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誤讀的秦暉和診病開方的陳志武
秦暉教授的文章從多角度多層次觀察並探討中國改革30年形成的所謂"中國奇蹟"產生的深層原因和歷史背景以及對未來有可能面對的隱憂的一些個人擔心，而在面對如何推進改革應該採取哪些應對措施則只可意會盡在不言中，這可能也是讓某些人對秦暉教授文章產生誤讀的原因。尤其是那段論述，"至少在經濟學領域，這十年來出現的明顯變化是：過去那種左派(福利國家或凱恩斯主義者)看好中國而右派(自由競爭論者)看衰中國的狀況如今大有改變。由於這些年的經濟高增長，尤其是2001年以後經濟發展在國際要素的影響下又有了進一步的加速，國際上左右兩派經濟學現在都在唱中國的讚歌，都想用中國經濟的高增長為他們各自的理論提供證明。於是 ‘左派欣賞這裡的低自由，右派欣賞這裡的低福利'。有些人高調稱之為‘北京共識'。其實‘共識'可能誇張，同樣稱讚中國的人其稱讚的理由往往是相反的。但無論是否‘共識'，他們都喜談‘中國經驗'則是事實。"引起了很大的歧義，有代表性的質疑觀點認為秦暉的文章是小罵大幫忙變相認可"低人權"、"低自由"、"腐敗是第一生產力"，多有為肉食者粉飾太平之嫌。但我們從文章的上下文不難看出秦暉的基本觀點是中國應該建立非極端左右派都能認可的"共同底線"，歐美各國絕不會在中國低福利低人權經濟優勢的衝擊下降低本國的社會福利和人權標準來應對中國的挑戰，畢竟對於那些國家制度性的保障更為重要。
陳志武教授的文章與秦暉教授文章相比觀察問題的視角切入點有所不同，陳教授的文章先是對中國現實存在的"國進民退"現象做出了一個綜合的診斷，文章經過論證認為"生產資料的國有抑制內需增長，國有經濟必然偏好重化工業，國有經濟妨礙法治發展"。在文章的最後一部分陳教授為這個診斷開出了自己的藥方，即"應該把國資委體系掌握的國有資產一部分劃撥給社保基金，剩下的和國有土地一起放到一個或幾個大基金，然後把基金份額分給全國老百姓，每個公民得到同樣多的基金股份，並允許個人自由交易這些基金份額，就像現在的股票基金可以交易一樣。"按著這個方案，每個中國國民最多有可能獲得價值6萬人民幣的國有資產份額，既可以明晰國有資產的產權性質，又能通過"還產於民"達到"還富於民"的美好願景，這個國有資產和土地處置改革方案由此得到某些自由派專家學者以及不少草根民眾的支持也就不算意外了。
二、凱恩斯與哈耶克之爭，從西方到中國
陳志武教授與張維迎通過國有資產私有化解決中國改革所面臨的所有問題的觀點是一致的，兩人觀點的不同之處在於對於當下中國時局的基本情況的認識有所差異而導致私有化的方式不同，極端效率化的張維迎出發點現實中國應該是一個盛世，所以主張國有資產權貴私有化的方式，因為在盛世社會公正問題不會那麼突出；而極端公正化的陳志武教授更多看到現實中國是一個問題頗多的危世，進而提出全體國民平均分配國有資產的私有化方式。不難看出，陳志武與張維迎的主張都有哈耶克理論學說的思想印記，主張自由經濟的哈耶克曾經將包括凱恩斯國家干預經濟的學說理論在內的所有傾向社會主義理論都稱為"通往奴役之路"。從上個世紀30年代到現在，西方主流政治經濟學是凱恩斯和哈耶克兩種理論輪流坐莊。1929年全世界的經濟危機大蕭條後，美國1933年當選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利用凱恩斯國家干預經濟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逐漸將美國帶出了經濟危機的陰霾，之後幾十年包括二戰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凱恩斯經濟學理論佔據西方政治主流地位。直到上個世紀70年代，凱恩斯體系下的西方經濟出現停滯不前的滯漲現象，隨著1979年英國撒切爾夫人和1981年美國里根政府先後上臺執政，哈耶克的放任自由經濟學理論開始在英美大行其道，尤其是現任美國總統小布希更是新保守主義的堅定支持者，哈耶克自由經濟的理論學說將英美由滯漲帶到重新起飛功不可沒。但哈耶克理論也並非一個完美無缺的理論學說，以現在的美國為例，哈耶克理論也遇到了相當大的挑戰，2000年小布希當選美國總統後，在他八年的總統任期內，強力推行其在競選時承諾的減稅計畫，資本家通過國家減稅獲得更多的利潤收益，再把這些收益進行再投資以此帶動就業拉動經濟增長，這明顯受到了哈耶克放任自由經濟理論的影響。