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幾乎都渴望成功，誰都不願意做一個失敗者。對於曾國藩的歷史評價，至今或許還有分歧，但他是一個成功者，應該是不爭的事實。他為什麼會成功呢？他的成功經驗對我們有些什麼借鑒呢？我想，凡有志於做一番事業的人都會對此有興趣。那麼，我現在就來簡單地說一下他的成功之道。大致有如下九個方面。
1、修身立志，儲才養望，奠定做大事業的基礎。
前面我曾說過，曾國藩早期在京師有過一段「內聖」時期。他的「內聖」功夫有哪些內容呢？歸納起來有四點，即修、立、儲、養。
修即修身。他的修身功課為誠、敬、靜、謹、恆。誠為誠實、誠懇，為人表裡一致，內心的一切都可以公之於眾。敬為敬畏，在內則為心有所畏懼。畏什麼呢？畏道畏法畏輿情。在外則持身端莊嚴肅，有威儀。靜，指的是心、氣、神、體都處於安靜放鬆的狀態。謹，主要指言語上的謹慎，不打誑語，不作妄言。恆，指的有恆心，生活有規律，飲食有節，起居有常。
立即立志。就在嚴格修身的同時，曾氏立下了澄清宇內之志。所謂「澄清宇內」，便是經邦治國、安定天下。這是儒家信徒的最大志向了。
儲即儲備才幹。翰林院清閑，給了他讀書的好機會。他充分利用這個好機會，發奮苦讀先輩大家之作，如諸子、二十三史及韓、歐、李、杜等人的文集，亦讀如兵書、荒政、水利等方面實學書籍。以此完善充實自己的知識結構，為辦事而儲備真才實學。
養即培養聲望，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提高知名度。他通過做詩文和不斷上疏來實現養望目的。曾國藩通過修、立、儲、養的努力，在人格、才幹、聲望三個方面，為日後的絕大事業作好了充分的準備，所以才有後來唐鑒的竭力推薦，湖南官場的渴望和三湘士紳的歸附。
2、抓住機遇，做大做強，讓事業蓬勃發展
咸豐二年年底，一個改變命運的絕大機遇降臨到曾氏的頭上，這便是先一年起義的太平軍衝出廣西，向江南進軍，東南各省陷入戰亂之中，為了配合正規部隊的作戰，朝廷在江南各省任命了四十三位團練大臣。四十三個團練大臣，在後來死的死走的走，幾乎都沒有辦成什麼事，唯一一個成就一番大業的就是曾國藩。成與不成，這中間因素很多，如何把握住這個機遇，充分利用這個機遇，是其中的一個因素。曾國藩充分利用機遇的一個主要的手段，用現在的話來說是做大做強。回過頭來看，他的做大做強有三個步驟。
所謂團練，就是後來的民兵，結隊編團定時訓練，無事則拿鋤頭做農活，有事則拿刀槍械鬥。這種組織都在縣城以下，各鄉都有。各省團練大臣都沿舊例，只是侷限在縣、鄉一帶辦團練。曾國藩則不一樣。他一到長沙做團練大臣，便上奏請求在省城建一大團，將湘鄉1000人馬調進省城，分為三個營，將這三個營派遣到各地鎮壓匪亂，維持秩序。這個大團雖不是正規軍，但它一天到晚練兵打仗，住在營房，實際上已經是軍隊，湘軍便這麼出來了。這是做大做強的第一步。與綠營發生衝突後，曾氏乾脆跑到衡陽去訓練，把團練擴大為十營5000人，又練水師，水陸兩支人馬10000人，加上挑夫及輔助人員，人馬達18000人。從衡陽出師時，水陸齊頭併進，威威武武，浩浩蕩蕩，完全是一支力量強大的勁旅。這是做大做強的第二步。到了打下武漢後，曾氏提出沿長江東下的計畫，分南北中三路推進，除北路為湖北都督統率的綠營外，南路和中路均為湘軍，他本人則為三路人馬的總指揮。這個計畫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曾氏的湘軍便成為太平軍的頭號對手，一個省的團練便這樣成了國家軍隊中的第一號種子選手。成了國家武裝力量中的王牌部隊，做大做強的設想得到了最好的實現。
3、打脫牙齒和血吞，屢敗屢戰，贏來最後的勝利。
湘軍的做大做強，有一個千難萬難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苦多樂少、敗多勝少。從衡陽出師到武漢的打下，這七八個月裡，曾氏經歷過兵敗投水自殺、湘軍潰逃四散、湖南軍政兩界的譏諷、長沙城閉門不納等等羞辱，直到武漢打下，才一洗滿面羞慚。經過一段短暫的勝利，曾氏來到江西後，很快又處於戰事膠著狀態。從咸豐五年到咸豐十年的五六年裡，曾氏在江西、安徽一帶的軍事行動一直在低迷中徘徊不定。這期間，曾氏遭遇到江西官場的排斥、湖南官場的指責、朝廷的不信任、友軍的不配合，他再一次投水自殺未遂，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弄得他覺得自己已經是個從朝廷到地方都不能容的異類，以至得了嚴重的神經官能症，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不到50歲，連一寸大小的字都看不清，隨時都有死去的可能。
