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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的成功之道:傳統文化培育出來的成功者

 2008-04-08 13:58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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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幾乎都渴望成功,誰都不願意做一個失敗者。對於曾國藩的歷史評價,至今或許還有分歧,但他是一個成功者,應該是不爭的事實。他為什麼會成功呢?他的成功經驗對我們有些什麼借鑒呢?我想,凡有志於做一番事業的人都會對此有興趣。那麼,我現在就來簡單地說一下他的成功之道。大致有如下九個方面。

1、修身立志,儲才養望,奠定做大事業的基礎。

前面我曾說過,曾國藩早期在京師有過一段「內聖」時期。他的「內聖」功夫有哪些內容呢?歸納起來有四點,即修、立、儲、養。

修即修身。他的修身功課為誠、敬、靜、謹、恆。誠為誠實、誠懇,為人表裡一致,內心的一切都可以公之於眾。敬為敬畏,在內則為心有所畏懼。畏什麼呢?畏道畏法畏輿情。在外則持身端莊嚴肅,有威儀。靜,指的是心、氣、神、體都處於安靜放鬆的狀態。謹,主要指言語上的謹慎,不打誑語,不作妄言。恆,指的有恆心,生活有規律,飲食有節,起居有常。

立即立志。就在嚴格修身的同時,曾氏立下了澄清宇內之志。所謂「澄清宇內」,便是經邦治國、安定天下。這是儒家信徒的最大志向了。

儲即儲備才幹。翰林院清閑,給了他讀書的好機會。他充分利用這個好機會,發奮苦讀先輩大家之作,如諸子、二十三史及韓、歐、李、杜等人的文集,亦讀如兵書、荒政、水利等方面實學書籍。以此完善充實自己的知識結構,為辦事而儲備真才實學。

養即培養聲望,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提高知名度。他通過做詩文和不斷上疏來實現養望目的。曾國藩通過修、立、儲、養的努力,在人格、才幹、聲望三個方面,為日後的絕大事業作好了充分的準備,所以才有後來唐鑒的竭力推薦,湖南官場的渴望和三湘士紳的歸附。

2、抓住機遇,做大做強,讓事業蓬勃發展

咸豐二年年底,一個改變命運的絕大機遇降臨到曾氏的頭上,這便是先一年起義的太平軍衝出廣西,向江南進軍,東南各省陷入戰亂之中,為了配合正規部隊的作戰,朝廷在江南各省任命了四十三位團練大臣。四十三個團練大臣,在後來死的死走的走,幾乎都沒有辦成什麼事,唯一一個成就一番大業的就是曾國藩。成與不成,這中間因素很多,如何把握住這個機遇,充分利用這個機遇,是其中的一個因素。曾國藩充分利用機遇的一個主要的手段,用現在的話來說是做大做強。回過頭來看,他的做大做強有三個步驟。

所謂團練,就是後來的民兵,結隊編團定時訓練,無事則拿鋤頭做農活,有事則拿刀槍械鬥。這種組織都在縣城以下,各鄉都有。各省團練大臣都沿舊例,只是侷限在縣、鄉一帶辦團練。曾國藩則不一樣。他一到長沙做團練大臣,便上奏請求在省城建一大團,將湘鄉1000人馬調進省城,分為三個營,將這三個營派遣到各地鎮壓匪亂,維持秩序。這個大團雖不是正規軍,但它一天到晚練兵打仗,住在營房,實際上已經是軍隊,湘軍便這麼出來了。這是做大做強的第一步。與綠營發生衝突後,曾氏乾脆跑到衡陽去訓練,把團練擴大為十營5000人,又練水師,水陸兩支人馬10000人,加上挑夫及輔助人員,人馬達18000人。從衡陽出師時,水陸齊頭併進,威威武武,浩浩蕩蕩,完全是一支力量強大的勁旅。這是做大做強的第二步。到了打下武漢後,曾氏提出沿長江東下的計畫,分南北中三路推進,除北路為湖北都督統率的綠營外,南路和中路均為湘軍,他本人則為三路人馬的總指揮。這個計畫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曾氏的湘軍便成為太平軍的頭號對手,一個省的團練便這樣成了國家軍隊中的第一號種子選手。成了國家武裝力量中的王牌部隊,做大做強的設想得到了最好的實現。

