餓死的人在500萬到600萬之間，超過總人口的15%。在安徽亳縣，由於吃人肉的情況不斷發生，出現了人肉市場交易，農民擺攤設點或流動串鄉賣人肉。
3年大飢荒到底餓死了多少人？這是一個人們一直關心，引起激烈爭論和眾說紛紜的問題。
在該書第22章，楊繼繩參照中外多方面資料、比較分析了各種方法後的結論是：在1958年到1962年飢荒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600萬；另外，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數大約4000萬，大飢荒使中國人口損失大約7600萬。徐友漁認為，這是一個比較科學、可信的數字。
美國明尼蘇達諾曼學院教授丁抒10月17日在「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國際研討會」上，發表《大躍進、大飢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的下限》的演講時指出， 1960年前後，整個中國有如一個巨大的冰窖。千千萬萬個村莊，每天都有許多農民在飢餓中死去，在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場人為的戰禍或天災、瘟疫，都不曾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奪去那麼多人的生命。
丁抒說，全國究竟有多少人死亡？本來無需別人開會來討論。
可是中國國家統計局直到現在還用大大低於實際數字的1700萬人「唬弄世人」，以至他們不得不在50年後的今天，用事實「揭破其謬誤」。他引用大量資料，得出「全國在大躍進／大飢荒期間的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3500萬」。在《墓碑》之前，不斷有中外研究者綜合各種材料和資料，估算出餓死的總人數，大致說來，在2000萬到4000萬之間。而新老左派則攻擊這些資料，稱這些資料偏高，是對毛澤東本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醜化。
徐友漁對此反駁說：「我們可以取最低數的十分之一，質問左派們：難道你們認為，餓死200萬人就天經地義？」
餓死3600萬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楊繼繩說，這個數字相當於1954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 450倍。1945年8月6日，美國飛機向廣島投下的原子彈炸死7萬1000人；8月9日，美國飛機向長崎投下了另一顆原子彈，炸死80萬人；即大飢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
這個數字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24萬人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飢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1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1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隻有1000多萬人，中國1960年1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大飢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2次世界大戰。第2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4000萬到5000萬之間。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3、4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集中在半年之內發生。
易子而食 搶吃人肉
中國古籍記載「易子而食」的故事，而在1950、60的大飢荒年代，吃親生兒女的事件就有多起，「人相食」並非個別現象。在河南信陽的一些鄉鎮，在甘肅通渭，楊繼繩都聽到當事人講述駭人聽聞的吃人故事，他還見到吃過人肉的人，聽他講述過人肉的味道。據親歷廬山會議和大躍進的李銳說，當時人吃人的記錄全國至少上千起。這些悲劇，在《墓碑》各章節裡，有詳盡記載。
在當時及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國的一切書刊、報紙及官方檔案，都極力迴避和掩蓋這一大規模的人類悲劇。各級幹部對餓死人的事也是三緘其口。對餓死人數的統計，各級幹部弄虛作假，千方百計縮小死亡數字。為了永遠掩蓋這一事實，當局還下令銷毀各省報上來的人口減少數千萬的資料。
公共食堂 大吃大喝
為什麼會發生全國性的大飢荒，為什麼會餓死這麼多人？《墓碑》一書披露下述原因：
由於大躍進的浮誇，全國各地都搞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1958年宣布糧食總產量為7500億斤，以後統計的數字（還有虛誇）為4000億斤，實際產量基本與上年持平，但徵購數量增加了21%，其結果就是從農民的口糧中硬挖硬擠。
要完成高徵購指標，農民必須把口糧、飼料、種子搭進去，在完不成徵購任務時，上級部門認為農民在搞瞞產私分。各地普遍用對基層幹部撤職、開鬥爭會、毒打、勞教、逮捕等方式強迫交糧，被打傷、打死的幹部和農民不計其數。鬥爭會上有這樣的問答：「生產隊大躍進了沒有？」「大躍進了。」「人民公社優越不？」「優越。」「那你為什麼不交糧食？」
還有這樣的口號：「誰藏一粒糧食，就等於私藏一粒子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發表文章證明，每畝產量可以達到3萬9000斤，這為反瞞產私分提供了「科學論證」。
「墓碑」一書以大量事實指出，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餓死人的重要的禍因。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農民家庭的灶拆了，鍋盆碗盞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徵用。糧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飼養。社員挖的野菜也要交給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煙囪不允許冒煙。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來的危害就是浪費糧食。食堂初開辦的最初兩個多月，各地放開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勞動好壞，都一樣吃飽喝足。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裡。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杓子交到了領導人手裡，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裡。農民失去了飯杓，就失去了生存權。此書記載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飯」而把人活活餓死的事實。