面對著這一切，曾氏都忍了。他拿湖南鄉間的一句俗話來安慰、激勵自己：「好漢打脫牙齒和血吞」。和血吞牙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不示人以弱，不求人憐恤，一切痛苦自己擔當。二是將仇恨吞到肚子裡，讓它生根發芽，變成復仇的動力。有野史上說：幕僚給朝廷擬奏折說湘軍「屢戰屢敗」。曾氏將「戰」「敗」兩字易了一個位置，變為「屢敗屢戰」。這一字之易，體現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精神氣概：決不屈服，決不退縮，倒下了再爬起來，前人死了，後人再繼續。這是一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倔強精神的最生動的體現，目的是什麼？就是要取得最後的大勝。這樣的對手，哪個競爭者不害怕，他又怎能不獲得最後的勝利？
4、儘可能地減少人為的阻力和障礙，全力以赴於大目標。
湘軍有很重的私家軍隊的味道，當時有野史記載：朝廷的命令無法調動湘軍，但曾氏一紙手令，部屬便為之千里驅馳，可見湘軍私人性質的嚴重性。這個事實曾氏當然清楚，他一方面需要這樣，另一方面又要提防由此而產生的負面影響，消除人為的阻力和障礙，確保大目標的順利達到。
曾氏為消除人為的障礙和阻力，主要做了三個方面的努力：
（一）啟用滿人做湘軍的統帥。私家性質的軍隊一向為國者所防範，眼下的當國者又為滿人，其防範又更進一層了。滿人是少數民族，為擴大自己的力量，它用聯姻的形式把蒙古拴過來，但仍然屬於少數，滿蒙兩族加起來不超過五百萬人。它是靠軍隊打進關的，故對軍隊控制更嚴。軍隊有八旗兵和綠營之分，八旗兵鎮守重地，綠營兵則多做雜事；一些重要地方的綠營，其統領也是滿人，至於湘軍這樣的軍隊，不是萬不得已，是決不會讓其出現的。曾氏對這些瞭然於心。為了消除朝廷的懷疑，減少人為設置的障礙，他用滿人掛名為湘軍首領，將這個滿人從一個參將越級提拔為提督。後來打下南京時，論功請賞，他又把滿人官文排在第一。
（二）尊重友軍，尊重與自己地位相當的官員，以收協同作戰的功效。當時與湘軍共同作戰的部隊，有胡林冀指揮的湖北綠營，袁甲三、張沛指揮的安徽綠營，都興阿的八旗兵等。曾氏都盡量與他們保持友好的關係。特別是對於胡林翼，他既是湘軍中的重要領導人，又是湖北省綠營的統帥，他本人是靠曾氏發跡的，但曾氏對他特別尊重，胡也因此與曾關係十分融洽，不僅與他隨時協商軍事部署，源源不斷地提供餉銀，還為曾氏的復出，為曾氏謀求地方實職一再上奏朝廷。
（三）嚴格要求家人安分守己，以求後院安靜，不添亂子不添麻煩。家中有人做了大官，家裡的人利用他的權勢來謀私利，這種現象極為普遍，這種謀利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直接從做官者手裡索取，一種是打著他的旗號向旁人索取。早在進翰林院之初，曾氏祖父就說過：「靠種地吃飯。」故而曾家人直接從他手裡索取銀錢的不多，曾氏對家中所承擔的銀錢負擔不算太重。我曾經說過，在中國要做個一塵不染的清官很難，這難是因為中國的文化——親親文化。一個為官者必須為其家人承當經濟責任，若家人需求過多過大，他的正當收入又不足以滿足，他便只就好將手中的權去換錢了。曾家人比較多的是打著曾氏旗號去謀利。這裡可分為被動、主動兩種。被動是人家找上門來的，主動則是自己攬來的。如湘鄉縣虧空1.6萬兩銀子，曾家幾個兄弟們出頭勸捐，這便是主動攬利。針對兩種情況，曾氏叫父親杜門謝客，叫眾兄弟莫管閑事。
此外，家裡要買田起屋，曾氏多半制止。軍營要捐銀子為家鄉架橋，曾氏也只象徵性拿了一點，並說用於私、用於公有區別，但將軍營裡銀子搬到湘鄉這一點上是一樣的，不能用公款為放大的私服務。曾氏這樣做，都是盡量設法減少一些人為設置的障礙，為其人生的大目標鋪平道路。兒子考鄉試，他叫兒子不要遞條子。九弟在家起房子，過於宏麗，在禮制上也有出格鋪張等，他也去信制止。除開嚴格要求外，也不希望因此而招別人的指責，授人以柄。
有一件發生在老家的事更讓曾氏十分不安，南京打下後，曾氏老家大興土木，上正梁時唱讚歌：「兩江總督太細哩，要到北京做皇帝。」曾氏聽到這個消息，頭上背上直冒冷汗，連忙打發人回去，嚴厲地批評此事，聲明誰再說這樣的話，就殺誰的頭。
5、交錯使用儒法道三家學說，依時而變左右逢源
中國的傳統文化，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有一個誤區，以為它就等同於孔孟儒家，其實不然。傳統文化其實還包括諸子百家的共同智慧。《莊子·天下篇》、《史記·太史公自序》裡都有很詳細的表述。