3、打脫牙齒和血吞,屢敗屢戰,贏來最後的勝利。

湘軍的做大做強,有一個千難萬難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苦多樂少、敗多勝少。從衡陽出師到武漢的打下,這七八個月裡,曾氏經歷過兵敗投水自殺、湘軍潰逃四散、湖南軍政兩界的譏諷、長沙城閉門不納等等羞辱,直到武漢打下,才一洗滿面羞慚。經過一段短暫的勝利,曾氏來到江西後,很快又處於戰事膠著狀態。從咸豐五年到咸豐十年的五六年裡,曾氏在江西、安徽一帶的軍事行動一直在低迷中徘徊不定。這期間,曾氏遭遇到江西官場的排斥、湖南官場的指責、朝廷的不信任、友軍的不配合,他再一次投水自殺未遂,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弄得他覺得自己已經是個從朝廷到地方都不能容的異類,以至得了嚴重的神經官能症,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不到50歲,連一寸大小的字都看不清,隨時都有死去的可能。

面對著這一切,曾氏都忍了。他拿湖南鄉間的一句俗話來安慰、激勵自己:「好漢打脫牙齒和血吞」。和血吞牙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不示人以弱,不求人憐恤,一切痛苦自己擔當。二是將仇恨吞到肚子裡,讓它生根發芽,變成復仇的動力。有野史上說:幕僚給朝廷擬奏折說湘軍「屢戰屢敗」。曾氏將「戰」「敗」兩字易了一個位置,變為「屢敗屢戰」。這一字之易,體現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精神氣概:決不屈服,決不退縮,倒下了再爬起來,前人死了,後人再繼續。這是一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倔強精神的最生動的體現,目的是什麼?就是要取得最後的大勝。這樣的對手,哪個競爭者不害怕,他又怎能不獲得最後的勝利?

4、儘可能地減少人為的阻力和障礙,全力以赴於大目標。

湘軍有很重的私家軍隊的味道,當時有野史記載:朝廷的命令無法調動湘軍,但曾氏一紙手令,部屬便為之千里驅馳,可見湘軍私人性質的嚴重性。這個事實曾氏當然清楚,他一方面需要這樣,另一方面又要提防由此而產生的負面影響,消除人為的阻力和障礙,確保大目標的順利達到。

曾氏為消除人為的障礙和阻力,主要做了三個方面的努力:

(一)啟用滿人做湘軍的統帥。私家性質的軍隊一向為國者所防範,眼下的當國者又為滿人,其防範又更進一層了。滿人是少數民族,為擴大自己的力量,它用聯姻的形式把蒙古拴過來,但仍然屬於少數,滿蒙兩族加起來不超過五百萬人。它是靠軍隊打進關的,故對軍隊控制更嚴。軍隊有八旗兵和綠營之分,八旗兵鎮守重地,綠營兵則多做雜事;一些重要地方的綠營,其統領也是滿人,至於湘軍這樣的軍隊,不是萬不得已,是決不會讓其出現的。曾氏對這些瞭然於心。為了消除朝廷的懷疑,減少人為設置的障礙,他用滿人掛名為湘軍首領,將這個滿人從一個參將越級提拔為提督。後來打下南京時,論功請賞,他又把滿人官文排在第一。

(二)尊重友軍,尊重與自己地位相當的官員,以收協同作戰的功效。當時與湘軍共同作戰的部隊,有胡林冀指揮的湖北綠營,袁甲三、張沛指揮的安徽綠營,都興阿的八旗兵等。曾氏都盡量與他們保持友好的關係。特別是對於胡林翼,他既是湘軍中的重要領導人,又是湖北省綠營的統帥,他本人是靠曾氏發跡的,但曾氏對他特別尊重,胡也因此與曾關係十分融洽,不僅與他隨時協商軍事部署,源源不斷地提供餉銀,還為曾氏的復出,為曾氏謀求地方實職一再上奏朝廷。

