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於看到了，在記者和民眾要進入法庭旁聽時，他們果然是拒發"旁聽證"，且在上海市二中院門口配備20多名便衣，和我事先想像的沒有二致，毫無奇景。若分析其實質，無非又歸結到幾點，即，又是口稱"公審"而實為"私審"的謊言穿幫，又是絕對權力褻瀆法律尊嚴的一個佳例，又是將人民大眾視作寇仇的專制心態的體現。不過，這些並無多少創意的悖理逆法的醜態劣行已然不能激發我對剖析以上幾點內容的寫作激情，在對手足負鐐身不由己的楊佳的關注過程中，聽到了楊佳母親莫名其妙的失蹤（雖然，楊母失蹤的真相，大家都能猜個八九不離十，只嘆我華夏百姓至今仍是一盤散沙狀，孱弱的公民個體對此種情況基本上是無能為力，而我們還不能運用集體的力量進行調查，我們連拿到楊母失蹤真相之確鑿證據的能力都沒有，我也只得用"莫名其妙"這個詞），揣摩著楊佳在看守所內遭受刑訊的可能性（"可能性"一詞的使用理由，同上），冷望著謝有明的無德行徑以及將他推到前臺的碩大黑手，我已深為"審醜疲勞"所折磨，故而對上述話題幾筆帶過。在本次關於楊佳的"私審"事件中，最吸引我的是：那些幕後操縱者的深層恐懼。這種深層恐懼，是對楊佳進行"私審"的動力之源，對大多數人而言，尚涵有幾分神秘色彩，值得深入剖析。我試以本文闡明，對楊佳進行"私審"的背後的恐懼，從何而起，包括哪些關聯因素和深層因素，以及這種恐懼之情的發展方向。
他們的恐懼，最主要的來源是：民眾的覺醒意志和抗爭力量。但，只要民眾的吶喊沒有響起，只要抗爭的怒焰沒有燒到他們身上，他們決不會有任何的恐懼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要以為他們不知。可是，明白事理和恪守事理是兩回事，都知道貪污不對，照樣貪，都口讚民主，而施行起來卻依舊是封建王朝的路數。但凡堂皇的作惡，裡面都包納著一個巨大的"私"字。自然，從人性角度說，人皆有私心，但是，基於個人私慾的行為如果超越了道德和法律的框囿，必須付出相應代價。然而很不幸的是，在專制社會，官權和特權凌駕於法權之上，公權力的橫暴無度，權貴們的胡作非為，得不到法律的有力約制，得不到輿論的廣泛監督，所以，強勢群體的私慾便無限膨脹，他們為所欲為，飛揚跋扈，弱勢民眾的逆來順受更加助長了他們的肆無忌憚。於是，這世道便沒有什麼道理好講，什麼"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什麼"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只要他們還能夠花天酒地，只要他們還能夠魚肉百姓，天大的道理也震動不了他們的一根神經末梢。只要他們活的滋潤，不痛不苦，便視百姓為無物，在醉生夢死揮霍無度中淡忘了一切恐懼。
只有當他們的胡作非為發展到一定程度，徹底激怒了民眾，民眾一起舉起鐵拳，集體爆發出吶喊時，他們才不得不暫時收斂一下。由於大陸百姓的抗爭心態普遍建立在長期自我弱化的精神基礎上，所以，"從眾"特點尤其突出，很多人沒有單打獨鬥的勇氣，很需要"振臂一呼"者的激勵，然後方能"應者雲集"。