據《漢書》記載，在戰國時期中國至少有十大家，他們都有自己成套的學問。這十大名家為儒、墨、法、道、名、陰陽、縱橫、農、雜、小說家等。他們各自立壇講學，著書立說，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榮昌盛的學術局面，後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才形成儒家一統天下的格局。但是諸子的學問依舊保存了下來。我認為中國後世的讀書人之所以多迂腐不化，就是因為只讀儒書而不讀別家書的緣故，倘若諸子百家之書都讀懂了，就決不是迂腐不通的。事實上，中國歷史上那些有大成就的讀書人，都不是墨守儒家一家之說的，而是各家都取為我所用。曾氏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戰國時的百家中主要的有十家，而十家傳到後來又主要體現在三家，即儒、法、道。曾氏精通這三家學說，並適時而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曾氏的一個好友歐陽兆熊曾用「一生三變」四個字來概括曾氏事業軌道：早年由詞賦之學轉而程朱理學（我們知道，程朱理學是儒學在宋代的發展）這是第一變；回湖南任團練大臣，由程朱理學改變為申韓之學，這是第二變；守父喪時，他痛苦地反省出山五年後的經歷，悟出了以柔克剛的道理，於是由申韓之學轉而為黃老之學。曾氏的真正的大知己是這位歐陽兆熊，他可謂是對曾氏看得入木三分。用這「三變」來概括曾氏，真是又準確又簡潔，深刻極了，絕妙極了。
這個「變」，不是前後否定的意思，而是說他的行事的指導思想，也就是說以誰為主的變化。我們怎樣看待這「三變」呢？應該說在三個不同時期裡，曾氏分別主用的三家學說都是用得對的。尤其是經過第三階段，他的人生境界便到達了一個爐火純青的極高之地，他集中國的傳統文化於一身的典型形象也便就樹立起來了。我在《評點曾國藩家書》說， 這第三個變化是曾氏整個人生中至為重要的一環。它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讓曾氏獲取了成功，更大的意義是有了這一環，曾氏就成為傳統中國文化的最後一個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說，曾氏本人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縮影，他給予人的啟迪性和昭示性就將不衰不竭，常省常新。倘若缺了這一環，他就不可能是一百多年來士人眼中的曾文正公，而只能是一個做過大事獲得高位的能幹人，至於這種能幹人，在五千年中國文明史上，是成百上千萬的。
關於曾氏的儒法道的三家並用，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今天限於時間關係，只能提一下，以後有空，再作一個專題來講。
6、成功後不居功，謙退自抑，淡化光環，縮小靶的
翻開中國史冊，常見這樣一些故事：與人相處，共患難易，共成功難，功高震主者更是自身難保。人們都知道飛鳥盡、良弓藏；狡兔亡、走狗烹的典故。這些記載都提醒人們，成功之位不易處，尤其是在握有生殺大權的君王面前，立有蓋世之功的臣子更難自安。這種事情發生，是由主客兩個方面決定的，並不能完全歸咎於某一方。上司的防範猜疑，同事的眼紅嫉妒，屬於客觀的情形；自我膨脹，則屬主觀的原因。曾氏對這種種人性和社會性，看得透徹，透徹到洞若觀火的地步。他多次對家人說，自古以來，建立大功又得善終的人不多。
同治三年，五十四歲的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湘軍統帥，在經過十幾年的千辛萬苦後，終於打下南京，取得對太平天國作戰的決定性勝利，朝廷給予封侯之享的同時，一面對他及其手下的十餘萬虎狼之師——湘軍高度警惕。與曾氏同處於一個戰場的其他將帥，一面頌揚恭維，一面在暗中竭力挑刺，恨不得將他一棍子打死，在九弟及其吉字營忙於搶掠財富，忙於爭功的時候，曾氏則在盡力淡化自己頭上的光環，縮小中箭的靶的。他主要做了下面五個方面的工作：（1）把功勞歸之於先帝、太后和朝廷，歸之於協同作戰的友軍，自己則做事不多；（2）動員牢騷滿腹的九弟辭職回家養病；（3）大量裁減湘軍，90%裁掉；（4）大撤釐金局；（5）修復江南試院，收買士人，堵住他們的口。就這樣，曾氏及其所代表的湘軍集團，較為平安地度過了表面風光內裡危機四伏的政治險灘。
7、制定正確的戰略決策，是統帥的最大要務
前人說曾氏是將人則勝、自將則敗，這話是有根據的。曾氏凡親自指揮打仗，必定失敗，例子頗多，但他會指揮別人去帶部隊打仗。曾氏不是將才是帥才，或許可以借用今天的話來說，曾氏不是專家而是領導。作為一個領導，要具有什麼能力呢？曾氏在這方面的才能大過常人，用幹部，我們將在下面說，先來談出點子。將帥的最大點子是什麼？最大的點子便是制定戰略決策。
