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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歷史 刻不容緩——「救救孩子……」

2008-01-22 00:15 作者:雷一寧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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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2007年9 月9日北師大女附中九十年校慶之時,宋彬彬 / 宋要武"衣錦還校"榮登"知名校友"榜的許多文章,不禁想到,1966年血腥的"紅八月"中在北京被迫害致死的第一位教育工作者,當時宋彬彬所在學校的副校長卞仲耘;不禁想到,在同一時期被迫害致死或致殘的許許多多教育工作者;不禁想到,隨著他們生命流逝失的,我們民族的正義、良知、尊嚴和情愛;不禁很想知道這"許許多多"的確數。於是,打開電腦,進入百度和google網站搜索。但是毫無結果,倒是找到了許多"教育50年大事記",看了1966年的"大事"之後,我瞠目結舌了,難道1966年就這四件大事?這是阜陽師範學院的網站,小小的網站,不足為憑。於是,看另一條,再看另一條......竟然如出一轍,完全一樣!也許是沒有經歷過1966年的年輕人編寫的。看另一條,再看另一條......終於在一個網站上看到由教育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史研究課題組編寫的《共和國教育50年大事記》。但一看內容,我目更瞠了,舌更結了,與前面所看到的完全一樣!原來這便是那些小小網站的源頭!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凶殘到這地步"。我又以"新中國五十年大事記"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為關鍵詞去搜索,結果更令我失望了,只找到了極少幾條,而且還都打不開。看來又應了一句話:"如果記憶中充滿塗抹痕跡、空白或發霉的片斷,那這一定說明,不但記憶所對應的歷史有羞恥和陰暗之處,而且記憶主體的心理也有陰暗可恥、不可告人的東西。"正在此時,看到在"新中國五十年大事記"的通欄標題之下,什麼大事也沒有,只是一大塊空白,空白的中央,是兩句話:一是"歷史都是勝利者書寫的",一是"魯迅先生說,朝代要是長的話,史官是本朝人,所寫的全是好人;朝代短的話,史官是接替者,所寫的大多是壞蛋。"

一個想法在我腦海中跳出:忘掉歷史,就是忘掉罪惡;有意掩蓋,有意扭曲,就是故意犯罪。要歷史悲劇不再重演,難哪!我不是史官,只是個有病的老人,"年過 70古來稀",我還有什麼好害怕的呢?我必須把我所知道的歷史寫下來,儘管一個人的記憶,很難達到使歷史悲劇不再重演的目的。但是,如果每一個人都把自己尚未忘卻的歷史記錄下來,匯總起來就是全部歷史,就可以粉碎製造遺忘的企圖。

請看,在《共和國教育50年大事記》中列出的1966年的四件大事吧(每件事開頭的序號是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1) 5月7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提出"......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此信簡稱"五七"指示)

(2) 6 月1日,經毛澤東批准,新華社播發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攻擊學校黨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張大字報。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從此"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

(3) 8月8日,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決定指出: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

(4) 8 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首次接見全國各地來京進行串聯的紅衛兵和學校師生。至1月26日,共8次接見紅衛兵和學生教師共1100萬人。此時全國學校已完全停課,廣大學校師生捲入全國大串聯,從而造成社會大動亂。

不瞭解情況的人,看了第(2),恐怕會把聶元梓和《人民日報》看成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在第(3)中,為什麼不提毛澤東在這次全會上發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與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又是什麼關係?

沒有經歷過1966年的人,看了第(4),當然不會知道那天宋彬彬的所作所為及其後果,可是一定會問:"紅衛兵"是什麼?日理萬機的毛澤東為什麼必須接見紅衛兵,而且有8次、1100萬人之多?學生們怎麼會這麼自由,可以隨便停課,還可以跑到北京和全國去串聯?請注意,在1966年,這兩個字不是"串聯",而是"串連",是用一根針、一條線把什麼東西串起來,連起來,使成為一個整體的意思。這根針、這條線是什麼?被串的東西又是什麼?"社會大動亂"的具體情況是怎麼樣的?......不弄清這些問題,自然不可能從這幾件"大事"中歸納出正確的"文革"的經驗教訓來。為此,必須瞭解更多的大事,可是連教育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史研究課題組都"遺忘"了,還能向誰瞭解這些大事呢?下面,就根據我做了幾十年教師的親身經歷,列出我所瞭解的些許吧:

5月下旬,清華大學附中、北大附中等校出身於革命幹部、工人、貧下中農家庭的一些學生 ,成立"紅衛兵"、"紅旗戰鬥小組"等群眾組織。8 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熱烈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於是,在毛澤東8•18首次接見紅衛兵之後,紅衛兵組織迅即遍及全國。北京紅衛兵的作法,通過大串連,影響全國。

7月,北京航空學院附中,有人貼出宣揚血統論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一觀點,通過大串連迅即流傳到全國。許多學校出現"紅五類"歧視、污辱、鬥爭"黑七類"的事件。

8月,各地紅衛兵衝向社會掃"四舊"。8月20日,首都紅衛兵走上街頭,貼標語、傳單、大字報,集會演說,發通令、倡議。將原有街名、地名、店名、校名改為"反修路"、"紅衛商店"、"反帝醫院"、"井岡山戰校"一類新名......甚至要求修改憲法、廢除國歌。干預群眾的衣著、髮型等等。一切被認為是"舊"的人、事、物都在被掃之列,包括許許多多國寶級的歷史文物。許許多多卞仲耘們就是在這期間被毆打致死致殘的。對這些,黨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竟在8 月23日發表社論《好得很》!