今日之楊佳，在多數民眾的心目中已近於英雄形象，這是專制統治階層最為恐懼的，他們懼怕楊佳的慷慨言行會通過旁聽者爆傳於世，點燃大面積的反抗怒火，他們不敢讓法庭成為民眾聲討不義的戰場， 他們懼怕楊佳會當庭揭露出他們的更多不可見人的罪惡，他們不敢將醜貌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他們大概也想卻不敢效仿同僚們曾經的對"犯人"割喉剪舌的做法，他們極為擔心懷著深冤巨屈的楊佳會憋足力氣，在法庭"振臂一呼"，惹得華夏熱血青年群起，所以，來了個"一不做，二不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調集秘密警察把守法庭，並屏蔽記者和民眾，希圖將火種和乾柴徹底隔離。對於他們而言，冒天下之大不韙之事畢竟做的多了，也不在乎再多做這幾件。儘管是部署慎密，但是，他們押住楊佳的手，恐怕還在微微顫抖，因為，既要除掉楊佳以解心頭之恨，又要避免楊佳對民眾的反抗情緒的催化，他們提心吊膽，惴惴不安，絞盡腦汁，反覆籌劃，這個難打的算盤真是讓他們繃緊了神經，傷透了腦筋，算計不好，可能一招不慎而輸掉全盤。
只有一種如意算盤能讓他們毫無驚懼，那便是：民眾散去了，民眾沉默了，民眾恢復常態了，他們也便恢復常態，這個社會依舊被他們控制，歷史依舊在原地打轉。民眾保持著受役受氣的常態，他們便口稱"穩定"，他們便暫時離開了恐懼，穩住了神，繼續貪污受賄，繼續花天酒地，繼續殘民以逞。對既得利益的誓死捍衛之心，使他們不時處於高度警覺的狀態，民間的一點風吹草動，甚至網路上的幾行文字，都使他們如臨大敵，坐臥不安，既然到了這般神經質的地步，那麼，就沒有做不出來的瘋癲之事。有正義感的記者的相機、錄音機，民眾的口舌，在他們眼裡，俱是極其可怕之物。他們的恐懼經常來點小發作，民眾的恐懼卻只是集中於一時爆發。默默忍耐的民眾早已習慣了他們的不講理，面對法庭"拒絕旁聽"這樣的輕微不講理，只得搖頭嘆息，黯然離去。然而，即便是推開了記者和民眾，種種悖理逆法的創意可以暢行無阻，也絲毫不能減輕他們心頭的恐懼，因為楊佳已成為民間的一種精神力量，如果說，他們現在的恐懼，是因為楊佳的存活，那麼，他們必定還要為楊佳的死而繼續恐懼。
但凡因對抗強權而得民心所向者，皆為專制所憎懼。恐懼難安的專制勢力以為隔離了楊佳就能暫時封住民眾的情緒，此種愚妄之舉只能引發民眾的更廣泛的同情，可是，民眾的同情反而加重了楊佳的惡劣處境，使他被鐵壁合圍，到捨身之日也未必能聽到坊間對他的讚譽。不過，我想，楊佳大概也料到，他的刺警之舉必能為天下矚目，必能寫進歷史，所以會能如此鎮定，如此無畏，如此決然。有人將荊軻與楊佳作比，其實兩者之間的不可比處更多，支撐荊軻的，有知遇之恩，有知己之情，楊佳的身後，什麼也沒有，他入獄之前，大概連異性之愛也不曾有過。唯一可以作比的是荊楊二人之相近行為的結果，荊軻的英雄虎膽震懾了暴君秦皇，楊佳的鎮靜無畏同樣也使某些人心驚肉跳。驚恐交加的強勢力量已習慣了作威作福和隨意虐民，絕不甘心被民眾踩在腳下，面對既得利益的行將喪失，又兼極懼怕因纍纍罪責而受到巨懲，他們如今簡直是憂心如焚，如坐針氈，他們一旦急了眼，就會採取極端手段對待民眾，並向全社會施以普遍性報復，於是，專制統治階層的恐懼就轉嫁給全社會，成了國家恐怖主義，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內，人民在專制勢力的傾軋下會更痛，更苦，更多的弱勢力量被加速製造出來，作為弱勢的社會個體將更加艱困。
