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人民幣該升還是該貶
7月上旬以來，中國經濟決策層集中在江蘇、上海、廣東、浙江、山東等5沿海省市進行調研，與此同時，商務部、銀監會、國稅總局等負責人也紛紛出動。這一集體行動意義不同尋常，其重要背景，就是面對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中共高層對經濟政策發生嚴重分歧。以沿海各省領導為先鋒，質疑溫家寶宏觀政策的呼聲越來越強烈，中共不得不在奧運之前就緊急召開最高經濟決策會議，而會議面對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人民幣該不該繼續升值。按照西方主流經濟思想，面對全球性輸入通脹的壓力，中國的匯率政策似乎別無選擇，唯有加速升值，否則，由外貿順差導致的流動性過剩加上國際能源和糧食價格飛漲，通脹將無法控制。但事實是什麼呢？人民幣升值的速度在最近一年加快，上升了近10%，但中國輸入通脹的壓力並沒有減弱，反而更大了。能源和糧食價格的上漲幅度大大超過了人民幣升值幅度，而國際熱錢繼續大量湧入中國，製造更多的流動性。
堅持人民幣升值的人一定會說，這是因為升值的速度不夠快，不夠堅決。如果兩年前人民幣大幅升值，中國經濟的調整或許比現在要容易許多。但為什麼當時溫家寶不敢大幅升值呢？僅僅因為他的知識和智慧不夠嗎？
把中國經濟的失衡簡單歸結為人民幣被低估，是一種過於簡單化的看法。在中國，被低估的豈止是人民幣，從勞動力，資金、資源到環境成本，也就是中國所有生產要素成本，都被大大低估了，其中，農村勞動力的價值被低估的程度最為嚴重。那麼，中國為什麼要自貶身價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國的官營資本從中國資源的低價格直接受益，並且對勞動密集的出口加工業產生了高度的寄生性。
"在中國，被低估的豈止是人民幣，從勞動力，資金、資源到環境成本，也就是中國所有生產要素成本，都被大大低估了，其中，農村勞動力的價值被低估的程度最為嚴重。"
八十年代初，包產到戶把農民從集體農業中解放出來，勞動力過剩就成為決策者面對的最大難題。改革領導人曾一度把希望寄託在農村工業的快速發展上，但沒過多久就發現，農村工業是對官營資本的巨大威脅。農村工業激勵機制靈活，勞動成本低廉，如任其發展，打敗官營資本只是時間問題，但如果限制其發展，低效率的官營資本永遠也解決不了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問題。1988年趙紫陽啟動沿海農村工業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海外資本主導的沿海出口加工業逐漸成為帶動農村剩餘勞動就業的主要引擎。
89年趙紫陽下臺，但他的沿海出口戰略卻得以倖存。一個深層的原因，就是趙的戰略在緩解農民就業困境的同時，為官營資本擴張也開拓了巨大空間。擺脫了為農民創造就業的政治壓力，中國官營資本可以全力向壟斷和資本密集部門擴張。但這種經濟結構的脆弱性也十分明顯，一旦出口不利，將導致大批農民失業，而寄生於出口加工業的龐大官營資本卻不可能為失業農民創造就業崗位。不理解這個基本道理，就不能理解，為什麼中國決策者一再拖延各種有利勞工權利的改革，一再堅持低估各種資源價格，一再堅持低估人民幣。
中國官僚資本擴張對資源的無節制需求可以不計本國環境成本，但最終不可避免加劇全球通脹的壓力。要減少中國經濟失衡帶來的通脹壓力，第一條就要削減官僚階層和官僚資本對資源毫無節制的消費力，尤其是對能源的消費力。這樣才能釜底抽薪。但在抑制官僚資本需求的同時，又必須提高中國農民的相對收入和農民工的消費力，才不致導致社會動盪。這就意味著要提高糧食的相對價格，提高農民工相對官僚階層的收入。而單純的人民幣升值不僅不可能做到這一切，其結果是恰恰相反，即反而提高官僚階層和官僚資本的消費力，減少農業收入和農民工的就業機會。既然中國的官僚資本不可能為農民創造就業，中共高層要提高農民的就業機會和相對工資來穩定社會，目前唯一的選擇就是讓人民幣從升值轉向貶值。
我相信，中國沿海出口加工業面臨的危機正在逼著決策層認識到上述邏輯，而新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意味著人民幣停止升值而開始轉入貶值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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