9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組織外地高校革命學生、中學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規定"來京參觀一律免費坐火車","生活補助費和交通費由國家財政中開支"。

10月5 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通知》。指出:"要注意保護少數......"據此,出現要求平反、追查運動初期的 ‘黑材料'的熱潮,加劇了群眾的對立。11月,《紅旗》第十四期發表社論,號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紅衛兵開始分裂成不同的派別,學校普遍陷於混亂,打、砸、搶、抓等違法現像在發展,一直發展到搶武器,有些學校開始發生武鬥。

10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暫緩外出串連的緊急通知》,11月16日、12月1日、又連續發出通知:一律停止火車、輪船、汽車來北京和到各地串連。1967年2月3日、3月19日及以後,中共中央連續多次重申停止全國大串連的決定。

可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開,是很難關上的。一直到1968年,火車還是人滿為患:椅子的靠背上、椅子間的小桌子上坐著人;行李架上、座位底下躺著人;火車門前、過道中、廁所裡 站滿人 ;火車的窗口變成了上下車的門口,整列火車不見列車員的影兒......由此可見當時亂象之一斑。

看到這裡,沒有經歷過那段歲月的人,又會產生新的問題了:列車員是吃干飯的?他們為什麼不管? ......這些學生肯定是出生於舊社會的,父母親是地主、資本家吧?怎麼這樣無法無天?如果是這樣,問題就很簡單了,說句"階級本能使然也!"就可以把他們打翻在地,就像1957 年對學生"右派"那些大孩子一樣,這些亂象就不會持久蔓延了。要回答這些問題,還得回顧歷史,回顧這些學生的成長史,回顧他們在社會上、學校裡、家庭中所受的教育。

假定1966年宋彬彬 / 宋要武們16歲,那麼他們正好是新中國的同齡人,是在新社會出生,在紅旗下長大的。記得當年有一幅主題大概是"祖國的花朵"的宣傳畫,在藍天白雲中許多自由飛翔的和平鴿的背景前,一個三、四歲的胖墩墩的孩子,伸出雙手,放飛一隻白鴿,紅彤彤的臉蛋,現出燦爛的笑容。這幸福的孩子,就代表著宋彬彬這一代人,而宋彬彬還更得天獨厚,其父宋任窮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後來曾任中共東北局書記、接替胡耀邦任中組部部長、被增選為中顧委副主任等等。他們六七歲上小學時,恰恰是1957年。

在《共和國教育50年大事記》中,1957年共有五件大事,現在摘三件在下面:

(1)2月7日,毛澤東在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3)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沒有知識份子,我們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們要好好地團結他們。知識份子也是勞動者。

(4)6月,全國開始反右派鬥爭......1980年中共中央為被錯劃為右派的同志全部平反

我們這些曾戴過"右派份子"或"臭老九"帽子的七老八十的老頭兒、老太婆,對1957年及毛澤東的這兩個講話太熟悉了,看了這幾件"大事"之後,實在沒法不瞠目結舌。不過,且收起這目瞪口呆的傻樣子,讓我們先為宋彬彬這些祖國的花朵們祝福吧,他們一上學就能在毛主席制訂的教育方針之下受教育,有福了!然後,請允許我們作為沒有經歷過1957年的人說幾句:看了這幾件大事,我們不明白當年為什麼要開始反右派鬥爭,後來為什麼又要給那幾十萬(一說一百多萬,又一說三百多萬)人全部平反?不過,根據官方的說法,並不是"全部",而是99•99%,儘管這個百分比實質上與"全部"並沒有質的區別,可官方至今一直不肯承認是"全部"的;官方也不說"平反",而說"改正"。為什麼《大事記》的編寫者會發生這樣嚴重的錯誤?

下面,讓我們言歸正傳,回顧這些祖國的花朵們的成長歷史吧。

也許是小學生的事太小,算不上"大事"吧,在《共和國教育50年大事記》中,從1957-1961年幾乎找不到有關小學的大事。但,凡是親歷這段歷史的人,知道最少有幾件事與小學有關,如:

1957 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用機關下放幹部代替中小學和業餘學校被清洗及不稱職教職員的請示報告》。《報告》提出:清理教師隊伍和機關下放幹部的工作,應緊密結合......以保證教學工作正常進行及改變教師陣容。這當然好得很了,祖國的花朵們有了沒有受過師範教育也沒有教學經驗的新老師,他們可以不受"規律"約束,自由成長了!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除四害講衛生的指示》,要求學校在此運動中起帶頭作用。於是各級各類學校師生員工立即響應號召,投入運動。這當然好得很了,小學生們一定敲鑼打鼓,或者敲洋鐵捅破臉盆轟過麻雀,至少也看過、聽過,他們從小就受到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的"熏陶"。

