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大局」，還有歷史---與余秋雨先生共勉檢視

中國歷史最令人感動的特點之一就在於歷史的書寫本身。歷代史官以「實錄」的方式，盡力客觀地記錄國朝上下發生的大事。雖有帝王荒淫暴虐，也不必為尊者諱；雖有天災人禍諸端異象，亦不必筆存忌憚。然後把一切留諸後世，不只信任自己，也信任未來。直到另一家人做了皇帝，依據前朝留下來的記錄，再替它修整成史。這是後人對前人的責任，「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你可以篡奪人家的王位，消滅人家的天下，但是你不可奪走人家的記憶，以及歷史。同時你也大可放心，就算將來有一天你的子孫窮途末路，你一手打下的基業傾頹敗壞，你的一切也將為人紀念，一如你紀念了前人。

天地正義，有時只能在時間中尋求，用一句俗濫的話，「沒有人逃得過歷史的審判」。所以忠臣含寃而死，良民要是在暴政下倉皇，唯一還能給他們一個清白的，竟然就是後來者書寫的歷史了。這是理想，現實裡的史官很難不被當權者干預。為了掩飾過犯，很多人會想消滅事實留下的痕跡，於是記憶與記錄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義的行為，而且還是種政治了。
　　
快20年了，每年6月4日的晚上，依然還有數以萬計的香港市民舉起燭火，實踐他們的記憶道德。可是也有另一種愈來愈響亮的聲音，認為他們的做法不利於國家。這種說法最喜歡採用的，就是所謂的「大局觀」了，以為今日大家享受的一切，以及國家的強盛昌隆，竟然全靠當年殺人殺得好。它的邏輯固然十分冷血，強迫我們一齊接受自己的安定生活其實都是殺人的結果，猶如賊贓。但更值得探討的一點，是許多主張這類說法的人同時還都很樂意替當權者想，於是有人甚至會說「你得站在小平的角度思考，他要是不那麽干，說不定他就要被人趕下臺了。所以他沒有多少選擇」。

時事評論不只是批評時局裡的種種弊端，往往還是種策論，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觀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這種文章寫得多了，會漸漸習慣穿上當權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與批判的距離。中國人好談政治，往往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當局的利益及視角為「大 局」，乃至於詭異地忘卻自身，居然很樂於犧牲自己的權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無私。中國文人更有當國師的傳統慾望，尤其容易養成這種不把自我當回事的 「大局觀」，有時還不限於策論，更要主動充當政府發言人，替官撫民。
　　
有見於部分四川震災災民群聚法院，打算狀告政府忽視學校建築工程，導致子女魂斷校舍，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發表了一篇〈含淚勸告請願災民〉的文章。他勸告這批捧著遇難子女遺照的家長應該先讓政府全力救災，整頓好堰塞湖的危機與人口流動的問題，不要急著在這一刻訴苦申訴。余先生還動之以「大局」之 情，他說：「你們一定是識大體丶明大理的人，先讓大家把最危急的關及幾十萬丶幾百萬活著的人的安全問題解決了，怎麽樣？」他又呼籲團結，因為「只有當這些裡裡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擾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後十分艱鉅的任務一步步完成」，要是「橫生枝節」的話，「一些對中國人歷來不懷好意的人，正天天等著我們做錯一點什麽呢」。
　　
這篇文章出來之後，立刻惹起一片爭議。我想余先生的問題就在於忽視了獨立文人的位置，襲用了近月非常流行的「震災大局觀」。根據這種觀點，災難當前，全國人民應以大局為重，有任何質疑反思都不要提出(至少暫時不提)，以免阻擾救災。問題是相信這種觀點的人從來沒有解釋過「異議」到底怎麽阻緩了救災，難道有人懷疑地震預警沒做好，軍警搬石頭的手腳就會慢了下來嗎？難道有人要監督捐款的使用，地方政府就不再理會倖存的災民？最奇特的一點是這些論者似乎以為整個政府乃至於全國13億人都在忙著防洪，所以大家要「團結」，千萬別分心。例如這批家長明明是要向法院提訴，余先生為什麽會覺得這叫做不識大體呢？莫非連法院的人也跑去疏導堰塞湖，所以沒空接受狀訴？
　　
再看余先生十分強調的「反華宣傳」，我們當可發現余先生其實是怕一群家長哭訴豆腐渣工程的場面不好看，會被「反華勢力」利用，有損國家形象。 如果這批家長願意忍一忍，等那些還在關注災區的外國記者散得差不多，那麽國家的利益也就保住了。不過我們應當仔細地把政府從這裡所說的「國家」抽出來，因為鏡頭下的示威場面不必然損及包括示威者在內的災民，它真正損害的其實只是當地政府的形象罷了。所以余先生的「大局觀」主要還是「當局觀」，一種替當局著想的觀點。話說回頭，這也是我等平民常有的習慣，動不動就叫人「顧全大局」，雖然明明想的是當局。似乎大家都和領導人很熟，都沒拿自己當外人。
　　
在余先生的博客上，我見到許多他轉貼的文章和來信，儘是一片稱讚美譽(至於好些大型論壇上批評余先生的討論，據知已獲上級通令刪除。如果屬實，那就是陷余先生於不義了。詳見「香港獨立媒體網」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0209)。 有的說「那些災民被說服了」，有的認為「余秋雨先生又一次展現了優秀知識份子的人格水準」，更有人發現線民的罵聲不只罵不垮余先生，而且余先生「每次遭受攻擊，結果都增添一次光彩」。余先生文采動人，向來粉絲眾多，得到讀者的真心擁護，不足為奇。只是在這件事上，我建議余先生和他的粉絲們不妨換個角度思考，換個人民的角度。
　　
例如同樣著名的知識份子，同樣是替政府思慮，錢鋼先生則指出「在更漫長的救災日子裡，災民們可能的群情波動，政府都應以最大的仁厚包容 之......」。他還「懇請指揮者，慎用『破壞抗震救災』的罪名，溫和化解災區可能出現的社會矛盾。值此非常時期，『和諧』二字，何其珍貴！」(〈政府要以最大 仁厚面對災民情緒〉《明報》，2008.05.18)
　　
如果更進一步站在那些家長的角度來看，他們剛剛經歷喪親之痛，那種悲憤難得還要讓位於政府一時的形象問題嗎？何況他們只是控告政府，不一定表示政府有罪，大家在法庭上梳理真相，豈不才更添依法治國的光彩？我想恰恰因為有傳媒在場，無告的父母們才要更加賣力地嘶喊。這是傳統智慧中迫使當局正視事 件的理性行為，也是間接替全國無數學子爭取安全環境的義舉。在這種時候，仍然要他們為了當局忍氣吞聲，回去默默流淚，無異於在公眾面前刪除他們的聲音，在新聞構成的歷史中抹消這一段不好看的記憶。一個人能提出這種要求，的確是要含淚的。
　　
其實我們做文章的人，何嘗又不是在向歷史交代呢？每一篇文字，每一段講話，都會在這個年代成為存檔，再交予後人查考論斷。中國不算是一個宗教主導的國家，往往以歷史代替宗教，尤其知識份子，更是不願多言死後鬼神，唯求「立言丶立功丶立德」三不朽。一般百姓或許會說「舉頭三尺有神明」，文人相信的卻是「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