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說,今年除夕前,湖北襄樊失業女工李冬梅(化名)一直沒有察覺物價在一路狂飆。
除夕下午,這名婦人在肉攤前徘徊半小時,最後摸出三張十元人民幣,買下兩斤豬肉。她已經記不得上次買肉的時間,只記得當時一斤肉才六元。
為了買肉,李冬梅放棄囤積十包鹽的念頭,這是一九九四年中國物價飛漲遺留的經驗。鹽可以不囤,但肉不可以不買,年不可以不過,尤其是她家裡兩個上大學的孩子只有過年才回一趟家。
報導指出,這個貧困的中國城市家庭,曾撐過八十年代末與九十年代中的兩場惡性通膨,但在去年「結構性通膨」時,受到的衝擊已經減弱。這不是因為生活質量提高,而是生活幾乎完全與外部社會消費脫節。
李冬梅家的客廳放著兩個瓦缸,醃著酸菜和蒜頭,每到吃飯時間,她就從缸裡夾幾筷子,和丈夫兩口人就著稀飯或麵條,一吃吃到年底;還有兩個水缸,每到週末,她就到對面一戶好心人家打水,儲在缸裡,能用上一個星期;全家的衣服、褲子和鞋子,則出自李冬梅的雙手。
公元兩千年,李冬梅的大兒子考上大學,因為沒錢讀書自殺,她的丈夫為此精神錯亂,這個本已不堪一擊的家庭因此背上巨額醫藥費。二零零四和二零零六年,李冬梅的二女兒和小兒子分別考入大學,李冬梅朝不想去唸書的孩子扇了一耳光。
一九九七年失業後,李冬梅獲得低收入戶補助,補助款從每個月人民幣三百元到四百八十元,再到五百二十五元,但與兩個孩子的學費和生活費,以及丈夫每個月一百二十元左右的醫藥費相較,實在是杯水車薪。
李冬梅在自家陽臺開了一家小雜貨店,只賣兩元和五元的東西,這是她丈夫僅認識的兩個數字。去年中國小商品批發價陸續上漲,康師傅方便麵從原本每箱二十九點五元漲到三十六元,她不得不把零售價從兩元漲到二點五元,每包多賺兩毛錢,但買的人少了,每個月收入反而略為降低。
報導說,李冬梅賣過血,送過報紙,如今幫人拆洗衣裳、清洗抽油煙機;洗一條褲子一點五元,一床被單三點五元,一個抽油煙機十二元。
去年,洗衣粉、洗潔精漲了好幾毛錢,但她不敢加價。李冬梅說,「我不做,還有很多人等著做。」
所幸,李冬梅的孩子都申請到銀行貸款,小兒子汪志鵬(化名)還得到一名女企業家的愛心資助。
汪志鵬說,去年,學校餐廳全面漲價,八毛的素菜漲到一元到一點二元,葷菜漲到三元到三點五元,每個月伙食支出至少多出三十元。他和姐姐都沒有告訴母親,而是分別找了家教和超市服務員的兼職工作。
報導說,去年記者在李冬梅家採訪時,她家唯一的電器電視機,只能當收音機用。今年春節,汪志鵬花了三十五元,讓這架電視機重新出現襄樊電視臺的影像。
襄樊電視臺的春節節目談到通貨膨脹,以及通膨對中國社會「金字塔結構」轉向「橄欖球結構」的影響。
汪志鵬對身旁的母親和姐姐說,「無論是金字塔的底座還是橄欖球的底尖,好歹是金字塔和橄欖球的一部分,但是我們家自從掉了隊,越來越遠地落在後面,連金字塔的底座都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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