誰都知道,58年是大躍進的一年,全國各級各類學校都毫無例外地掀起大躍進和教育大革命熱潮,下廠下鄉,到工廠、礦山、農村與工農同吃、同住、同勞動等,小學生也不例外,必須參加力所能及的社會公益勞動。

1960年2月25日,《中國青年報》發表模範少先隊員劉文學的事跡,並為此發表社論。此後全國各地中小學廣泛開展"學劉文學,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的活動。這當然好得很了,小學生們從小就必須養成"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覺悟。

1960年4月9日,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陸定一作《教育必須改革》的發言,說:我們的教學還存在少慢差費的現象,因此必須進行教學改革。......初步設想是把現行的十二年中小學年限的學制縮短到十年左右,並把教育程度提高到相當於現在大學一年級的水平。在《共和國教育50年大事記》中,有這一條,但作了修改:"60 年4月9日,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教學必須改革》的發言,提出在中小學教學改革中應‘適當縮短年限,適當提高程度,適當控制學時,適當增加勞動'。此後,全國各地開始較大規模的學制改革試驗。"祖國的花朵們,在身經"過五關,斬六將"的考驗以後,終於要上中學了,只是這時間不知是六年,還是五年?

假定宋彬彬 / 宋要武們11歲左右小學畢業,那麼1962-1966年他們是在中學裡度過的。12-16 歲,在人生的征途上,是好奇的年齡,幻想的年齡,追求的年齡。心理學上又把這叫做過渡的年齡,關鍵的年齡,困難的年齡,危險的年齡。這年齡的孩子,從生理到心理都在迅速成長,他們要重新調整對周圍事物的看法,開始產生自我意識,他們在各種情況下進行自我觀察,自我評價,自我監督,自我控制,自我動員,自我鼓勵,自我命令......這些自我意識,是通過分析他人,逐漸從周圍事物中分出自己,再通過分析自己而產生的。因此,馬克思說過,人像照鏡子一樣,從別人那裡發現自己。這時的少年,就像站在十字路口的勇士,急於尋找自己的榜樣,尋找自己的領路人......這些都是客觀的生理、心理的運動和變化。正是這種運動和變化,使他們像沖缺堤防的春天的湍流,忽而橫衝直撞,忽而蜿蜒潺湲,忽而無緣無故地放慢流速,忽而又像瀑布一樣奔騰咆哮......這些,對他們自己來說,都是無意識的,是沒有思想準備的。關鍵就在於學校、社會和家庭的教育和引導。那麼,這些祖國的花朵生命的激流是沿著怎樣的河道奔流的呢?是怎樣渡過他們生命的危險期的呢?社會、學校、家庭又為他們的成長提供了什麼樣的外部條件呢?

從1957-1966年,是中國風雲變幻的10年,每一年都有不少大事,只能選擇一些來看了,先看1963年吧。這一年在《共和國教育50年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中,寫了4 件"大事":

(1)3月5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題詞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由此, 全國各級各類學校普遍開展了學雷鋒的活動。

(2)5 月8日,毛澤東在東北、河北的兩個報告中批示:用講校史、家史、社史、廠史的方法教育群眾。此後,全國各級學校廣泛開展訪貧問苦,請老貧農、老工人、老紅軍作憶苦思甜報告,通過社會調查等方法,向學生進行階級鬥爭教育......

(4) 10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少年兒童校外教育和整頓中小學教師隊伍的指示》要求......結合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中小學教師隊伍有步驟地加以整頓。

另一"大事"略。

第(1)有一個明顯錯誤,最早提出學習雷鋒的不是毛等人,而是解放軍(雷鋒是個軍人)。1963年2、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共青團中央和全國總工會,分別發出通知,號召廣泛開展"學習雷鋒"的教育運動。然後,才是毛等人的題詞,題詞的人還應當有劉少奇。《大事記》沒有提到向他學什麼,不過,答案就在《雷鋒日記》裡,幾乎每一頁都有類似的誓言:"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還有,當時人人都能背誦的雷鋒的"四季詩"概括了雷鋒的精神:"對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工作要像夏天一樣火熱,對個人主義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階級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

1963年有幾件與中小學有關的大事,還是很重要的大事,不知《大事記》為什麼不提?