這麼做在理論上應該沒什麼問題，可在小布希就任總統幾個月之後發生了舉世震驚的9.11事件，以強力手段維護保守社會底線制度也是哈耶克理論的重要內容，反恐成為美國政府的主要任務之一，畢竟保護美國國民以及盟國國民的基本安全對美國政府來說是最重要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以及戰後善後事宜，美國本土反恐保護都需要大量財政支出經費，美國國民本來應該為自己的安全付出一些經濟上的代價，布希總統卻始終在頑固的推行減稅計畫，社會福利支出還不能減少，美國政府唯一能做的只有發行國債通過增加赤字的辦法維繫政府的收支平衡。進而美國放棄了多年的強勢美元政策，使美元連續疲軟走低，這樣可以減輕美國巨額外債的償還壓力。同時美國國內已經推行數年的減稅政策，使更多的資本湧入到投資領域，房地產、石油、黃金價格的逐步走高都是這種熱錢投資效應的反映，其中房地產行業的泡沫化傾向已經對美國經濟產生不良影響，由於房地產所具有的居民居住社會必需品和投資雙重屬性，迫使一些不具有銀行按揭條件的家庭走入融資門檻較低但潛在風險較大的房地產次級貸款市場。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只是美國減稅和大規模發行國債扭曲經濟問題暴露的一個開始，布希政府應對次貸危機有點進退失據，打破泡沫可能使整個美國經濟垮掉，維持泡沫可能使問題積累。現在看來布希政府採用的是後一種辦法，筆者對此不抱十分樂觀態度。
凱恩斯和哈耶克兩種理論學說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立的，當專家學者站在其中的一方批判另一方的時候，面對凱恩斯國家干預經濟理論可能帶來的經濟滯漲，哈耶克自由經濟理論佔有優勢地位；當由於哈耶克自由經濟理論可能帶來經濟泡沫而蘊藏經濟危機風險的時候，凱恩斯國家干預經濟理論的作用愈加突出。兩種並非完美的理論學說都是人文科學大浪淘沙的精華所在，我們沒有理由拋棄其中的任何一種理論體系，兩者應該共同存在於文明世界的政治經濟學體系之中，不同時期某一種理論略佔上峰根據具體情況合理調節。從這個角度說，在秦暉和陳志武之間，陳志武過於強調哈耶克自由經濟的社會作用，而秦暉更多是在強調中國需要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所堅持的"共同底線"，這也可以看作是凱恩斯與哈耶克之間共同認同的社會底線。所以，我更多認同的是站在凱恩斯與哈耶克之間的秦暉，而不是站在哈耶克一邊的陳志武和張維迎們。
前面所說的凱恩斯和哈耶克理論學說都是指在現代西方社會相對較為理性範疇內探討的，在世界其它地方相對較為激進的社會轉型也能看到兩種理論的一些影響。凱恩斯國家干預經濟的極致化在前蘇聯、東歐國家和改革前中國出現的形式是計畫經濟或命令經濟，哈耶克自由經濟理論的極致化是寡頭主義經濟學，以變革前的拉美極端自由化最為典型。凱恩斯和哈耶克的理論被某些政客演繹到極致已經不能說是理論原創者的本意了，上個世紀蘇東坡的根本原因還在於帶有極致化的激進凱恩斯理論的計畫經濟導致經濟嚴重滯漲無法發展，才有了完全相反極致化的激進哈耶克理論"休克療法"，以此激進對待彼激進，無異於以毒攻毒。拉美國家由極致化的激進哈耶克理論寡頭政治走向今天極致化的凱恩斯理論國家強力干預經濟，就是另外一種以毒攻毒。
三、政府發錢扼制通貨膨脹不現實，國有資產權貴私有化和全民私有化都很危險
上海市政協委員刑普在今年一月上海兩會上提交了一份正式提案《建議研究全國人民每人發放1000元以分享財政收入高增長的提案》。向全國13億人每人發1000元人民幣來抑制由於通貨膨脹給百姓基本生活帶來的壓力，這種說法與陳志武教授提出的將國有資產和土地以基金份額的形式分配給全體國民的設想如出一轍，只是沒有陳志武全部分光國有資產和土地的觀點更激進罷了。這個提案顯然是受到了不久前新加坡政府宣布的"政府盈餘全民分享計畫"的影響，新加坡去年財政盈餘64億新元，本年計畫撥出18億新元分兩次還富於民。在新加坡執行很好的政策拿到中國就有"東施效顰"和"淮南為桔、淮北為枳"之嫌，新加坡財政盈餘是在包括教育和醫療等社會福利支出都完成後的結果，刑普提出的用發錢方法扼制通貨膨脹並不能保證向國民發的錢被更大規模的通脹抵消的風險存在。中國現有13億人，如果每人發放1000元，則是1.3萬億人民幣，這對於財政支出5萬億預算的中國政府來說實現有理論上的可能。中國財政支出有太多該做的事情還未能盡如人意，如果可能，將1.3萬億投入到教育、醫療、低保、農業補貼上面效果一定會更好，如果財政支出還有富裕還可以考慮減免某些爭議較大的諸如養路費、工商管理費、審批收費等行政事業性收費。提高政府行政效率、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等措施如果能夠有效推行，實際效果都會好於給每個國民都發錢的建議。
