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上海辦公室隔壁,是我曾見過的最奢華的購物商場之一。它的英文名字Plaza 66沒有多少含義,但中文名字 "恆隆廣場"卻寓意永恆興隆。只有最奢侈的品牌才能入駐,到了週末,你必須排隊進入路易 威登(Louis Vuitton)門店。
最近,我去了一次巴西。當我被帶到該國最為奢華的商場Daslu時,那裡的景象讓我想起了上海的恆隆廣場。我們必須驅車抵達--你不能從街上直接走進去。一位男服務生帶領我們進入商場,裡面展示著同樣的設計師服裝。
但它們兩者之間有一個很大的不同之處。Daslu經常遭到抨擊,被視為巴西各種可見詬病的象徵,是腐敗精英們的場所。專欄作家們會嘲笑這裡的顧客。然而,在許多關於現代上海的報導中,恆隆廣場卻似乎是成功的徽章,一塊吸引著不斷崛起的年輕富有一代的磁石。
或許,我們誤解了恆隆廣場。從聖保羅返回上海,我們體會到了中國"不惜一切代價追求經濟增長"模式的真正風險。如今,中國部分地區超出了暴發戶式的傲慢,明顯讓人有一種拉美的感覺。
上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當時巴西還是一個獨裁國家,經濟正在蓬勃發展,但社會政策卻被拋到了一邊。那個時代的箴言是"現在先把蛋糕做大,以後再分"。過去20年,中國有時也採行了類似政策。
在中國的蓬勃發展中,還有一些不太廣為人知的特點,其中之一是:政府從醫療和教育領域的退出。毛澤東時代的醫療體制遠非完美,但如今,多數中國人沒有醫療保險。在農村地區,我們不難發現因為醫藥費而傾家蕩產的家庭。由於父母支付不起學費,每年有100萬學生輟學。過去10年,巴西政府的醫療和教育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是中國的兩倍。由於中國通常被貼上成功的標籤,而拉美則被視為失敗的典型,因此,這一事實值得關注。
令人意外的是,儘管中國的貧困人口不斷減少,但其不平等程度正快速接近巴西那聲名狼藉的水平。我們使用基尼係數(Gini)來衡量一國的收入分配,"0"代表完全平等,"1"代表完全不平等。巴西的官方數據如今是0.53,並且正在下降;而中國是0.47,並正在上升。(美國是0.41,印度是0.31。)
中國的不平等不僅僅表現在城鄉差距上,還表現在城市之內的差距上。中國城市有兩類市民:常住居民,可以享受得到補貼的社會服務;較貧窮的打工者,需全額支付社會服務。中國的犯罪率遠不及拉美的水平,但已經出現了緊張跡象。農村貧困人口只是在電視上看到財富;城市貧困人口卻親眼見證著奢侈的生活方式。
商界精英和政客之間的親密關係令拉美受損,但中國正創造著什麼樣的精英呢?在改革早期,企業家通常來自社會邊緣--實際上少數人此前曾進過監獄。如今,許多人在他們的名片上吹噓著自己在共產黨內的職務。房地產行業主導著中國的富豪榜,而在這個行業,依靠關係取得政府合同是關鍵。
因此,中國是否真將變得和拉美一樣呢?這種預言過於輕率。上世紀80年代,拉美經濟陷入外債危機,拉美的社會分化也隨之加劇。而目前,中國卻擁有1.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拉美的不平等植根於長達幾個世紀的殖民主義和奴隸制,而不僅是20多年的不均衡增長。如果在城市生活不下去,許多中國打工者還可以回家種地,而不必在城市的貧民窟裡自生自滅。最重要的是,中國領導人已意識到,嚴重的不平等可能加劇社會動盪,並產生一個永久的下層階級,因此,他們已下令大幅增加社會支出。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已承諾,每個村設一個衛生室,同時停止向貧困人口收取學費。
然而,這些政策並不一定能成功。在新增資金到達學校或醫院之前,可能會被地方政府私吞。如果相關政策可能降低自己領域的經濟增長,政界和商界精英將會表示反對。今天先把蛋糕做大,明天再分配吧。
我們已習慣認為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但溫家寶這一計畫的命運,將有助於決定中國將建設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就像拉美所證明的那樣,快速的經濟增長仍可能遺留下嚴重的社會弊病。
本文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駐上海記者。
譯者/梁艷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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