(三)嚴格要求家人安分守己,以求後院安靜,不添亂子不添麻煩。家中有人做了大官,家裡的人利用他的權勢來謀私利,這種現象極為普遍,這種謀利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直接從做官者手裡索取,一種是打著他的旗號向旁人索取。早在進翰林院之初,曾氏祖父就說過:「靠種地吃飯。」故而曾家人直接從他手裡索取銀錢的不多,曾氏對家中所承擔的銀錢負擔不算太重。我曾經說過,在中國要做個一塵不染的清官很難,這難是因為中國的文化——親親文化。一個為官者必須為其家人承當經濟責任,若家人需求過多過大,他的正當收入又不足以滿足,他便只就好將手中的權去換錢了。曾家人比較多的是打著曾氏旗號去謀利。這裡可分為被動、主動兩種。被動是人家找上門來的,主動則是自己攬來的。如湘鄉縣虧空1.6萬兩銀子,曾家幾個兄弟們出頭勸捐,這便是主動攬利。針對兩種情況,曾氏叫父親杜門謝客,叫眾兄弟莫管閑事。

此外,家裡要買田起屋,曾氏多半制止。軍營要捐銀子為家鄉架橋,曾氏也只象徵性拿了一點,並說用於私、用於公有區別,但將軍營裡銀子搬到湘鄉這一點上是一樣的,不能用公款為放大的私服務。曾氏這樣做,都是盡量設法減少一些人為設置的障礙,為其人生的大目標鋪平道路。兒子考鄉試,他叫兒子不要遞條子。九弟在家起房子,過於宏麗,在禮制上也有出格鋪張等,他也去信制止。除開嚴格要求外,也不希望因此而招別人的指責,授人以柄。

有一件發生在老家的事更讓曾氏十分不安,南京打下後,曾氏老家大興土木,上正梁時唱讚歌:「兩江總督太細哩,要到北京做皇帝。」曾氏聽到這個消息,頭上背上直冒冷汗,連忙打發人回去,嚴厲地批評此事,聲明誰再說這樣的話,就殺誰的頭。

5、交錯使用儒法道三家學說,依時而變左右逢源

中國的傳統文化,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有一個誤區,以為它就等同於孔孟儒家,其實不然。傳統文化其實還包括諸子百家的共同智慧。《莊子·天下篇》、《史記·太史公自序》裡都有很詳細的表述。

據《漢書》記載,在戰國時期中國至少有十大家,他們都有自己成套的學問。這十大名家為儒、墨、法、道、名、陰陽、縱橫、農、雜、小說家等。他們各自立壇講學,著書立說,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榮昌盛的學術局面,後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才形成儒家一統天下的格局。但是諸子的學問依舊保存了下來。我認為中國後世的讀書人之所以多迂腐不化,就是因為只讀儒書而不讀別家書的緣故,倘若諸子百家之書都讀懂了,就決不是迂腐不通的。事實上,中國歷史上那些有大成就的讀書人,都不是墨守儒家一家之說的,而是各家都取為我所用。曾氏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戰國時的百家中主要的有十家,而十家傳到後來又主要體現在三家,即儒、法、道。曾氏精通這三家學說,並適時而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曾氏的一個好友歐陽兆熊曾用「一生三變」四個字來概括曾氏事業軌道:早年由詞賦之學轉而程朱理學(我們知道,程朱理學是儒學在宋代的發展)這是第一變;回湖南任團練大臣,由程朱理學改變為申韓之學,這是第二變;守父喪時,他痛苦地反省出山五年後的經歷,悟出了以柔克剛的道理,於是由申韓之學轉而為黃老之學。曾氏的真正的大知己是這位歐陽兆熊,他可謂是對曾氏看得入木三分。用這「三變」來概括曾氏,真是又準確又簡潔,深刻極了,絕妙極了。