陳志武教授提出的全體國民私有化通過基金份額平均分配給國民國有資產在上個世紀90年代在俄羅斯有過實踐，實際效果卻很糟糕。俄羅斯曾經發給每個國民1萬盧布國有資產券，但隨著變現壓力增大和盧布大幅貶值（最多時貶了9500倍），1萬盧布國有資產券之於絕大部分俄羅斯國民都是灰飛煙滅。如果陳志武教授的國民私有化的建議措施在中國實行，可能帶來比當年的俄羅斯更慘痛的後果。將大部分國有資產劃入一個或幾個基金中再等額分給全體國民，可以自由買賣，面對天上掉下來的大餡餅套現壓力將劇增，結果只能是分到國民手中的資產大幅貶值。這可不是中國基金交易和證券監管有較強基礎，社會大眾有股票和基金交易經驗就能解決的，畢竟在資本市場"籌碼集中價格上漲、籌碼分散價格下跌"是鐵律。如果國民分得國有資產和土地真的不幸大幅貶值，這些本來就是估價的資產資源在經濟高速發展中泡沫膨脹，國內主要經營性資產都將大幅貶值，中國的經濟極有可能因此垮掉，中國只能重複上個世紀90年代俄羅斯經濟動盪的老路，而且從目前中國經濟的基本狀況來看，包括固定資產、房地產、股市在內幾乎所有投資品種的價格都居高不下泡沫很大，銀行系統問題嚴重，經營性資產全面大幅貶值將給中國經濟帶來更甚於當年俄羅斯的滅頂之災。
中國的經濟轉型是必然的，當我們將更多轉型的經驗和教訓瞄向俄羅斯和東歐的時候，卻忽視了對中國更具借鑒意義、距離中國大陸更近、與我們同宗同源的海峽對岸臺灣成功的政治和經濟轉型。由於冷戰時期不同陣營的原因臺灣的轉型時常被我們所忽視，從二戰以後尤其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臺灣始於1987年解除長達38年戒嚴開始社會轉型，是所有後轉型國家和地區中唯一沒有經歷過大的經濟動盪的地方，是最成功的轉型（不是之一，而是最好）。臺灣的經驗更值得中國大陸借鑒，取經不必遠道東歐和俄羅斯，海峽對岸已經為大陸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轉型經驗。1987年日本金融危機和1997年東亞和東南亞金融危機，臺灣憑藉自身幾乎無懈可擊的經濟制度成為東亞除了尚未融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中國大陸之外唯一沒有受到衝擊的經濟實體。臺灣轉型最為寶貴的經驗就是，通過對傳統文化、西方文明和底線制度的共同保守，通過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規制度，保障社會轉型的平穩運行。儘管臺灣社會還有許多有待完善之處，但它與那些後轉型的任何國家和地區相比，所付出的社會代價都是最小的。
四、如何處置國有資產和土地？筆者只贊同在有相關配套措施的前提下將農用土地的所有權無償分給農民，將城市居民住房的土地70年土地使用權變更為永久產權。
在如何處置國有資產和土地問題上，我只支持在出臺配套措施的前提下將農村土地的所有權無償分給農民，將城市居民住房的土地70年使用權改為永久產權。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有著眾多的農業人口，中國歷史上的許多影響社會進程的動盪事件都與農民的土地問題密切先關，土地問題也是中國社會穩定與否的決定性因素之一。1978年土地的聯產承包成為啟動改革的契機，改革之初原本生活最為困苦的農民確實受益匪淺，收入大幅增加。一段甜蜜期後三農問題逐漸暴露並愈加顯得突出，土地問題已經成為了農村乃至整個社會最不穩定的因素之一。先是基層政府"統籌"亂收費使生活剛有一些好轉的農民不堪重負，後來國家又免農業稅又是給農民補貼。農村的主要矛盾從亂收費轉移到了對農民只有使用權的土地的徵收，以基層政府或集體的名義用極低的價格強行收取農民土地的使用權，然後再高價轉手招商引資或是建設小產權房出售牟取暴利。