楊繼繩說，人民公社是農業集體制度的發展，也是極權制度的進一步發展。人民公社剛成立時，普遍實行供給制和工資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供給制，實際上是由各級官員對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進行「供給」，這不僅為各級官員控制公社財富創造了條件，也從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員。官員不「供給」，社員就不能生存。由於政府不具備供給能力，供給制只是曇花一現。供給制雖然只持續了很短時間，卻造成了極大的浪費，特別是糧食的浪費。
在幾千萬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層幹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僅光山和潢川兩個縣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一縣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殘的不只是農民，也有不聽話的基層幹部。在農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和下級任意欺凌。
在公社化、反「瞞產私分」、辦公共食堂的過程中，有牴觸情緒的農民，因飢餓偷吃了集體青苗的農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飢餓幹活不力的農民，都可能遭到殘酷的處罰。處罰農民的刑罰有幾十種：吊打、罰跪、遊街、扣飯、冷凍、晒太陽、割耳朵、「炒豆子」等。慘不忍睹。信陽地區羅山縣彭新公社有17名預備黨員，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榮地」轉為正式黨員，只剩一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在這本書各章節中，記錄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慘案。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慘案是1961年整風整社中揭露出來的，多發生在「三類隊」（即落後隊），不是每一個生產隊都發生這樣慘烈的事情。不過，根據毛澤東的說法，「三類隊」也佔生產隊總數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產隊裡發生這樣的慘案，也是相當普遍的。
上天無路 入地無門
中共各級地方政府為了完成徵購任務，在農村以開展「兩條道路鬥爭」的方式大搞「反瞞產私分」運動，用政治壓力、精神折磨和殘酷的暴力，搜刮農民僅餘的口糧和種籽，農民稍有不滿就要挨打，面臨種種刑罰，甚至被活活打死。
喬培華根據中共檔案撰寫的《信陽事件》調查報告，記錄了數十宗光山縣槐店公社大樹大隊發生的血淋淋事例，信手拈來幾例：
1959年10月15日，熊灣小隊張芝榮交不出糧食，被綑綁後用劈柴、木棒毒打後死亡，大隊幹部還用火鉗在死者的肛門裡捅進大米、黃豆，一邊捅一邊罵：「要叫你身上長出糧食來！」張被打死後，留下8歲、10歲兩個小孩先後餓死；
1959年10月15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小家及兒子陳貴厚因交不出糧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樑上毒打，後又扔到門外用冷水凍，陳家父子7天內先後死亡，家裡留下的兩個小孩也活活餓死；
1959年11月8日，熊灣小隊社員徐傳正被誣陷「有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樑上，殘酷毒打，6天後死亡。徐一家6口隨後全部餓死；
1959年11月8日，晏灣小隊社員鐘行簡因被認為「違抗領導」，被幹部用斧頭砍死；
1959年11月13日，熊灣小隊隊長馮首祥因沒有向來這裡的大隊幹部讓飯，被看成瞧不起大隊幹部，就被吊在大隊食堂房樑上毒打，並將其耳朵撕掉，6天後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富厚因無糧可交，被繩子穿耳，並綑綁吊在樑上用扁擔打、冷水淋，當場死亡。為防止其子陳文勝（17歲）聲張，誣陷他宰殺耕牛，綑綁起來毒打致死......
光山縣縣委書記劉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瞞產」運動，連續拷打40多個農民，打死4人。該公社一級幹部中，親自主持和動手打人者佔93%。河南省委委書記處書記李立在1960年11月28日向吳芝圃的報告中，提供了更重要的情況，摘抄如下：
光山縣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災，全社平均畝產172斤，總產1191萬斤，公社黨委報畝產626斤，總產 4610萬斤，縣裡分配徵購任務是1200萬斤，超過了全公社的實際總產量。為了完成徵購任務，他們不惜採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瞞產，把群眾僅有的一點口糧搜刮一空。食堂普遍停夥，死人現象相繼發生。劉文彩和公社黨委把食堂停夥死人歸於富裕中農進攻、階級敵人破壞，歸結為兩條路線的鬥爭在糧食問題上的表現。反瞞產鬥爭持續8個月之久，60、70天內粒米全無，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被打的有3528人，當場打死群眾558人，打後致死的636人，致殘的141人，迫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毒打、腳踼、凍、餓外，還採取了冷水澆頭、拔頭髮、割耳朵、竹籤子穿手心、松針刷牙、點天燈、火炭塞嘴、火烙奶頭、拔陰毛、通陰道、活埋等數十種極為殘忍的酷刑。
原公社黨委書記江某等指使炊事員把13個到公社要飯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凍餓而死。
廣大群眾處於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絕境，骨肉不得相顧。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遺棄子女，拋屍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飢餓難忍破壞屍體134具（作者註：這裡說的「破壞屍體」就是從屍體上割肉回家吃 ）。......