前面講到的初期在省城建大團，做大做強，便是一個極好的戰略決策。以後在衡陽組建湘軍水師，也是一個極好的戰略決策。我們在這裡再給大家講一個戰略決策，即西路制勝之策。
咸豐十年春天，太平軍與湘軍之間的戰事出現了一個突變，朝廷駐紮在南京城外孝陵衛的江南大營被太平軍擊潰了，清軍統帥逃跑的逃跑，自殺的自殺，兩江總督何桂清潛逃到蘇州，蘇州巡撫閉門不納，只得倉皇逃到上海。
就在江南面臨一片危機、朝廷失措，士氣低落的時候，臨危受命的曾國藩，充分顯示了一個軍事統帥的冷靜和對全局的清醒認識，在給朝廷的奏折中提出被後來證明為正確的西面制勝之策。其中有一段很精彩的文字，我念給諸位聽聽：
竊以為蘇、常未失，即宣提兵赴援，冀保完善之區，蘇常既失，則須通籌，各路全局，擇下手之要著，求立腳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游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豐三年金陵被陷，向榮、和春等皆督軍由東而進攻，原欲屏蔽蘇浙，因時制宜，而屢進屢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轉失蘇、常，非兵力之尚單，實形勢之未得也。今東南決裂，賊焰益張。欲克復甦常，南軍須從浙江而入，北軍須從金陵而入。欲復金陵，北岸則須先克安慶、和州。南岸則須先克池洲、蕪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勢。若從東路入手，內外主客，形勢全失，必至仍蹈覆轍，終無了期。
西面制勝決策，建在一個勢字上，人們常說審時度勢，軍事上更看重這個。勢，即形勢、態勢、趨勢，就當時而言，這幾個方面具體體現在長江流向的上下，即得以上制下之勢。基於「自古平江南之賊，必據上游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的分析，曾氏提出，克金陵復甦常，必須得「以上制下之勢」，具體地說，先收復長江，南北兩岸的安慶、和州、池州、蕪湖，將軍隊一步步逼近金陵，切斷太平軍與上游的聯繫，這對於清軍來說就叫做「據上游之勢」，對於太平軍來說，即失去了有利之勢。按這個計畫，曾氏分三路向下游推進，收復長江兩岸的城池，最後將金陵與長江上游的聯繫完全切斷，金陵糧餉的來路基本就沒有了。
8、識才用才，是領袖成事的第一秘訣。
大家都熟知，劉邦在奪取政權後與群臣有一段著名的「三不如」的對話：「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知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劉邦本一個鄉村無賴，他的最大的官職只做到亭長，頂多隻相當於現在一個村長，但他卻奪取了天下，而出身富貴人家的項羽卻丟了天下，這裡面的關鍵在於項羽不會用人，劉邦會用人，而且會用各種不同人才，將他們的才幹充分調動出來，服務於自己的大事業，這正是劉邦的成功之處。劉邦所說的，其實也是一切領袖成事的第一秘訣。
曾氏的成功之道中極重要的一條，還在於他有傑出的識才用才的本事。時人說他善於衡人，尤擅長相士。曾氏用人的原則是德為主，才為輔，先看德行操守，次看學識，再看才具。他對人才廣收慎用，因量器使。識別後，將他們一一合理使用。在識與用之間，他還善於培養人材。他的教育之點立足在褒獎，也就是多用獎勵，少用苛責，他有兩句名言「揚善於公庭，規過於私室。」在十多年的戰爭歲月裡，曾氏依仗著千萬人才成就了大事業，同時，他也通過這些戰事培養了一批卓越人才。這批人才，對晚清政治、軍事、文化、外交各個方面都發揮了重大作用。
9、慎選替手，使事業後繼有人
在識人用人中，曾氏尤注重對替手的選擇。他在給九弟的一封信中就說：「辦大事者，以選替手為第一義。」這說的是他自己的經驗。
什麼是替手？替手就是代替自己的人。超過自己的接班人。這種代替，有部分代替和全面代替兩種。部分代替的人，他挑選出來作為分統、營官、哨官。全部代替的人，我們今天通常稱之為接班人。曾氏很重視尋找一個全面的替手，經過多年的培養觀察，他最後將李鴻章選為自己的接班人。曾氏與李的關係有幾個階段：結識—彫琢—磨煉—寄予大任—視為接班人。事實證明，正是李鴻章將曾氏的事業推向前進。在軍事方面：李鴻章的淮軍最終平定了捻軍，在後來日益壯大，成為晚清軍界中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在洋務方面：他大規模地開設兵工廠、創設機器局、選派留學生等等。曾氏只是拉開洋務運動的序幕，洋務的大局面還是他的替手李鴻章打開的。李對曾氏十分推崇，他與人談話，口口聲聲稱曾為老師，且稱他所做的事都是老師所開創的。李鴻章執掌晚清軍事、外交大權30年，權傾天下，炙手可熱，曾國藩在死後很長時間裏一直保持著高大的形象，與李鴻章的地位和推崇是分不開的。