中國法律並沒有賦予農民可以不出售只有使用權的土地的權利，農民在土地被徵用的時候幾乎毫無辦法。這種做法的社會危害性是顯而易見的，對國家來說，農用土地被大量開發，國家的糧食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對於失地農民來說，沒有了土地就沒有了一切，許多人也就成了社會"盲流"的潛在因素。最近，國家限制小產權房的建設和買賣以達到維護國家18億畝土地底線的目的，實際效果卻差強人意，畢竟徵用農民土地所獲得的利益實在太大。將土地的所有權分給農民，使農民自己有不賣土地的權利來解決對農民土地的私征亂佔問題。這是一個根本的解決辦法，但是必須有其它配套措施同時出臺，否則也可能帶來的其它同樣危險的其它社會問題。在中國歷史上，如果土地是私人擁有的財產，當一個社會稅負過重農民的各種負擔過高的時候，農民種地將無利可圖，中下層農民只能將自己的土地賣給願意出錢購買土地的地主或是官僚階層，土地兼併的最終結果就是大量失地農民形成"盲流大軍"，社會動盪不可避免。把土地的所有權分給農民，務必要立法嚴格規定土地的使用用途，農地不得隨意建設開發區或是商品住宅，然後還得加大農業補貼的力度，使農民種地有利可圖，還可以通過政策傾斜鼓勵農民荒地造林沙地種草。也可以考慮鼓勵農民按著自願的原則將土地入股搞農業企業集團化運作（也要嚴格土地使用用途，如果農業企業化運作不能使農民滿意允許在一定週期內農民自願退股），即給農民工作機會又可以讓農民利用土地入股分紅。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其實就是在保守原則下，防止激進化（不回收土地，還要將土地所有權分給農民），杜絕寡頭化（防止土地大量兼併）雙管齊下，這也是當今文明國家普遍採用的農業政策。另外一方面，農民是社會最弱勢的群體，農業相對於工業和服務業又處於最弱勢地位，給農民實惠向農業傾斜有利於維護國家糧食安全的基本穩定。同樣道理，城市居民住房土地使用權改為所有權，可以保證房主在被拆遷的時候擁有法律上的物權自我保護的權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扼制城市拆遷，有利於規範房地產市場逐步消除房產泡沫。
五、當代中國政治經濟領域出現的問題是有極端凱恩斯理論和極端哈耶克理論共同造成的，通過與之對應的理性凱恩斯和哈耶克理論解決問題是社會成本相對最小的途徑。
陳志武教授對於中國國有資產過於龐大給中國政治經濟領域帶來的負面影響的基本判斷我是贊同的，所不讚同的只是他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方式。中國經濟潛在危機因素既有陳志武教授所提到的國有資產過於龐大，政府對於經濟的管制過於嚴重極端凱恩斯理論的潛在危機，也有由於利益集團的因素極端哈耶克理論造成的資本市場的泡沫化的潛在危機，同時出現極端凱恩斯和極端哈耶克於一個經濟實體這樣的經濟怪相在中國同時出現，這才是令人擔憂的。國有資產龐大是歷史遺留問題，任何期望一招鮮、一刀切、一蹴而就簡單解決問題的方式都是不可取的。陳志武和張維迎們從哈耶克理論出發只看到了國家嚴重干預經濟帶給中國的隱憂，如果是張維迎的權貴私有化可能是一劑慢性毒藥，中國經濟只能等死，而陳志武的全民私有化則是一劑可能立即致死的強力毒藥。還有一些人只看到了由於利益集團的原因造成的諸如貧富差距、資本市場泡沫化等極端哈耶克現象帶來的隱憂，主張回到從前計畫經濟（意即極端的凱恩斯理論），這同樣是行不通的。
說中國目前的經濟生態鏈是弱肉強食並不過分，哈耶克的經濟放任自由理論本意應該是所有人應具有平等的自由，但中國卻是對強勢者過於放任自由，而凱恩斯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是出於在自由經濟狀況下，由於財富和社會地位的不平等而造成平等自由原則下的實際不平等，國家或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於向弱勢群體傾斜減小貧富差距並降低經濟泡沫的風險，而中國的干預經濟卻在更多制約弱勢群體。中國同時存在兩方面問題，也就是前面所說的凱恩斯理論和哈耶克理論極端化的負面影響同時在中國政治經濟領域存在，如果我們只從其中的一方面理論去解決另外一面的實際問題，都會是片面的，如果加上用激進化的方式解決只能會對中國社會造成更大的傷害。