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我可以不喜歡奧運會嗎？

2008-08-04 08:47 作者:民主中國 在離奧運會開幕還有一個月的時候，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國保大隊的趙隊長和幾名便衣警察來找我，詢問我對奧運的看法。我與國保大隊這個特殊的機構打過很多次交道了，他們就是中國的蓋世太保，中國的克格勃，他們處於法律和道德的控制之外。有時候，他們非常粗暴蠻橫，曾經在一次審問中威脅我說，要製造一起車禍讓我從這個世界上消失，而且讓任何人都查不出事故原因來；有時候，他們又顯得彬彬有禮，甚至裝扮出一副非常關心我的生活的朋友的模樣來--這一天便是如此。

我坦率地告訴他們說，我對奧運沒有興趣，既不支持，也不反對。我不會去觀看任何一場比賽，也不會參加任何與奧運有關的活動。首先，無論奧運會在任何地方舉辦，我都不喜歡，在我看來，國際奧委會是一個最為腐敗的國際組織，奧運會中層出不窮的運動員服用興奮劑的醜聞，也使得此種現代體育比賽變成了對運動員身體的戕害，體育活動的高度商業化也背離了古典奧運的精神。

其次，奧運不宜在北京舉辦，北京根本不具備那樣的環境和條件，中國如果有錢的話，不妨用到教育和醫療衛生等方面，而不必耗費巨資建造龐大的體育場館來炫耀面子。另一方面，我也不會激烈地反對奧運會，或者特意要利用奧運會來表達我的政治見解。我不同意那些號召杯葛奧運會的意見，這些意見只有在七年前投票決定哪個城市舉辦奧運會的時候才有意義。國際奧委會已經作出了決定之後，再來談抵制，已經太遲了。而且，倘若讓死愛面子的中共當局因為遭到抵制而惱羞成怒的話，中國的人權狀況很可能出現更大的倒退。所以，我對奧運會的看法可以概括為九個字--"不支持、不反對、不喜歡"。我當然有不喜歡奧運會的權利，儘管我的這一觀點不可能發表在中國的任何媒體上--中國的媒體上全部都是中國人民如何快快樂樂地迎接奧運會的新聞報導，可惜沒有多少笑容是真實的。

聽了我的一番看法，趙隊長說，他不會與我討論政治問題，這不是他的工作範疇，但他要給我一個看起來不錯的"建議"，他娓娓動聽地說："上級命令，我們在奧運期間為你提供一個‘便民服務'，你出門的時候可以乘坐我們的車。奧運期間車輛出行實行單雙號的限制，而且如今的汽油價格又這麼貴，我們的這種服務可以讓你隨時都能出門，還節省了汽油，豈不一舉兩得？你坐我們的車，也能讓你出行的時候更加安全。"他說這段話的時候，特意強調了"安全"這個最後的詞語。在這個詞語的背後，他沒有說出來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不坐我們的車出門的話，你就有可能不安全。

我沒有辦法拒絕他們的這一"建議"，儘管這是一種變相的對公民的人身自由的侵犯，但我不願與這些執行命令的特務們產生直接的衝突，如果衝突升級的話，我有可能被他們堵在家中，連出去的自由也沒有了。果然，從七月三十日開始，便衣警察們便在我家門口"站崗"了。他們在我家樓下的一間小屋裡設置了一個小小的"指揮中心"，從分局來的國保平時便在裡面休息。他們命令小區物業公司的一名保安和另外一名他們雇佣來的小青年，一天二十四小時輪班站在我的家門口。每當我出門的時候，保安和小青年便跑到旁邊的一間辦公室裡去匯報。於是，在裡面休息的兩名國保人員立即趕出來，詢問我要去什麼地方，並立即啟動他們的車輛，客客氣氣地請我進去乘坐。這是普通市民享受不到的"免費出租車"的服務。我和妻子去超市購買食品和日用品的時候，他們也慇勤地送我們去，甚至還會幫我們搬運物品。這大概就是那些有專職司機和僕人的大公司的老闆們所獲得的待遇吧。平時，即便我不外出，僅僅是傍晚的時候在小區裡散一會兒步，保安和小青年兩人也寸步不離地跟著我，毫不掩飾他們"奉命行事"的工作性質。當我回頭定睛注視他們的時候，他們卻又假裝扭頭到另一邊去了。

其實，我的遭遇在異議人士中還算好的了。對於不同的人，當局採取不同的方式來對待。比如大量的上訪民眾、房屋被強迫拆遷的居民，警方不惜使用暴力手段強迫他們離開北京，以避免他們"干擾"奧運會的順利召開。"天安門母親"的發起人丁子霖女士，去交通不便的郊區居住，當局還不放心，硬是讓兩位老人離開北京"旅遊"去了。還有一些長期從事人權案件的律師，被特務們強迫囚禁在家中，不能繼續他們的工作。還有一位跟我同在一所家庭教會中的成員，因從事維權活動長期受到警察的騷擾。這一次，派出所的所長"好心"地對他說，他們給他找了一份一個月可以收入兩千元的臨時工作--胳膊上戴上紅袖章、充當社區"治安員"。看來，他們是軟硬兼施，威脅與收買並用。

