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不願逐一列舉並駁斥官方的關於"法治"的論調，我以為，大部分人，對官方謊言的瞭解，差不多到了耳熟能詳的地步。欲擊破當今大陸的"法治"外衣，還得先從"民主"說起。
真正普惠於全民的法治，其根本前提是民主，如果主權不在民，那麼一切法制律令、條例規定等，從內容到施行，都必定偏袒官權特權，而漠視民權。在專制社會，"民主"被專權者玩於股掌，在官方政法類術語裡，"民主"這個詞，是個可以信手拈來的無足輕重的裝飾品，甚至不顧語法層面的矛盾，被無忌地用來裝飾著"專政"，點綴著"集中"，而且在語境上，經常屈居於"共產黨領導"的膝下。除此，還不時地出現在位高權重者的各種附庸風雅的詭談和刻意愚民的濫調中。
在一個口稱民主而實質毫無民主可言的社會，人民的權益絕對得不到包括"法治"在內的任何根本性保障，沒有"民主"，則惟有"官主"，由絕對權力所鍛造的專制機器中，行政權與司法權粘連，而法制條例與法治精神脫節，"法律"常被束之高閣，所謂"法治"只是無基之危樓；一個獨斷專權、無視"公正"，鮮有道德自律且謊言連篇累牘的政權，被其挾持的所謂"法律"，不為私利所用時常遭褻瀆，用來維護一家之言和一家之治時便成了馴服工具。
在當今大陸，各級人大基本上已成為中共的玩物，中共在人大藉絕對的數量優勢和權力優勢，使一切法律的制定和修改絕不與一黨私利相悖，對少數敢於為民請命的代表的議案則是虎視耽耽，一切不利於中共專制統治的法律議案每必夭折，對民意表達而言，這一手如同封喉，中共遂可推開民意，踐法以逞，通過不合法的潛規則給自己披上貌似合法的外衣，故而，黨權一日不廢，法權一日不存，此其一。其二，絕對專制所賦予的絕對權力使大小官員稱霸一方，某官某長及其裙帶利益集團，經常根據自我利益和個人意志的需要而歪曲著各項法律法規的實施，專權者的電話和批示，往往成為所謂執法者解決問題的準繩，此時，法律徒一紙空文而已，是故，有人治便無法治，由至今仍廣存於百姓中的"青天情結"，足見人的權威遠大於法的權威。其三，很多法律在具體實施時，淪為絕對權力機關的斂財工具，以罰代法已是普遍現象。
更甚者，由於絕對權力屏蔽了法律的正義性，相當一些專權者和專制機關在執行所謂公務時，只想邀功請賞加官進爵，就算是枉殺好人的命令，也唯命是從，一心秉行，為了私利己欲，隨意歪曲執行上級命令，對上級的違法指使更是大肆發揮，欺良暴善毫無忌憚，當今大陸，最黑暗可怖的地方是看守所、監獄、勞教所等，這些地方，沒有公眾監督，排斥媒體介入，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可謂是獄中之獄，以"法律"旗號為掩護，堂皇地作惡，在利益和命令的雙重驅動下，人性的卑劣一面瘋狂爆發，而無辜受難者的吶喊、血淚、悲怨、屍骨，被牢封於鐵門和高牆之內。這就是罪惡纍纍血腥斑斑的所謂"法治"的現狀，儘管潰爛未及全身，也早成肘腋之患，膿血流溢慘不忍睹，每思及此，我總感到語言的揭露批判極其蒼白無力，寫作時總是有意無意地繞避。
在黨權和官權高高凌駕於"法權"之上的可悲至極的現實中，當法律條文在執行時，雖無關官僚的榮辱沉浮，無關權貴的利害得失，竟也經常被漠視，被扭曲，處身於這樣的所謂"法治"社會，每每使人不寒而慄。比如說，由所謂"人民民主專政"的拳頭力量，即公安，這個暴政工具所一手操辦的"勞教"，就是明顯的有其法而無其治的例證，就算按照中共的邏輯來說，"勞教"的原則是用來懲治不夠判刑標準的輕微犯罪，可事實上，"輕微犯罪"的懲罰比判刑還重，"勞教"的時限控制權，只由公安體系內部決定，而實質上，很多時候就是專權者一人決定，他大筆一揮，"一年"，"一年九個月"，"三年"，我曾因言而被非法勞教，親眼目睹過一些人，因偷了幾十元，甚至偷了幾隻雞，就被剝奪了一年的自由，受了一年的奴役，流了一年的血汗，其罰遠甚於其罪。其實，這還不是最冤的，對於那些因批評當局、上訪、捍衛信仰而被公安警匪推進勞教所陰森鐵門裡的無辜人們而言，才是有冤無處伸。由此可得出結論：中共假人民之意所制的"憲法"，所規定的 "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俱是無意之虛設，有意而欺人。面對如此邪惡暴政，再一味聽信並重述當權者的關於"法治"的謊言，非但毫無意義，簡直是弱智了。