1963年5 月23日,教育部發出通知,要求試行重新制定的《中、小學生守則(草案)》。與此同時,《江蘇教育》發表《育苗人》一文,介紹南京師範學院附屬小學教師斯霞精心培育學生的事跡。後來此文被改寫為《斯霞和孩子》,發表於5月30日的《人民日報》上。這兩篇文章都強調,教師要以"童心"愛"童心",兒童"不但需要老師的愛,還需要母愛"。如果說,學習雷鋒是為祖國的花朵們樹立一個愛祖國、愛人民、愛共產黨的榜樣,那麼《守則》是具體提出了"三熱愛"的要求,緊接著就樹立一個教師的光輝形象。這些做法,都是有意告訴全國人民尤其是教師們,為了《守則》的貫徹實行,為了把青少年培養成雷鋒一樣的革命接班人,必須以斯霞為榜樣,"像一個辛勤的園丁","給我們的幼苗帶來溫暖的陽光,甘甜的雨露"。老師們看後,歡欣鼓舞,無不以為教育的春天來了。

誰知,不到半年,10月,《人民教育》又發表了三篇文章,《我們必須和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劃清界限》,《從用"童心"愛"童心"說起》,《誰說教育戰線無戰事?》。以討論"母愛教育"為題,說這就是資產階級教育家早就提倡過的"愛的教育"。說它涉及到教育有沒有階級性,要不要無產階級方向,要不要對孩子進行階級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階級烙印的大問題。隨後,圍繞著這些問題,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場關於"母愛教育"的討論和批判。

將近一年之後,1964年8月,《人民教育》發表關於"愛的教育"討論的評述,說"這場討論揭露了教育戰線存在嚴重的階級鬥爭,是教育工作上兩種思想、兩條道路鬥爭的反映,是教育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是和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的教育思想,特別是和資產階級教育思想作決裂的鬥爭的序幕,還要有更大的主力戰在後頭。"看來,這"更大的主力戰"就是文化大革命了,文革的矛頭最初是直接指向教育戰線,指向教師,指向"愛"的。

《愛的教育》是十九世紀末義大利作家亞米契斯以兒童口吻寫的小說,全世界公認此書最富愛心及教育意義,爭相翻譯出版。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我國教育家和文學家夏丏尊含著慚愧、感激的淚水讀完此書的日文譯本後,決定把它翻譯出來,介紹給中國的父母和教育工作者。他在序言中把教育比喻為池塘,說:"有人說四方形好,有人又說圓形好,朝三暮四地改個不休,而於池的所以為池的要素的水,反無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麼?就是情,就是愛。教育沒有了情愛,就成了無水的池塘......"中國的教育歷來缺乏愛的教育,多的是酷的教育,那便是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寫的"被吃"和"吃人"。 "救救孩子"便是要把孩子從被吃的狀態下救出來,給他們以情愛。魯迅曾說過"教育是植根於愛的。"

在"更大的主力戰在後頭"的引導之下,在"母愛教育""愛的教育"被批判之後,教育這個池塘的方圓是不容討論的了;池塘裡是否有水,應當是什麼水,更是不容置疑的了,因為,池塘裡已然灌滿了水--"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感情"和"愛"從教育戰線退出,直至最後發展到以談"感情"為恥辱,"愛"這種感情,無論是"母愛"的"愛",還是"戀愛"的"愛",都是絕對的禁區,彷彿感情尤其是愛都是資產階級的特有屬性,"愛" 更是與"色情"緊緊相連。隨著教師 / 臭老九被打翻在地,教育--無論是狹義的還是廣義的教育,也就形存實亡,祖國的花朵 / 革命接班人只能在沒有愛的環境中孕育、成長了。

1964年,《大事記》共提了4件"大事",其中也沒有提到對"母愛教育"、"愛的教育"的批判:

(1)2 月13日,毛澤東在主持召開的教育工作座談會上說:"教育的方針路 線是正確的,但是辦法不對。學制、課程、教學方法都要改。"之後......

(2)5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臨時黨組《關於克服中小學學生負擔過重現象和提高教學質量的報告》,中央批示:解決這些問題,不但是提高教學質量所必須的,而且關係到辦什麼樣的學校,培養什麼樣的人的重大問題......

另兩件"大事"略。

由於2月13日是甲辰年春節,毛澤東這天主持召開的座談會,後稱"春日座談會"。毛的原話是這樣的:"‘教育的方針路線是正確的,但是辦法不對。'‘學制可以縮短。'‘課程太重是很摧殘人的。'‘現在的考試辦法是用對付敵人的辦法,實行突然襲擊。題目出的很古怪,使學生難以捉摸,還是考八股文章的辦法,這種辦法是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要完全改變。'"這以後,學生隨便出個古怪題目來考老師的事屢見不鮮。說"要完全改變",可是,怎麼改?在這種情況下哪個教師敢改?只有這部分人敢改:那便是在執行有關"清理"和"整頓"教師隊伍的指示中,"摻沙子"來到學校中的人,如,下放的機關幹部、工農兵、革命幹部的配偶,以及學校的部分黨政幹部,還有眾多的學生們。於是,五花八門的教育革命成果出來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課程,變成了農業會計、珠算、製圖、工業基礎、農業基礎等等。上講臺的主要是這部分"沙子",主要的方法是到工廠農村去實踐,有條件的也自己辦工廠、農場。這時我所在的學校,有個老師在講農業基礎時,居然說花生是結在樹上的果實......當時,這些最高指示一公布,學校師生都是敲鑼打鼓地熱烈歡呼,並立即付諸行動的。毛澤東的指示所起的作用,早已經成為不可改變的歷史事實,不知《大事記》的編者為什麼要修改?而且改得棱角都沒有了?