在正常情況下，如果遇到飢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當時的制度下，農民沒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權利。各級政府千方百計地對外封鎖飢餓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郵局，向外面發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了1萬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為了不讓外出逃荒的飢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鎖，不准外逃。對已經外逃的飢民則以「盲流」的罪名遊街、拷打或其他懲罰。
根據毛澤東的喜好和宣導大辦公共食堂，是造成農民餓飯和死亡的重大原因。此書作者根據資料分析認為，如果沒有公共食堂，餓死的人數可能減少三分之一，在有些地方可能減少一半。大辦公共食堂的過程，就是前兩個月吃飯不要錢，大吃大喝，然後鬧飢荒的過程，就是強迫農民入夥，統一用糧，沒收鍋碗瓢盆，誰家冒炊煙抓誰，使農民家徒四壁、一無所有。
公共食堂的最大危害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落實到每一個人的肚皮」，幹部掌握了讓誰吃飯和不讓誰吃飯的權力，同時得到多吃多佔，搞特殊化的基地。
政府和幹部濫用權力使餓得快死的農民雪上加霜，他們派民兵圍、追、堵、截，設卡抓捕，不讓農民逃荒，斷了飢民的最後一條求生之路。
中共共領導面對自己一手製造的大慘劇，編造出大飢荒是出於「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修正主義逼債」的謊言，把罪責推給老天爺和蘇聯，長期以來，「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成了中國人回顧大飢荒年代的口頭禪。《墓碑》對此作了詳細的考證和有力的批駁。
楊繼繩引證權威的氣象資料和權威的氣象學家的觀點，說明1959至1961年是正常年景。中國地域遼闊，每年發生天災在所難免，但這3年的自然災害並不比其他年分嚴重。
他進一步指出，歷史資料表明，糧食產量和天災之間並不存在正比相關關係，在大飢荒期間，中國政府以巨額資金和物資援助一些國家，其中許多國家的生活水準大大高於中國。在農民大量餓死的同時，大量糧食被用於出口，1959年與1957年相比糧食減產，但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創造糧食出口歷史最高記錄，這個數量夠2450萬人吃一年。
1960年，在大批農民餓死之際，當局不僅沒有考慮開倉放糧，反而刻意繼續增加國家糧食庫存，這一年餓死人最多，而國家尚有幾百億斤糧食庫存。
當毛澤東得知信陽發生餓死人的嚴重事件時，他說事件的性質是階級敵人竄奪了領導權，是反革命復辟，對勞動人民實行瘋狂的階級報復，解決辦法是實行民主革命補課，這導致對基層幹部大規模的鬥爭、撤職、逮捕。
有人曾辯解說，毛澤東在3年困難時期也和全國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此書引證官方出版物說明，毛的一份西餐菜譜記載了各式風味的魚蝦共有17種。另一位知情人說，醫生鑑於豬肉膽固醇高，建議毛不吃豬肉改吃牛羊肉。在此期間，各地為毛和一些政治局常委修建的別墅、賓館豪華程度超過國賓館。
十分人禍 無關天災
前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代表團團長吳康民高度評價楊繼繩及《墓碑》。說他是一位治學嚴肅、蒐集資料豐富，而又思想開放、大膽敢言的作家；《墓碑》是繼楊繼繩此前出版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內容涉及訪問趙紫陽的敏感題材）、《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等著作後，「對中國現代政治史的一大貢獻」。
吳康民指出，楊繼繩的「墓碑」，觸及大規模的「人禍」，揭露了極大的「黑暗面」，書中強調四點，一、中國大飢荒的真相長期不為人知，大多以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搪塞民眾，其實完全是十分人禍，沒有天災。
二、一般人們知道河南省當年餓死了300萬，卻不知道中國死人最多的省分是「天府之國」四川，保守估計為1000萬人。原因是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跟毛最緊，四川揭蓋子最晚。大飢荒與反右打壓敢言者有直接因果關係，大飢荒是文革的重要起因。
三、人吃人不是特別的例子，而是普遍存在，有明確記錄的已達3000多例，其中記錄有一次政府把吃人者與煮熟的人肉拿到會場批鬥，結果群眾飢餓難忍，一人說：「我也嚐嚐！」眾人蜂擁齊上，批鬥大會變成搶人肉、吃人肉大會。
四、中國大飢荒的影響超過文革，其死亡人數相當於全世界二次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當然也遠遠超過8年抗戰中國死亡人數，大飢荒死亡數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了450顆廣島原子彈。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美國哈佛大學博士丁學良稱此書為「你不能不看的墓碑」、「一本值得尊敬的書」。他說：「我從來沒有寫過任何書評，因為沒有時間。可今天，在回顧中國改革發起30年的時候，我卻要破例寫一次，因為《墓碑》太有價值、太有意義了...。」
丁學良指出，此書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幾家大報刊即用嚴肅書評予以反應，對它評價極高。他也認為這是他20年來所讀到的研究「大躍進」著述「最全面、最實證、有最多第一手資料和最多細節的一部傑作」。儘管他一直關注這方面的資料，但這部書「依然讓我吃驚─有些細節我都看不下去，時常要放下來，喘一口氣，因為裡面的內容太沈重了」。
楊繼繩表示，這本書題材沈重，估計出版後會讓他面對更大的政治壓力和風險，但是追尋真相的使命、反省歷史的責任，讓他「必須給自己一個交代」，也為父輩和那個時代立起一座文字的、也是更永久的墓碑。
「我堅信，在中國，總有一天極權制度會被民主制度取代。這不是很遙遠的事情。......在極權制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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