1、修身立志，儲才養望，奠定做大事業的基礎。
前面我曾說過，曾國藩早期在京師有過一段「內聖」時期。他的「內聖」功夫有哪些內容呢？歸納起來有四點，即修、立、儲、養。
修即修身。他的修身功課為誠、敬、靜、謹、恆。誠為誠實、誠懇，為人表裡一致，內心的一切都可以公之於眾。敬為敬畏，在內則為心有所畏懼。畏什麼呢？畏道畏法畏輿情。在外則持身端莊嚴肅，有威儀。靜，指的是心、氣、神、體都處於安靜放鬆的狀態。謹，主要指言語上的謹慎，不打誑語，不作妄言。恆，指的有恆心，生活有規律，飲食有節，起居有常。
立即立志。就在嚴格修身的同時，曾氏立下了澄清宇內之志。所謂「澄清宇內」，便是經邦治國、安定天下。這是儒家信徒的最大志向了。
儲即儲備才幹。翰林院清閑，給了他讀書的好機會。他充分利用這個好機會，發奮苦讀先輩大家之作，如諸子、二十三史及韓、歐、李、杜等人的文集，亦讀如兵書、荒政、水利等方面實學書籍。以此完善充實自己的知識結構，為辦事而儲備真才實學。
養即培養聲望，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提高知名度。他通過做詩文和不斷上疏來實現養望目的。曾國藩通過修、立、儲、養的努力，在人格、才幹、聲望三個方面，為日後的絕大事業作好了充分的準備，所以才有後來唐鑒的竭力推薦，湖南官場的渴望和三湘士紳的歸附。
2、抓住機遇，做大做強，讓事業蓬勃發展
咸豐二年年底，一個改變命運的絕大機遇降臨到曾氏的頭上，這便是先一年起義的太平軍衝出廣西，向江南進軍，東南各省陷入戰亂之中，為了配合正規部隊的作戰，朝廷在江南各省任命了四十三位團練大臣。四十三個團練大臣，在後來死的死走的走，幾乎都沒有辦成什麼事，唯一一個成就一番大業的就是曾國藩。成與不成，這中間因素很多，如何把握住這個機遇，充分利用這個機遇，是其中的一個因素。曾國藩充分利用機遇的一個主要的手段，用現在的話來說是做大做強。回過頭來看，他的做大做強有三個步驟。
所謂團練，就是後來的民兵，結隊編團定時訓練，無事則拿鋤頭做農活，有事則拿刀槍械鬥。這種組織都在縣城以下，各鄉都有。各省團練大臣都沿舊例，只是侷限在縣、鄉一帶辦團練。曾國藩則不一樣。他一到長沙做團練大臣，便上奏請求在省城建一大團，將湘鄉1000人馬調進省城，分為三個營，將這三個營派遣到各地鎮壓匪亂，維持秩序。這個大團雖不是正規軍，但它一天到晚練兵打仗，住在營房，實際上已經是軍隊，湘軍便這麼出來了。這是做大做強的第一步。與綠營發生衝突後，曾氏乾脆跑到衡陽去訓練，把團練擴大為十營5000人，又練水師，水陸兩支人馬10000人，加上挑夫及輔助人員，人馬達18000人。從衡陽出師時，水陸齊頭併進，威威武武，浩浩蕩蕩，完全是一支力量強大的勁旅。這是做大做強的第二步。到了打下武漢後，曾氏提出沿長江東下的計畫，分南北中三路推進，除北路為湖北都督統率的綠營外，南路和中路均為湘軍，他本人則為三路人馬的總指揮。這個計畫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曾氏的湘軍便成為太平軍的頭號對手，一個省的團練便這樣成了國家軍隊中的第一號種子選手。成了國家武裝力量中的王牌部隊，做大做強的設想得到了最好的實現。
3、打脫牙齒和血吞，屢敗屢戰，贏來最後的勝利。
湘軍的做大做強，有一個千難萬難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苦多樂少、敗多勝少。從衡陽出師到武漢的打下，這七八個月裡，曾氏經歷過兵敗投水自殺、湘軍潰逃四散、湖南軍政兩界的譏諷、長沙城閉門不納等等羞辱，直到武漢打下，才一洗滿面羞慚。經過一段短暫的勝利，曾氏來到江西後，很快又處於戰事膠著狀態。從咸豐五年到咸豐十年的五六年裡，曾氏在江西、安徽一帶的軍事行動一直在低迷中徘徊不定。這期間，曾氏遭遇到江西官場的排斥、湖南官場的指責、朝廷的不信任、友軍的不配合，他再一次投水自殺未遂，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弄得他覺得自己已經是個從朝廷到地方都不能容的異類，以至得了嚴重的神經官能症，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不到50歲，連一寸大小的字都看不清，隨時都有死去的可能。