1964年至少還有4件與中小學有關的大事,在《大事記》中消失了:

第一件,1月、5月、7月,《毛主席詩詞》、《毛主席語錄》、《毛澤東著作選讀》(甲、乙兩種版本)相繼出版發行了。全國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高潮,中小學也不例外。

第二件,《人民教育》6月號發表《社會主義教育學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和《資產階級教育觀點必須批判》等文,對蘇聯凱洛夫《教育學》進行了不點名的批判。此後,教育界對這本書展開了批判,開始揪本地本單位的"小凱洛夫"。記得我們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時,學的就是凱洛夫的教育理論。1958年8月在大躍進的高潮中,北京師範大學帶頭對心理學展開批判,從此心理學成為"一面白旗"、"偽科學",被從師範院校的必修課中取消。現在又對凱洛夫的教育學進行批判,對學生進行教育的理論根據已經完全被砸爛,教育規律已經完全被抹煞。怪不得人們都說:識幾個方塊字,就可以當語文老師;不會把1+2 =3講成1+2=4,就可以當數學老師。

第三件大事是, 11月9日,高教部轉發《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紀要》。這個《紀要》是毛澤東當年7月5 日同他的侄子毛遠新的談話,是毛遠新事後追記出來的。在談話中,毛談到教育問題時,說:"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當時所有學校都敲鑼打鼓地歡呼,並立即付諸實踐。記得還生怕人們不知道,由一位什麼人編寫了一個名字大概是《主課》的話劇,要求各地各校包括中小學宣傳演出。

第四件,6月23日,教育部、文化部聯合發出通知:採用《毛澤東著作選讀》乙種本作為高中政治課代用教材。這當然是配合掀起學習毛著高潮的需要,而且也是課程改革的需要。上文談到的課程改革,大多是理科的。而文科課程,如政治、語文、歷史等的改革,除了請工農兵憶苦思甜,做社會調查,寫調查報告,後來寫大批判文章,就沒人敢出來編寫教材。現在,這個通知正好給革命群眾以啟示,"語錄進課堂"的事出現了,後來發展到"試卷引語錄","人人用,堂堂用"等等,用這些方法來完成對文科課程的改革。上面也沒有辜負革命群眾的苦心,在1966年3月5日,教育部、教育工會聯合發出通知:在教育戰線上掀起一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1966年6 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1966--1967學年度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說......目前,歷史課暫停開設......不論高小或初小都要學習毛主席著作,初小各年級學毛主席語錄,高小可學"老三篇"(《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中學歷史暫停開設,政治和語文合併,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選讀文革中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1966年7 月25日,教育部又發出《關於印刷與發行小學講授毛主席語錄本的通知》。這些無形之中是對革命群眾"(矯枉)過正"做法的肯定。

於是,"目濡耳染,不學以能"(韓愈語)。在老師逐漸淪為"知識越多越反動""書讀得越多越愚蠢"的臭老九的同時,學生也逐漸蛻變為"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紅色干將。1966年8月18日,這些祖國的花朵們,終於在天安門廣場上,"像照鏡子一樣,從一位巨人那裡發現了自己",明白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麼文質彬彬,那麼溫良恭儉讓......"而必須"要武嘛"的革命道理,知道了"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革命邏輯,而且立即付諸行動--立竿見影。別忘了,當時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巨人身旁,還站著一位不巨也不小的人,他早在1960年10 月召開的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就提出了一個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方法":"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當時,這是人人必須講,必須狠用,必須立竿見影的。

正如《大事記》在1957年的第(1)件大事中所提示的,這些學生 / 紅衛兵,是在"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指導下培養出來的,五十多年來中國教育執行的就是它。這教育方針是抽象的,沒有具體內容,祖國的花朵宋彬彬們的成長過程便是其具體內容,春蠶般吐盡了絲的卞仲耘們之致死、致殘便是其見證。至於這個方針是不是毛澤東57 年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第一次提出的,如果不是為了使歷史資料更與客觀事實相符,也就沒有必要去細查了。同樣,臭老九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份子)就是《大事記》在1957年的第(3)件大事中所提出的,要"團結"的人,即使一時沒有這樣的人,也要千方百計"改造"出這樣的人來。後來在 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在北京與政治局委員談話時又說"老九不能走!"。之所以說"不能走",是因為曾要他們走,不僅要他們走 / 滾蛋,還要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也就是說,對這種人的政策有個"走"與"不能走"的變化。至於這兩個講話的主旨,是不是《大事記》中的第(1)、第(3)所提的那個,就請人們自己去重讀這兩個講話好了,不過,要把講話的原稿和後來公布的修改稿對照起來讀,同時多問幾個"這是為什麼?",但願讀者諸君既能找到後來正式公布的修改稿,也能找到原稿。

現在,讓我們跳到粉碎"四人幫"之後。在祖國的花朵宋彬彬及其後繼者們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污泥濁水中混戰了十多年之後,《大事記》提到幾件"大事":

第(1)件,1977年3月5日教育部發出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門和學校"把教育戰線學習雷鋒的運動,既轟轟烈烈,又紮紮實實地開展起來,深入持久地進行下去。"

第(2)件,1978 年8月26日教育部發出通知,決定從9月1日起在全國中小學執行《小學生守則》和《中學生守則》......成為新時期各級各類學校學生行為準則。

第(3)件,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轉教育部黨組的報告,決定撤銷1971年中共中央批轉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和1974年中共中央轉發的《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扶公社中學的情況簡報》兩個文件......