中國目前同時面對兩個方面的問題，只看到其中的一面並用較為激進的方式片面解決單方面問題不僅是不可取的也是危險的，只有用理性的態度保守的手段雙管齊下才有助於理順改革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和矛盾，二十年前臺灣社會的轉型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成功經驗。中國過去的激進思維方式是"不破不立"，但在"破"的過程中卻會造成人、財、物等社會資源的極大消耗，如果考慮使用保守理性"不破也立"的方式，同時使用理性凱恩斯理論和理性哈耶克理論去解決與之對應的極端哈耶克和凱恩斯社會現象，也許才是最好的社會選擇。理性凱恩斯理論通過國家干預經濟對縮小貧富差距和扼制資本市場會起到正面作用，關鍵問題是我們如何避免凱恩斯理論極端性給政治經濟領域帶來的負面作用，中國正在實行政府職能的轉變，由管制性向服務性政府轉變，對於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來說只能側重其中的兩點，一是完善社會福利制度為公眾提供公共服務二是出於社會正義的需要維護弱勢群體的基本權益避免貧富差距過大。前面所提及的農民土地問題正是基於對社會最弱勢群體農民最弱勢產業農業有所扶持的考量。在企業勞工的權益保障方面《勞動合同法》對勞工的保障不是太高了而是還遠遠不夠，建立合理的員工辭退機制是必要的，只有在企業利潤下滑或虧損時才能辭退正式員工，並且必須給予合理補償，辭退老員工期間不能雇佣新員工，如果要雇佣新員工被辭退老員工擁有優先上崗的權利；在收入分配體繫上，建立企業職工工資增長與企業利潤增長的掛鉤機制；期股期權應該法制化，不能由管理層獨享，按一定的法定比例擴大至整個勞工階層，使各階層人士都能共享發展成果；同時還應該建立合理的利益博弈機制。同時，我們同樣也應該正視陳志武教授提出的以國有資產過於龐大為代表性的國家對於經濟干預過多而造成的制約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用理性的哈耶克理論抑制極端的經濟領域的凱恩斯現象，減輕企業的負擔才有可能讓企業為勞工提高勞動待遇提供必要條件。建立產權明晰、財物公開、獨立經營、股份化運作的國有企業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市場經濟體系，降低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程度，打破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使各種所有制企業可以在公平的市場經濟體系中平等競爭；健康的資本市場和金融體系是經濟是否能夠平穩運行的根本保障，所有所有制企業都應該具有平等的融資平臺；在適當時機可以通過資本市場逐漸減持國有股，並將減持收入劃歸社保基金；
總的來說，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既要減少某些不合理的稅收收入和行政收入，又要完善包括教育、醫療在內的各種社保體系，任務很艱鉅卻是對現在政府的必然要求。
結束語：中國改革三十年取得了不少成績也帶來了不少問題，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有待總結的教訓。筆者認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取得的成績最重要的經驗在於是開放帶給從宏觀經濟到普通百姓天翻覆地的巨大變化。而最大的教訓在於，我們在改革的過程中制度建設較為落後，尤其是那些限制激進化和寡頭化的法律法規遊戲規則還很欠缺，缺少基本制度保障成了改革最大的弊病。有人會說中國在摸索前進的過程中不知道什麼樣的制度更適合中國國情，那就不妨把別國已經建立起來的具有普適價值的底線規則拿來好了，在這個基礎之上再探討底線之上的制度哪些更適合中國國情。
（轉自作者博客）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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