面對著這一切，曾氏都忍了。他拿湖南鄉間的一句俗話來安慰、激勵自己：「好漢打脫牙齒和血吞」。和血吞牙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不示人以弱，不求人憐恤，一切痛苦自己擔當。二是將仇恨吞到肚子裡，讓它生根發芽，變成復仇的動力。有野史上說：幕僚給朝廷擬奏折說湘軍「屢戰屢敗」。曾氏將「戰」「敗」兩字易了一個位置，變為「屢敗屢戰」。這一字之易，體現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精神氣概：決不屈服，決不退縮，倒下了再爬起來，前人死了，後人再繼續。這是一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倔強精神的最生動的體現，目的是什麼？就是要取得最後的大勝。這樣的對手，哪個競爭者不害怕，他又怎能不獲得最後的勝利？
4、儘可能地減少人為的阻力和障礙，全力以赴於大目標。
湘軍有很重的私家軍隊的味道，當時有野史記載：朝廷的命令無法調動湘軍，但曾氏一紙手令，部屬便為之千里驅馳，可見湘軍私人性質的嚴重性。這個事實曾氏當然清楚，他一方面需要這樣，另一方面又要提防由此而產生的負面影響，消除人為的阻力和障礙，確保大目標的順利達到。
曾氏為消除人為的障礙和阻力，主要做了三個方面的努力：
（一）啟用滿人做湘軍的統帥。私家性質的軍隊一向為國者所防範，眼下的當國者又為滿人，其防範又更進一層了。滿人是少數民族，為擴大自己的力量，它用聯姻的形式把蒙古拴過來，但仍然屬於少數，滿蒙兩族加起來不超過五百萬人。它是靠軍隊打進關的，故對軍隊控制更嚴。軍隊有八旗兵和綠營之分，八旗兵鎮守重地，綠營兵則多做雜事；一些重要地方的綠營，其統領也是滿人，至於湘軍這樣的軍隊，不是萬不得已，是決不會讓其出現的。曾氏對這些瞭然於心。為了消除朝廷的懷疑，減少人為設置的障礙，他用滿人掛名為湘軍首領，將這個滿人從一個參將越級提拔為提督。後來打下南京時，論功請賞，他又把滿人官文排在第一。
（二）尊重友軍，尊重與自己地位相當的官員，以收協同作戰的功效。當時與湘軍共同作戰的部隊，有胡林冀指揮的湖北綠營，袁甲三、張沛指揮的安徽綠營，都興阿的八旗兵等。曾氏都盡量與他們保持友好的關係。特別是對於胡林翼，他既是湘軍中的重要領導人，又是湖北省綠營的統帥，他本人是靠曾氏發跡的，但曾氏對他特別尊重，胡也因此與曾關係十分融洽，不僅與他隨時協商軍事部署，源源不斷地提供餉銀，還為曾氏的復出，為曾氏謀求地方實職一再上奏朝廷。
（三）嚴格要求家人安分守己，以求後院安靜，不添亂子不添麻煩。家中有人做了大官，家裡的人利用他的權勢來謀私利，這種現象極為普遍，這種謀利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直接從做官者手裡索取，一種是打著他的旗號向旁人索取。早在進翰林院之初，曾氏祖父就說過：「靠種地吃飯。」故而曾家人直接從他手裡索取銀錢的不多，曾氏對家中所承擔的銀錢負擔不算太重。我曾經說過，在中國要做個一塵不染的清官很難，這難是因為中國的文化——親親文化。一個為官者必須為其家人承當經濟責任，若家人需求過多過大，他的正當收入又不足以滿足，他便只就好將手中的權去換錢了。曾家人比較多的是打著曾氏旗號去謀利。這裡可分為被動、主動兩種。被動是人家找上門來的，主動則是自己攬來的。如湘鄉縣虧空1.6萬兩銀子，曾家幾個兄弟們出頭勸捐，這便是主動攬利。針對兩種情況，曾氏叫父親杜門謝客，叫眾兄弟莫管閑事。
此外，家裡要買田起屋，曾氏多半制止。軍營要捐銀子為家鄉架橋，曾氏也只象徵性拿了一點，並說用於私、用於公有區別，但將軍營裡銀子搬到湘鄉這一點上是一樣的，不能用公款為放大的私服務。曾氏這樣做，都是盡量設法減少一些人為設置的障礙，為其人生的大目標鋪平道路。兒子考鄉試，他叫兒子不要遞條子。九弟在家起房子，過於宏麗，在禮制上也有出格鋪張等，他也去信制止。除開嚴格要求外，也不希望因此而招別人的指責，授人以柄。
有一件發生在老家的事更讓曾氏十分不安，南京打下後，曾氏老家大興土木，上正梁時唱讚歌：「兩江總督太細哩，要到北京做皇帝。」曾氏聽到這個消息，頭上背上直冒冷汗，連忙打發人回去，嚴厲地批評此事，聲明誰再說這樣的話，就殺誰的頭。
5、交錯使用儒法道三家學說，依時而變左右逢源
中國的傳統文化，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有一個誤區，以為它就等同於孔孟儒家，其實不然。傳統文化其實還包括諸子百家的共同智慧。《莊子·天下篇》、《史記·太史公自序》裡都有很詳細的表述。