第(4)件,1979年3月23日-4月13日,教育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聯合召開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會議......教育部副部長張承先到會講話,並代表教育部宣布,1958年批判心理學和1963年批判"母愛教育"是錯誤的,予以徹底平反。

第(5)件,1979年4月22日至5月7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全國中小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座談會。

第(6)件,1979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宣傳部等八單位《關於提請全黨重視解決青少年違法犯罪問題的報告》,要求各級黨委都要把加強對青少年的培養教育,包括解決其中極少數人的違法犯罪問題,放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

在1958年的《大事記》中沒有提到對心理學的批判。現在看了這第(4)件大事,我才知道,原來1958年北師大帶頭批判心理學是在教育部的指示下進行的!教育部可真是偉、光、正得可以啊!這不禁使人懷疑,文革中北師大學生譚厚蘭帶頭到山東搗毀孔廟,刨平孔墳,會不會也是教育部的指示?

此外,這6件"大事"中,又有幾個錯誤。 據我所知,事實是這樣的:

1977年3月5日,最先是各報重新發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併發表華國鋒、葉劍英的題詞,然後才輪到教育部發通知。教育部又重新頒發《中、小學生守則(草案)》,要求九月一日起試行的時間是1979年8月25日,並不是 1978 年,而且是"重新頒發《......(草案)》......要求......試行"。我不明白,《大事記》為什麼要作這樣的改動?是因為在1963年的"大事"中沒有提到這內容完全相同的一件大事,"重新頒發"沒有著落嗎?可第(4)件中所提的對心理學的批判,也是沒有著落的啊!不管怎樣吧,讓我們把這個重新頒發的守則和1963 年5月23日頒發的守則中的一條,比較一下:

1963 年的《小學生守則》第2條: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共產黨。

1963年的《中學生守則》第2條:熱愛祖國,熱愛勞動人民,熱愛共產黨......

1979年的《小學生守則》第1條: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中國共產黨......

1979年的《中學生守則》第1條:熱愛祖國,熱愛人民,擁護中國共產黨......

這內容相同的一條,有幾個明顯的不同:

(1)63年是第2條,79年都上升為第1 條了,可見"熱愛"之重要。

(2)63 年對小學生要求"熱愛人民",對中學生則要求"熱愛勞動人民",不知原因為何?是因為,年幼時,只要籠統 / 抽象地"熱愛";年紀大了,就要提高"階級鬥爭覺悟",不能愛非勞動人民 / 壞人嗎?如果是這樣,為什麼79年又都改為"熱愛人民"呢?

(3) 63年都要求"熱愛共產黨";79 年要求"熱愛 / 擁護中國共產黨",比起63年,熱愛的對象較具體了。但仍然存在一個問題,這"中國共產黨"是抽象的,還是具體的?按理應當是抽象、具體都包括吧!那又有一個問題,那一個既貪污腐敗又飛橫跋扈的單位第一把手也要熱愛嗎?如果不包括這具體的,豈不就犯了"抽象的肯定,具體的否定"的"右派之罪"了?

(4)63 年對中、小學生都一律要求"熱愛共產黨";79 年,對中學生則要求"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是理性的,並不表明從感情上熱愛,顯然比"熱愛"低了一個層次。這一改動的用意何在?但願《守則》的制訂者能夠對教師和學生說清楚。

為什麼此時要重新頒發並試行中小學生守則?還是讓歷史來回答吧:

*1977年3月5日,各報重新發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關於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併發表 華國鋒、葉劍英的題詞。

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轉發共青團十大籌備委員會《關於紅衛兵問題的請示報告》。"紅衛兵"組織撤銷。

*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轉教育部黨組的報告,決定撤銷1971年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及1975年的《關於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扶公社中學的情況簡報》。

1979年5 月30日,教育部、全國婦聯、共青團中央聯合發出通知,向各地推薦4 月21日《中國青年報》的社論《敬告父母不要貽誤子女前途》。

1979年7月23日,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團中央聯合發出《關於轉發〈錦西縣七名小學生結夥盜槍預謀殺人案件的情況調查〉的通知》,要求傳達討論,並狠狠抓一下青少年的教育問題,"打一個青少年教育的‘殲滅戰'"。

1979 年8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抓好普及小學教育這項大政》。

*1979 年8 月17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公安部、國家勞動總局、共青團中央等八單位《關於提請全黨重視解決青少年違法犯罪問題的報告》。