國人少聞吶喊，多見不義，慣看了凶歹和血腥，又以物慾肉慾自醉，其麻木不仁的程度，今已臻極。面對專制罪惡纍纍，倘有人能因此嘆息一聲，亦可謂良心不死了。經常有這樣的慘劇浮出水面：公安警匪在絕對封閉的環境中，如派出所、看守所等，毫無忌憚地施用暴力，將人毆打刑訊致死，而後偽造證明，說人是因病而亡，或互毆而斃。甚至將人屈打成招，將無辜的人判刑甚至槍決。面對蓋著鮮紅鋼印的有"法律效力"的所謂的傷亡和罪狀"證明"材料，冤者的親友除了仰天痛哭，並無他計。即便有少量罪惡被揭露出來併進入司法裁判，對警匪們的懲罰多半也是形式一下，走走過場。
這樣的事，若發生在歐美日韓等民主國家，哪怕只有一件，也足以震撼全國，作惡者必受等量懲罰，可是在人人自危、動物存活法則甚囂塵上的當今大陸，冤者弱者的血淚縱然流淌成河，很多人也能安然趟過。生於這樣陰怖而炎涼的世間，當一樁樁血淋淋的由所謂執法者製造出來的慘劇被展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與其用" 法治"等說辭去勸諭已然麻木不仁安之若素的枉法者和當權者，不如暫且休憩片刻。
我在偶爾的閑靜之際，經常想起，在兒時，對於不守遊戲規則的玩伴，我和其他小朋友要麼不理他，要麼聯合起來狠揍他。那時是不會苦口婆心地勸說他遵守 "規則"的，當然，年幼也說不出太多的道理，此只原因之一，另外，現在以成人的視角來看，我們當時的本能和直覺是：一個連行為規則都不放在眼裡的玩伴，自然不會順從於口頭勸說。我看現在的許多成年人，在斷事說理等方面未必及於孩子，我此言也毫無批評之意，如"法治"等溫柔勸說可使那些權勢熏天者循規蹈矩，真正"公僕"起來，自是求之不得，然而首要前提是，被勸說者連孩子的智商都不及，不過我看，這樣的假設也太小瞧那些假執法之名行枉法之實的人了。
面對法治不彰的可悲時代，很多憂心忡忡的民主同道為民族的未來苦心設計了許多憲法草案，我在此只能預祝他們夢想成真。在沒有開始遊戲的時候，已經設計好了遊戲規則，至少在我，是少有這種閑暇和智力的。任何一部成熟的民主憲法，都是在確定基本規則（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基本規則也不免要改動）和即時性結構內容後，隨著歷史進程的推進，針對各異的情況，逐漸調整充實，乃臻較為完備的境地。一部真正的民主憲法，只有不斷進步的過程，沒有盡善盡美的終點。在無法時代立法設典，作為一種學術實驗未嘗不可，如果要作為轉型時期的過渡性規則，以應一時之急，究竟可否，尚不可料定，但有一點，根深蒂固的專制力量的阻礙定會使民主轉型過程大起波折，當社會處在混亂失控或權力真空之際，唯一可以普及四海的規則是完成民主轉型，待徹底甩開專制，再事制憲等繁浩工作。制憲時也絕不能從個體之智和一己之思出發，而應由各地民眾選出代表，各表其態，集合群智，歸納眾議，先形成民主憲法的根本原則，再說細節問題。民眾智慧從總體上說遠高於一己之智，制憲是個互動的過程，必須保證民眾為互動過程中的主體，最大限度地將現階段的民意歸入憲法草案，學者們只是對憲法起規範和嚴謹的作用。這無疑是較為穩妥的辦法。是故，我固不能否定民主同道對於創造未來憲法的滿腔熱忱，但自己不會過多談及未來憲法等問題。
在沒有民主制度保證的時代，"法律"只是在對無權勢者的利益調節中有一定的公正意義，作為所謂"武器"，碰上了官權強權所鑄成的銅牆鐵壁往往折戟；在實際操作中，"法律"很大程度上淪為特權階層和利益集團的專用之器，指望專制體系下的"法治"對民眾利益的根本性捍衛，如同痴人說夢，對於廣大底層百姓而言，"法治"是隔膜而茫遠的，現實的"法治"渺然寡望，而未來的"法治"遙不可及。法治法治，欲說還休。我以為，這種情況下，倘若談及"法治"，最須分門別類，擘清表裡，否則的話，極易將人民引向現實的"法治"危樓和虛幻的"法治"蜃樓。面對冥頑不化的專制，殘民以逞的暴政，我早就對他們沒抱有任何希望，更無心使用"法治"等勸諫式說辭。目前的寫作中，我多半是繞開"法治"這塊不可救藥的荒蕪之地，而更傾向於道德的吶喊和對民主的呼喚，以及力促社會公正的道義批判，並借鑒西方社會踐行民主的成功經驗充實論點，有時也試圖從豐沃的傳統文化土壤裡提煉寶藏來充實頹廢將圮的民族精神大廈。在我看來，當下這個時代，在很多情況下，樸素的民間道義標準比有名無實的"法律"要可愛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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