這個「變」,不是前後否定的意思,而是說他的行事的指導思想,也就是說以誰為主的變化。我們怎樣看待這「三變」呢?應該說在三個不同時期裡,曾氏分別主用的三家學說都是用得對的。尤其是經過第三階段,他的人生境界便到達了一個爐火純青的極高之地,他集中國的傳統文化於一身的典型形象也便就樹立起來了。我在《評點曾國藩家書》說, 這第三個變化是曾氏整個人生中至為重要的一環。它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讓曾氏獲取了成功,更大的意義是有了這一環,曾氏就成為傳統中國文化的最後一個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說,曾氏本人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縮影,他給予人的啟迪性和昭示性就將不衰不竭,常省常新。倘若缺了這一環,他就不可能是一百多年來士人眼中的曾文正公,而只能是一個做過大事獲得高位的能幹人,至於這種能幹人,在五千年中國文明史上,是成百上千萬的。

關於曾氏的儒法道的三家並用,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今天限於時間關係,只能提一下,以後有空,再作一個專題來講。

6、成功後不居功,謙退自抑,淡化光環,縮小靶的

翻開中國史冊,常見這樣一些故事:與人相處,共患難易,共成功難,功高震主者更是自身難保。人們都知道飛鳥盡、良弓藏;狡兔亡、走狗烹的典故。這些記載都提醒人們,成功之位不易處,尤其是在握有生殺大權的君王面前,立有蓋世之功的臣子更難自安。這種事情發生,是由主客兩個方面決定的,並不能完全歸咎於某一方。上司的防範猜疑,同事的眼紅嫉妒,屬於客觀的情形;自我膨脹,則屬主觀的原因。曾氏對這種種人性和社會性,看得透徹,透徹到洞若觀火的地步。他多次對家人說,自古以來,建立大功又得善終的人不多。

同治三年,五十四歲的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湘軍統帥,在經過十幾年的千辛萬苦後,終於打下南京,取得對太平天國作戰的決定性勝利,朝廷給予封侯之享的同時,一面對他及其手下的十餘萬虎狼之師——湘軍高度警惕。與曾氏同處於一個戰場的其他將帥,一面頌揚恭維,一面在暗中竭力挑刺,恨不得將他一棍子打死,在九弟及其吉字營忙於搶掠財富,忙於爭功的時候,曾氏則在盡力淡化自己頭上的光環,縮小中箭的靶的。他主要做了下面五個方面的工作:(1)把功勞歸之於先帝、太后和朝廷,歸之於協同作戰的友軍,自己則做事不多;(2)動員牢騷滿腹的九弟辭職回家養病;(3)大量裁減湘軍,90%裁掉;(4)大撤釐金局;(5)修復江南試院,收買士人,堵住他們的口。就這樣,曾氏及其所代表的湘軍集團,較為平安地度過了表面風光內裡危機四伏的政治險灘。

7、制定正確的戰略決策,是統帥的最大要務

前人說曾氏是將人則勝、自將則敗,這話是有根據的。曾氏凡親自指揮打仗,必定失敗,例子頗多,但他會指揮別人去帶部隊打仗。曾氏不是將才是帥才,或許可以借用今天的話來說,曾氏不是專家而是領導。作為一個領導,要具有什麼能力呢?曾氏在這方面的才能大過常人,用幹部,我們將在下面說,先來談出點子。將帥的最大點子是什麼?最大的點子便是制定戰略決策。

前面講到的初期在省城建大團,做大做強,便是一個極好的戰略決策。以後在衡陽組建湘軍水師,也是一個極好的戰略決策。我們在這裡再給大家講一個戰略決策,即西路制勝之策。

咸豐十年春天,太平軍與湘軍之間的戰事出現了一個突變,朝廷駐紮在南京城外孝陵衛的江南大營被太平軍擊潰了,清軍統帥逃跑的逃跑,自殺的自殺,兩江總督何桂清潛逃到蘇州,蘇州巡撫閉門不納,只得倉皇逃到上海。

就在江南面臨一片危機、朝廷失措,士氣低落的時候,臨危受命的曾國藩,充分顯示了一個軍事統帥的冷靜和對全局的清醒認識,在給朝廷的奏折中提出被後來證明為正確的西面制勝之策。其中有一段很精彩的文字,我念給諸位聽聽:

竊以為蘇、常未失,即宣提兵赴援,冀保完善之區,蘇常既失,則須通籌,各路全局,擇下手之要著,求立腳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游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豐三年金陵被陷,向榮、和春等皆督軍由東而進攻,原欲屏蔽蘇浙,因時制宜,而屢進屢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轉失蘇、常,非兵力之尚單,實形勢之未得也。今東南決裂,賊焰益張。欲克復甦常,南軍須從浙江而入,北軍須從金陵而入。欲復金陵,北岸則須先克安慶、和州。南岸則須先克池洲、蕪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勢。若從東路入手,內外主客,形勢全失,必至仍蹈覆轍,終無了期。

西面制勝決策,建在一個勢字上,人們常說審時度勢,軍事上更看重這個。勢,即形勢、態勢、趨勢,就當時而言,這幾個方面具體體現在長江流向的上下,即得以上制下之勢。基於「自古平江南之賊,必據上游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的分析,曾氏提出,克金陵復甦常,必須得「以上制下之勢」,具體地說,先收復長江,南北兩岸的安慶、和州、池州、蕪湖,將軍隊一步步逼近金陵,切斷太平軍與上游的聯繫,這對於清軍來說就叫做「據上游之勢」,對於太平軍來說,即失去了有利之勢。按這個計畫,曾氏分三路向下游推進,收復長江兩岸的城池,最後將金陵與長江上游的聯繫完全切斷,金陵糧餉的來路基本就沒有了。

8、識才用才,是領袖成事的第一秘訣。

大家都熟知,劉邦在奪取政權後與群臣有一段著名的「三不如」的對話:「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知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劉邦本一個鄉村無賴,他的最大的官職只做到亭長,頂多隻相當於現在一個村長,但他卻奪取了天下,而出身富貴人家的項羽卻丟了天下,這裡面的關鍵在於項羽不會用人,劉邦會用人,而且會用各種不同人才,將他們的才幹充分調動出來,服務於自己的大事業,這正是劉邦的成功之處。劉邦所說的,其實也是一切領袖成事的第一秘訣。

曾氏的成功之道中極重要的一條,還在於他有傑出的識才用才的本事。時人說他善於衡人,尤擅長相士。曾氏用人的原則是德為主,才為輔,先看德行操守,次看學識,再看才具。他對人才廣收慎用,因量器使。識別後,將他們一一合理使用。在識與用之間,他還善於培養人材。他的教育之點立足在褒獎,也就是多用獎勵,少用苛責,他有兩句名言「揚善於公庭,規過於私室。」在十多年的戰爭歲月裡,曾氏依仗著千萬人才成就了大事業,同時,他也通過這些戰事培養了一批卓越人才。這批人才,對晚清政治、軍事、文化、外交各個方面都發揮了重大作用。

9、慎選替手,使事業後繼有人

在識人用人中,曾氏尤注重對替手的選擇。他在給九弟的一封信中就說:「辦大事者,以選替手為第一義。」這說的是他自己的經驗。

什麼是替手?替手就是代替自己的人。超過自己的接班人。這種代替,有部分代替和全面代替兩種。部分代替的人,他挑選出來作為分統、營官、哨官。全部代替的人,我們今天通常稱之為接班人。曾氏很重視尋找一個全面的替手,經過多年的培養觀察,他最後將李鴻章選為自己的接班人。曾氏與李的關係有幾個階段:結識—彫琢—磨煉—寄予大任—視為接班人。事實證明,正是李鴻章將曾氏的事業推向前進。在軍事方面:李鴻章的淮軍最終平定了捻軍,在後來日益壯大,成為晚清軍界中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在洋務方面:他大規模地開設兵工廠、創設機器局、選派留學生等等。曾氏只是拉開洋務運動的序幕,洋務的大局面還是他的替手李鴻章打開的。李對曾氏十分推崇,他與人談話,口口聲聲稱曾為老師,且稱他所做的事都是老師所開創的。李鴻章執掌晚清軍事、外交大權30年,權傾天下,炙手可熱,曾國藩在死後很長時間裏一直保持著高大的形象,與李鴻章的地位和推崇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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