在年份前打了"*"號的,是上文所引《大事記》中提到的"大事",其他的也許是不足挂齒的小事吧,《大事記》中均沒有提到。不過,那都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不知《大事記》的編寫者為何又把它們"遺忘"了?何況,只有列出7 月23日這件事,《大事記》8有17日的"大事"中說的"極少數人"才有著落,否則人們會以為那是胡說,應當改為"相當一部分人"才對,區區幾個違法犯罪的人,抓起來繩之以法就是了,值得日理萬機的中共中央轉發一個大大的請示報告的嗎?
從這很不全面地列舉的歷史事實,至少可以說明兩點:

(一)在心理學、教育學被批判之後,中國的教育事業沒有規律可循了,唯一剩下的,只有那條神聖而又抽象的、誰都可以任意給以具體內容的教育方針;在"母愛教育" "愛的教育"被批判之後,"愛"無論在廣義的還是狹義的教育中都不存在了。到1979年,那些在"以階級鬥爭為綱" 的污泥濁水中孕育成長的孩子,那些以"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為信條的青少年 / 革命接班人,已顯出其靈魂 / 心靈中的劣根性了。長此以往,國將不國!於是不得不再次號召轟轟烈烈地學習雷鋒,不得不重新頒發《中小學生守則(草案)》,重新規定了許多必須"熱愛"的東西,唯獨沒有"愛母親"、"愛老師"的內容。與"師"有點兒關係的,是第八條中的四個字"尊敬師長",這似乎比63年對小學生要求的"聽從老師的教導" 進了一步,不過,仍然不是"熱愛"。這本來也沒什麼,真能做到"尊敬",春蠶到死絲方盡的為人師者,也就心滿意足了!問題是,重新頒發的《守則》儘管把 "熱愛"上升為第一條了,而且在幾乎每戶一冊的工具書《現代漢語詞典》中,對"愛"的解釋也重複了同樣的話:"愛,對人或事物有很深的感情。如,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在供中小學生用的《新華字典》裡的解釋,除了與此相同外,還多了一點:在階級社會中愛是有階級性的。然而,在許多問題仍然黑白不分、是非混淆的情況下,能貫徹落實嗎?如,到底什麼是"祖國"?什麼是"人民"?什麼是那必須熱愛的"共產黨"?"母愛教育""愛的教育"對不對?"以童心愛童心"對不對?"愛"是什麼?母愛又是什麼?愛和母愛到底有沒有階級性?"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對不對?......母愛,是一種無私的愛,純真的愛,具體的愛。沒有享受過母愛的人,不知道什麼是愛;不愛自己母親的人,不知道什麼是愛--中國的"國罵",不是罵母親,便是罵父親的母親,文革期間,竟成了紅衛兵的的流行語,似乎是越粗俗越下流就越革命!中國的"母愛"在哪裡?"愛"既看不見,也摸不著,抽象而又抽象。離開了具體的愛,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豈不全是"抽象的肯定、具體的否定"?在這些抽象的要求下教育出來的學生是"熱愛祖國"的,只是不愛眼前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桌一椅、一物一人(包括老師和母親)。因為,這是屬於"非階級鬥爭"的小事物,而且除了"人",都是"公共財物(你的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佔有慾並不等於"愛",愛是一種無私的奉獻)";這些學生是"熱愛人民"的,只是不愛眼前的這一個,因為,"人民"這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都不是絕對的,是隨著時間、地點、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 "為人民服務,第一,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有具體階級內容的,充滿戰鬥性的口號。不能籠統地看人民......第二,為人民服務,必須對人民的各種敵人進行堅決的鬥爭......"

如果斯霞老師在那紅色恐怖的日子沒有被迫害致死,"文革"後肯定也已經平反 / 改正了,不過,再平反,也已經不能成為"榜樣"了。為什麼不再樹立一個榜樣呢?是因為再也找不到這樣的榜樣了?雷鋒這個榜樣是不倒的,可是,能獨立思考的學生也許會說:"雷鋒的‘四季詩'裡同時說,‘對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階級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據說,雷鋒曾經給一個偶然相遇的老大娘買火車票,可是,這一個老大娘不可能是地主婆、大壞蛋嗎?如果是我呀,我只能對她‘冷酷無情',要不然,就要說我沒有階級鬥爭觀念了。" 對這樣的問題,應當怎樣回答?不過,也許學生只會按給他們灌輸的固定程式來思考,不會提出這類問題。因為,關於"思考",在63年的《守則》中,只對中學生(不對小學生)提出"專心聽講,獨立思考"(第三條),在79年的《守則》中,這一條改為"專心聽講,勤于思考"了。到底要不要獨立思考?這又是一個問題......

(二)客觀規律開始報復了!到了這時候,敢於違背客觀規律者,才意識到"客觀規律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這句話的份量,於是,不得不宣布,對心理學及"母愛教育"的批判"是錯誤的,予以徹底平反"。可是再平反,能改變心理學、教育學及"母愛教育"、愛的教育等等被打翻在地所造成的惡果嗎?數以億計天真無邪的白紙般的靈魂 / 心靈已經被污染了,現在不得不下文件號召狠狠抓一下青少年的教育問題,"打一個青少年教育的‘殲滅戰'"了。可是,這"殲滅戰"怎麼個打法?