然而，正因為楊佳們是市井貧漢，幾近兩手空空，生活的長痛基本上抵消了他們對死亡的恐懼，所以，反抗起來，沒有任何憂懼和顧慮，而且，愈是"無產"，愈是無畏。眼看著貧富分化日甚一日，大眾疾苦與時俱增，而高高在上的權貴們，不僅從未真正關心過底層民眾的生活，反而將底層民眾視作洪水猛獸，憚之防之，百般摧壓，時至今日，悲涼神州處處皆楊佳。既然對立到了這種地步，那麼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老百姓艱痛的活著，勒緊腰帶供養著奢侈無度的權貴階層，還要不時的遭受專制爪牙的摧殘，人民一旦被強加的苦難逼到了忍受極限，怨氣轉成了殺氣，表現在局部，是楊佳刺警，表現在一城一地，便是"瓮安"式的全民皆兵。民眾抗爭起來，縱然被壓制，相應官員也難保住烏紗帽，民眾的抗爭一旦壓制不住，整個專制統治階層將面臨滅頂之災，所以，專制體系的各級官員面對層出不窮的所謂的"不安定因素"，真是惶惶不可終日，必欲將所有"不安定因素"斬除淨盡而後快，故而造成了強勢和弱勢愈來愈嚴重的對立。弱勢愈來愈憤怒， 抵抗欺凌的方式愈來愈激進，強勢愈來愈恐懼，戕害異己的手段愈來愈歹毒，今已臻無法溝通、無法和解之地步。當市民們和記者們感到"拒絕旁聽"的做法不可理喻之時，大權在握者同樣覺得市民們和記者們前來旁聽的舉動極其過分。當強勢群體最終歇斯底里起來，將自己的恐懼向民間宣泄之時，十之有九必獲相同程度的或加倍的反彈，彼此的恐懼撕纏在一起，最終導致專制統治的崩潰。這是一切專制社會都無法擺脫的必然命運。
和專制社會的必然命運一樣清晰可窺的，是專制社會的醜惡概貌和命運軌跡。法治不彰、處處都是"潛規則"的專制社會，好似大賭場，詭詐險毒為通行的致勝之策，處處演繹著"成王敗寇"的活劇，誰在這個大賭場中佔有愈多，誰就越恐懼，最恐懼者大抵是佔掠最多之人。而專制統治階層的恐懼，便意味著專制社會已近末路，民眾的反抗情緒已積累到了足令他們恐懼的地步，他們反彈出去的恐懼情緒，正在推及到全社會。專制社會的整體情緒變化，大致要經過如下階段：憧憬期，平靜期，瘋狂期，恐懼期，崩潰期。有時，恐懼期到來，崩潰期未必會馬上到來，而是退回"瘋狂期"，然後再迅速返回"恐懼期"，在"瘋狂期"和"恐懼期"之間折騰不了幾次，便導致專制統治崩潰。只要專制社會進入"恐懼期"，充其量是暫時返回"瘋狂期"，而絕不會折向"平靜期"，因為，專制社會無法以正義的法則和善意的理性化解矛盾，一旦瘋狂起來，要麼形成社會性恐懼而後迅速崩潰，要麼是進入惡性循環，然後崩潰。對"恐懼期"進行剖解，可簡解為三個層面的問題：從恐懼肇源分析，恐懼首先瀰漫於權貴階層；就消長過程而言，在某個時間段，社會要麼停於恐懼平衡，要麼進入恐懼失衡；從最終後果來看，社會性恐懼的消失意味著專制的失勢和消亡。
當然，專制只能亡於整體力量，個人之勇無法消滅專制，透過歷史的煙海，我們看到，荊軻以粗疏之劍術，以一己之力，奮身向暴政刺擊，短期結果是，未能救燕，反致燕加速而亡，歷史由"恐懼期"退回"瘋狂期"，然而，荊軻的大無畏精神激勵了一大批的後來者，荊軻捨身抗暴之壯舉給予反秦勇士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是無法計量的，暴秦雖未因一刺而亡，亦未能殘喘太久，暴秦雖使荊軻慘敗，亦毫不能掩蓋荊軻在煌煌史冊中的光耀，因為，在暴政凶狂虐民的悲慘時期，只有荊軻挺身而出，向暴政的心窩刺出了第一刀。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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