據《漢書》記載，在戰國時期中國至少有十大家，他們都有自己成套的學問。這十大名家為儒、墨、法、道、名、陰陽、縱橫、農、雜、小說家等。他們各自立壇講學，著書立說，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榮昌盛的學術局面，後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才形成儒家一統天下的格局。但是諸子的學問依舊保存了下來。我認為中國後世的讀書人之所以多迂腐不化，就是因為只讀儒書而不讀別家書的緣故，倘若諸子百家之書都讀懂了，就決不是迂腐不通的。事實上，中國歷史上那些有大成就的讀書人，都不是墨守儒家一家之說的，而是各家都取為我所用。曾氏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戰國時的百家中主要的有十家，而十家傳到後來又主要體現在三家，即儒、法、道。曾氏精通這三家學說，並適時而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曾氏的一個好友歐陽兆熊曾用「一生三變」四個字來概括曾氏事業軌道：早年由詞賦之學轉而程朱理學（我們知道，程朱理學是儒學在宋代的發展）這是第一變；回湖南任團練大臣，由程朱理學改變為申韓之學，這是第二變；守父喪時，他痛苦地反省出山五年後的經歷，悟出了以柔克剛的道理，於是由申韓之學轉而為黃老之學。曾氏的真正的大知己是這位歐陽兆熊，他可謂是對曾氏看得入木三分。用這「三變」來概括曾氏，真是又準確又簡潔，深刻極了，絕妙極了。
這個「變」，不是前後否定的意思，而是說他的行事的指導思想，也就是說以誰為主的變化。我們怎樣看待這「三變」呢？應該說在三個不同時期裡，曾氏分別主用的三家學說都是用得對的。尤其是經過第三階段，他的人生境界便到達了一個爐火純青的極高之地，他集中國的傳統文化於一身的典型形象也便就樹立起來了。我在《評點曾國藩家書》說， 這第三個變化是曾氏整個人生中至為重要的一環。它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讓曾氏獲取了成功，更大的意義是有了這一環，曾氏就成為傳統中國文化的最後一個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說，曾氏本人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縮影，他給予人的啟迪性和昭示性就將不衰不竭，常省常新。倘若缺了這一環，他就不可能是一百多年來士人眼中的曾文正公，而只能是一個做過大事獲得高位的能幹人，至於這種能幹人，在五千年中國文明史上，是成百上千萬的。
關於曾氏的儒法道的三家並用，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今天限於時間關係，只能提一下，以後有空，再作一個專題來講。
6、成功後不居功，謙退自抑，淡化光環，縮小靶的
翻開中國史冊，常見這樣一些故事：與人相處，共患難易，共成功難，功高震主者更是自身難保。人們都知道飛鳥盡、良弓藏；狡兔亡、走狗烹的典故。這些記載都提醒人們，成功之位不易處，尤其是在握有生殺大權的君王面前，立有蓋世之功的臣子更難自安。這種事情發生，是由主客兩個方面決定的，並不能完全歸咎於某一方。上司的防範猜疑，同事的眼紅嫉妒，屬於客觀的情形；自我膨脹，則屬主觀的原因。曾氏對這種種人性和社會性，看得透徹，透徹到洞若觀火的地步。他多次對家人說，自古以來，建立大功又得善終的人不多。
同治三年，五十四歲的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湘軍統帥，在經過十幾年的千辛萬苦後，終於打下南京，取得對太平天國作戰的決定性勝利，朝廷給予封侯之享的同時，一面對他及其手下的十餘萬虎狼之師——湘軍高度警惕。與曾氏同處於一個戰場的其他將帥，一面頌揚恭維，一面在暗中竭力挑刺，恨不得將他一棍子打死，在九弟及其吉字營忙於搶掠財富，忙於爭功的時候，曾氏則在盡力淡化自己頭上的光環，縮小中箭的靶的。他主要做了下面五個方面的工作：（1）把功勞歸之於先帝、太后和朝廷，歸之於協同作戰的友軍，自己則做事不多；（2）動員牢騷滿腹的九弟辭職回家養病；（3）大量裁減湘軍，90%裁掉；（4）大撤釐金局；（5）修復江南試院，收買士人，堵住他們的口。就這樣，曾氏及其所代表的湘軍集團，較為平安地度過了表面風光內裡危機四伏的政治險灘。
7、制定正確的戰略決策，是統帥的最大要務
前人說曾氏是將人則勝、自將則敗，這話是有根據的。曾氏凡親自指揮打仗，必定失敗，例子頗多，但他會指揮別人去帶部隊打仗。曾氏不是將才是帥才，或許可以借用今天的話來說，曾氏不是專家而是領導。作為一個領導，要具有什麼能力呢？曾氏在這方面的才能大過常人，用幹部，我們將在下面說，先來談出點子。將帥的最大點子是什麼？最大的點子便是制定戰略決策。
前面講到的初期在省城建大團，做大做強，便是一個極好的戰略決策。以後在衡陽組建湘軍水師，也是一個極好的戰略決策。我們在這裡再給大家講一個戰略決策，即西路制勝之策。
咸豐十年春天，太平軍與湘軍之間的戰事出現了一個突變，朝廷駐紮在南京城外孝陵衛的江南大營被太平軍擊潰了，清軍統帥逃跑的逃跑，自殺的自殺，兩江總督何桂清潛逃到蘇州，蘇州巡撫閉門不納，只得倉皇逃到上海。