是把已經被塗抹得亂七八糟的靈魂 / 心靈,都挖出來,洗淨,再重新塞進腦殼中,放進心臟裡?或者是,抓幾個,殺幾個,又來個殺一儆百?可事實早已證明這種方法收效甚微,而且,這符合教育規律嗎?何況,該殺的究竟是誰?是已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極少數"罪犯"?還是宋彬彬 / 宋要武這類仍然風風光光的、甚至還上了光榮榜的"准罪犯"?還是培養教育了他們的"教唆犯"?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打殲滅戰"只是空話一句,"罪犯"還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著呢!

或者是,自覺自願地,真心實意地,來個良心的懺悔。用靈魂的痛苦,反思我國50年來的教育,清算我們的罪惡。這當然是必需的,然而,問題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沒有懺悔,尤其是在人人都自以為是受害者的今天,每個人都認為該懺悔的不是自己。咱們的國罵,把"母親"或 "父親的母親"罵了幾千年了,有幾個人說過一句"對不起"?

反思和懺悔要有個前提,那便是公開全部歷史資料,讓所有人都知道並且牢牢記住那段血淋淋的歷史。這裡,讓我套用巴金老人在《無題集》中的一段話:要大家牢記那段歷史,並不是不讓人忘記過去的恩仇。這只是提醒我們要記得自己的責任,對那個給幾代人帶來災難的"教育事業"應該負的責任。無論是受害者,或者是害人者,無論是上一輩,或者是下一輩,不管有沒有為這50年的"教育事業"舉過手、點過頭,無論是高高在上的官員,還是教育行政部門、學校、教師、父母或者是兄姐,無論是龍、是鳳、或者是牛馬,請大家都捫心自問:50年來,我為孩子的成長做過什麼符合教育規律的事?或者是,我為孩子的成長做了什麼違背教育規律的事?或者是,50 年來,我為"救救孩子"做了什麼?或者是,我為阻止"救救孩子"做了什麼?或者是......不這樣,我們怎麼償還對子孫後代欠下的那一筆債,那一筆非還不可的債啊!

巴金在這裡講的就是反思和懺悔。懺悔固然不能抵消過錯,卻可以使立場發生轉變。懺悔是道德的自覺,靈魂的自律,良心的自省,心靈的升華,既超度了自己,也警策了他人。如果連正視過錯的勇氣都沒有,那麼,對個人來說,是所欠下的那筆債將永遠跟隨著你;對一個群體來說,是不會有美好的明天,是歷史悲劇的重演!一個不懂得反思和懺悔的民族,是絕對沒有前途的。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是古人早就明白的教書育人的規律,我們的教育主管部門竟然不明白!這"百年" 不是一個確數,說的是培養人的週期之長,任務之艱鉅。如果人們意識到了這一點,在教育中(這裡說的"教育"是廣義的,包括從胎兒到老人的所有教育)儘可能地加入新時代所需要的內容(面向未來),儘可能地採用符合生命孕育成長規律的方法,所需的時間就可能少於百年,否則就可能多於百年。誰都知道,連要扳直被扭曲的樹木都不可能,何況是萬物之靈的人啊!錯誤的教育對人的傷害,不是打一個"殲滅戰"能夠治癒的。要救救孩子,首先要救救母親,救救教師,救救所有的成年人,救救他們的靈魂 / 心靈!因為,他們都是從孩子走過來的,都不可替代地負有教育孩子的責任,都義不容辭地肩負著救救孩子的義務。孩子們的一切都是對成人的模仿與複寫!

魯迅發出"救救孩子!"的吶喊馬上就九十年了。前三十年,尚有陶行知、夏丏尊等熱心於救救孩子的人為之奔走呼號;二十世紀下半葉以後,似乎是救救孩子的事業已經完成了,沒有人再為之奔走呼號了,可是,事實是"救救孩子!"的事嚴重倒退了。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雖然《大事記》刻意刪去了、或修改了許多這類事實,然而,宋彬彬 / 宋要武們還站在那裡呢,甚至還上了光榮榜;"極少數違法犯罪者"還站在那裡呢,儘管還可以再來幾次殺一儆百;許許多多致死、致殘的卞仲耘們(到底確數是多少?不會是數以千計,恐怕是數以萬計吧!)的精神還沒有滅絕呢,儘管有人千方百計製造遺忘!

聽說,在距離中國十萬八千里的地方,有一位名叫本杰明•哈里斯(Benjamin Harris)的美國律師,在不通中國語言的情況下,正在自己的博客裡貼出一組文章,搜尋40年前卞仲耘被毆打致死的來龍去脈,併發出"我們決不會忘記!"的吶喊。

而咱們中國人,雖然對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的行徑,提出了抗議;卻對卞仲耘們之被迫害致死、致殘,無動於衷,對咱們自己的歷史被篡改的行徑,不聞不問,保持沉默!遺忘、否認和抵賴,並不只屬於日本!這是為什麼?其後果又會是什麼?

"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救救孩子......"
2007年12月於病中 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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