奧運會傷害的不僅是我的人權和自由，警察們也很可憐。在車上，我與這些警察聊天的時候，發現他們心底裡也不喜歡奧運會，對於奧運的召開，他們也沒有多少喜悅之情。為了奧運會的緣故，他們的工作量成倍地增加，不斷地進行各種演練。他們已經有許多個週末都不能休假、不能與家人團聚了。對於監視我的這種工作，他們也並沒有感到有多麼光榮和神聖，只是"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而已。一名便衣警察反覆向我解釋說："我們也不願這樣做，我們只是端了這碗飯，我們盡量不打攪你的正常生活。"他們還埋怨說，他們的工資每月只有三千元人民幣左右，又不像其他部門的警察那樣，有許多看不見的"灰色收入"，所以在北京幾乎屬於貧民階層了。

即便如此，對我的監視行動仍然花費不菲。在辦公室內監視我的國保，以兩人一班、每日三班計算，共需要六人；在門口監視我的保安及雇佣的青年人，也以兩人一班、每日三班計算，共需要六人。這樣，奉命監視我的人數便達到了十二人之多。以每人每月的工資平均三千元人民幣計算，僅薪水一項，一個月便需要支出三萬六千元人民幣。再加上一輛隨時待命的汽車的費用，一個月的開支為大約為四千元人民幣。這樣，為了監視我一個文弱書生，多達四萬元的財富便被白白地消耗掉了。而在北京，像我這樣的異見人士有數十人之多，單單這一項開支，便可以重建多少所四川地震災區的學校呢？然而，當局對於財務的支出方式，有著與我們截然不同的思路，國家財產便是黨產，秘密警察的開支從來沒有在全國人大上審議過。因此，他們花起納稅人的錢來，不會像我這樣的納稅人一樣感到心疼。

八年以前，當中國申辦奧運會成功的時候，確實有很多中國人感到揚眉吐氣、興高采烈，自發地走上街頭慶祝。其中，也包括後來積極關注愛滋病和人權問題的胡佳，當時胡佳甚至為中國取得了奧運會的舉辦權而流下了眼淚。然而，八年之後，胡佳卻因為從事人權活動而被捕入獄，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名義被判刑三年，在獄中健康狀況亦急劇惡化。當年，北京舉辦亞運會的時候，少年胡佳高高興興地去充當志願者；如今，北京舉辦更為盛大的奧運會的時候，青年胡佳卻身陷牢獄，再也不能成為志願者中的一員了。更多的普通的北京人，對於奧運會對他們的日常生活帶來的愈來愈大的困擾感到不滿。街上處處是荷槍實彈的士兵，甚至連導彈也被安置在鳥巢門口。地鐵裡的安全檢查與機場一樣嚴格，類似的檢查已經擴展到公共汽車上，拒絕被檢查提包的人亦被拒絕乘坐公共汽車。北京已經不是老百姓的北京，整個城市陷入風聲鶴唳之中，只有一九八九年"六?四"中共軍隊開槍屠殺學生和市民之後的那幾個月，處於"戒嚴"狀態的北京，才有類似的恐怖氣氛。當局不是在"反恐"和"防恐"，乃是在親手製造恐怖氣氛。於是，許多北京人乾脆以離開北京、到外地旅遊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對奧運會的疏離與不滿。他們說，奧運已經變成了"厄運"，所以他們不得不"避孕（運）"。這是一種北京人特有的幽默。

中共當局聲稱，支持奧運會便是一種愛國行為。當北京的三座公園被宣布為奧運期間民眾抗議遊行抗議的"特別區域"之後，中國的保釣組織提出了反日遊行的申請--前來出席奧運會開幕式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出於節約的考慮，將乘坐軍機來北京。這是二戰之後日本軍機第一次飛抵中國。對於某些自尊心極其敏感的愛國憤青來說，這是一個難以接受的事實。於是，他們便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舉行反日遊行--來"愛國"。但是，當局迅速駁回了他們的申請，並施加壓力讓這些人在奧運期間離開北京。一個荒唐的結果出現了：為了奧運，連"愛國"的權利也被徹底剝奪了。

奧運會沒有那麼重要，我從來沒有樂觀到期望奧運會成為中國民主化進程的轉折點的地步。與昔日韓國首爾奧運會不同，首爾奧運會確實成為韓國民主化進程的催化劑，但當時韓國國民的民主素養的提升、韓國的民間社會的發育以及長期堅持不懈的學生運動的抗爭，本身便已經到了一個突破口，奧運會只是碰巧成為了壓垮軍政權這頭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已。而在今天的中國，各方面的條件都還遠遠比不上當年的韓國，也許還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的積累與變化，才會出現民主化"破題"的局面。

在奧運會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國家辦奧運會，像中國這樣如履薄冰的。這是第一個不允許人不喜歡的奧運會。這是第一個主角不是運動員，而是警察與軍隊的奧運會。便是當年納粹德國在柏林舉辦的奧運會，也沒有到如此瘋狂的地步。奧運會就像是一棵大樹，被移植到北京這片乾涸的土地之後，還能夠繼續鬱鬱蔥蔥嗎？

--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北京家中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