就在江南面臨一片危機、朝廷失措，士氣低落的時候，臨危受命的曾國藩，充分顯示了一個軍事統帥的冷靜和對全局的清醒認識，在給朝廷的奏折中提出被後來證明為正確的西面制勝之策。其中有一段很精彩的文字，我念給諸位聽聽：
竊以為蘇、常未失，即宣提兵赴援，冀保完善之區，蘇常既失，則須通籌，各路全局，擇下手之要著，求立腳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游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豐三年金陵被陷，向榮、和春等皆督軍由東而進攻，原欲屏蔽蘇浙，因時制宜，而屢進屢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轉失蘇、常，非兵力之尚單，實形勢之未得也。今東南決裂，賊焰益張。欲克復甦常，南軍須從浙江而入，北軍須從金陵而入。欲復金陵，北岸則須先克安慶、和州。南岸則須先克池洲、蕪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勢。若從東路入手，內外主客，形勢全失，必至仍蹈覆轍，終無了期。
西面制勝決策，建在一個勢字上，人們常說審時度勢，軍事上更看重這個。勢，即形勢、態勢、趨勢，就當時而言，這幾個方面具體體現在長江流向的上下，即得以上制下之勢。基於「自古平江南之賊，必據上游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的分析，曾氏提出，克金陵復甦常，必須得「以上制下之勢」，具體地說，先收復長江，南北兩岸的安慶、和州、池州、蕪湖，將軍隊一步步逼近金陵，切斷太平軍與上游的聯繫，這對於清軍來說就叫做「據上游之勢」，對於太平軍來說，即失去了有利之勢。按這個計畫，曾氏分三路向下游推進，收復長江兩岸的城池，最後將金陵與長江上游的聯繫完全切斷，金陵糧餉的來路基本就沒有了。
8、識才用才，是領袖成事的第一秘訣。
大家都熟知，劉邦在奪取政權後與群臣有一段著名的「三不如」的對話：「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知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劉邦本一個鄉村無賴，他的最大的官職只做到亭長，頂多隻相當於現在一個村長，但他卻奪取了天下，而出身富貴人家的項羽卻丟了天下，這裡面的關鍵在於項羽不會用人，劉邦會用人，而且會用各種不同人才，將他們的才幹充分調動出來，服務於自己的大事業，這正是劉邦的成功之處。劉邦所說的，其實也是一切領袖成事的第一秘訣。
曾氏的成功之道中極重要的一條，還在於他有傑出的識才用才的本事。時人說他善於衡人，尤擅長相士。曾氏用人的原則是德為主，才為輔，先看德行操守，次看學識，再看才具。他對人才廣收慎用，因量器使。識別後，將他們一一合理使用。在識與用之間，他還善於培養人材。他的教育之點立足在褒獎，也就是多用獎勵，少用苛責，他有兩句名言「揚善於公庭，規過於私室。」在十多年的戰爭歲月裡，曾氏依仗著千萬人才成就了大事業，同時，他也通過這些戰事培養了一批卓越人才。這批人才，對晚清政治、軍事、文化、外交各個方面都發揮了重大作用。
9、慎選替手，使事業後繼有人
在識人用人中，曾氏尤注重對替手的選擇。他在給九弟的一封信中就說：「辦大事者，以選替手為第一義。」這說的是他自己的經驗。
什麼是替手？替手就是代替自己的人。超過自己的接班人。這種代替，有部分代替和全面代替兩種。部分代替的人，他挑選出來作為分統、營官、哨官。全部代替的人，我們今天通常稱之為接班人。曾氏很重視尋找一個全面的替手，經過多年的培養觀察，他最後將李鴻章選為自己的接班人。曾氏與李的關係有幾個階段：結識—彫琢—磨煉—寄予大任—視為接班人。事實證明，正是李鴻章將曾氏的事業推向前進。在軍事方面：李鴻章的淮軍最終平定了捻軍，在後來日益壯大，成為晚清軍界中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在洋務方面：他大規模地開設兵工廠、創設機器局、選派留學生等等。曾氏只是拉開洋務運動的序幕，洋務的大局面還是他的替手李鴻章打開的。李對曾氏十分推崇，他與人談話，口口聲聲稱曾為老師，且稱他所做的事都是老師所開創的。李鴻章執掌晚清軍事、外交大權30年，權傾天下，炙手可熱，曾國藩在死後很長時間裏一直保持著高大的形象，與李鴻章的地位和推崇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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