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中國共產黨能跳出七十年興亡週期圈嗎?

(作者石山,我國著名生態經濟學者,曾任中國生態經濟學會副理事長,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原顧問)

2007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86歲生日,從新中國成立時算起,也已58年,無論從哪方面講,都是一個老黨和執政時間較長的黨。我作為一名老黨員,撫今追昔,一方面為今日黨的事業興旺發達、國家繁榮昌盛、中國經濟和中國模式得到國內外的重視和認可而歡欣鼓舞;另一方面又對黨內現在存在的諸多問題,確有一些憂思。本著居安思危精神與君子和而不同的中國優良傳統,特真實地把自己的憂思寫出來,既供參考,又備他日查閱。

第一,當前黨內政治生活的真實情況,和而不同是主流還是同而不和是主流?

和與同的關係,是我國歷史上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凡是做到和而不同的,大家心情舒暢,暢所欲言,人際關係比較和諧,經濟發展、社會安定、人民安居樂業。反之,一人或一個小集團說了算,不允許有不同意見,人人自危,人際關係緊張,社會生活死氣沉沉,實際上是山雨欲來的寂靜,是一個悶局,接踵而來的往往是大動亂、大變革。這方面的經驗實在太多了。孔子有感於當時的形勢,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標出君子小人之別,用心可謂良苦。毛澤東在上世紀50年代曾希望我國出現一個新政治局面,特點是:"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他認為這種局面有"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於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毛選五卷456-457)應該說毛主席這種見解與歷史上和而不同的論點,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是非常好的設想。可惜在毛主席的晚年,他領導了反右派、反右傾等運動特別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卻又背離上述想法,弄得人人噤若寒蟬,全社會萬馬齊喑,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政治上冤獄遍中國,他老人家原先的希望完全破滅,教訓實在太沈重。

粉碎"四人幫"後,我黨領導中國,進行了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使黨和國家的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很大進步,人們的心情變化大,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化更大,這是誰都感覺到的、認可的、擁護的。北京的出租車司機可以與乘客隨意談論朝野大事而毫無顧忌,"謗議於市朝"這一喜人局面竟在今日中國出現了,雖然黨對它還沒有獎勵辦法。網上議論更是內容豐富生動活潑。

但是,目前黨內在和與同的問題上,究竟進步到什麼程度,我以為還是一個應該進一步弄清楚的大問題。形勢愈好,我黨作為執政黨,愈需要清醒。我的看法是,我們的實際生活中,是提不同意見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還是唯唯諾諾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是實幹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還是弄虛作假、耍嘴皮子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我以為這才是最真實的考核幹部的尺度。群眾中廣為流傳的"數字出官、官出數字"議論,就是不少幹部群眾給我們的鑑定。現在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是:人們不講真話。許多領導幹部慨嘆:"很難聽到真話和不同意見,迎合型幹部太多"。下面則慨嘆:"講真話吃虧,不說為佳"。有人反映:現在講成績,層層加碼,到中央一級成了無限大,完全失真。講問題和缺點則層層減碼,到中央一級僅存空殼,也完全失真。這兩個金字塔現象所反映的幹部心態不一定十分準確,但也實在太可怕了,其原因更值得我黨認真思考。

兩種慨嘆,一個是想聽聽不到,一個是想講不敢講。本來人們是願意講真話的,弄得不敢講了,根本原因是怕招禍。誰能給他禍呢,當然是各級有權力的人。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各級領導人,能不能聽不同意見並擇其善者而從之,有不同見解的人能不能受到尊重並受到公平對待。如果社會上因言得禍的事不斷發生,當然就沒有人講真話了。粉碎"四人幫"前,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有慘痛教訓,粉碎"四人幫"後,我們有改進,但不能說已經解決。

一個聽不到真話的社會,表明這個社會還是同而沒有和。領導聽不到真話就是最大的政治問題,說明脫離群眾,人們不信任他。我黨應該接受教訓,並擺脫一切現實的虛假現象,研究群眾目前不講真話和領導聽不到真話的現象,找到根本原因,認真解決聽真話與講真話的問題。我希望各級領導幹部從自己做起,講真話,講到做到,身教重於言教。群眾是最有能力區別真話與假話的。"知政失者在草野",東漢的思想家王充早就認識到這一點。只有上面講真話辦實事,才能換來群眾講真話辦真事。

第二,不少幹部中的幾股歪風冷了許多群眾的心

當前,幹部隊伍中幾股歪風盛行。

一是豪華擺闊風。許多政府的"衙門"和官員宅第,愈來愈豪華氣派,也愈來愈脫離群眾,引起民怨與民怒。群眾稱"衙門"集中的街道為腐敗一條街,稱官員豪宅為貪官營。按照政府規定的標準和幹部固定收入,他們不可能建設這樣的"衙門"與豪宅,但修成了而且一些貧困地區也這樣做了,資金從何而來呢?上級是不管還是管不住呢?這股風看來愈演愈烈,群眾的心則愈來愈冷,黨政領導的威信愈來愈低。有的群眾說,再也看不到"老八路作風"了。這一聲嘆息包含著無限懷念與無奈,也含著一線希望。

二是迷信風。關於這個問題有不少報導,有的是調查資料,有的是理論上的批評,說得最清楚的是風水師們。一個調查資料說,有近三成的"縣處級"幹部迷信相面。《求是》雜誌論文,則批評少數幹部不信馬列主義信鬼神。風水師們講的就具體多了,"縣處級以上幹部中,相當一部分有風水方面的顧問,有不少人還聘請專職風水師為他規劃","風水師和官員們的交易是悄然進行的"。"相較於商人,官員們更想念一些‘玄' 的東西"。為了掩人耳目,風水師們不穿唐裝,不留鬍子,而是西裝革履,打扮成一個推銷員模樣,出入官府和豪宅。官員不直接出面,有商人代辦並買單,當然他們得到的更多。外電報導:"迷信風水現像在中國抬頭",或說:"鬼神迷信在中國抬頭"。有報導說,有名的大寨大隊,現在有人投資3000萬元蓋一座廟宇搞旅遊。一些幹部的迷信風與社會上的迷信風,究竟誰影響了誰,它們反映的是何種內心世界?

三是豪賭風。中國的豪賭已"享譽"世界,他們成了許多國家、地區賭城的常客,我國周邊國家、地區都建設專門賭場迎接他們。澳門特區的賭場更是內地豪賭者的佳處,有材料指出,澳門賭場內地賭徒佔到93%。官方統計,中國每年流失到國外的賭金達6000億元,官員輸的錢往往都是公款。商人參賭的也大都是官商,真正的民營企業家以創業為主,很少這樣干的。這股賭風使中國人在全世界丟盡了臉,群眾的憤怒是十分自然的也是應該的。對這股惡風黨和政府似乎束手無策。

四是"跑部錢進"風。這已成為潛規則了,下面振振有詞。"不跑部就拿不到項目,不用錢就進不了門。跑部錢進是下面的不得已之舉,是逼出來的,含著眼淚干的。"送錢已成了一門大學問,神龍見首不見尾,不露痕跡,其妙無窮。比較公開的則是"項目車"是小幹部干的,給小單位和個人一個小項目,不用說話就有一輛轎車送上供他使用,油和司機的開支也不用管。在這種潛規則支配下,下面的花樣就更多了,風氣也就愈來愈壞,上面的管理限制辦法,永遠跟不上形勢。

還有一些風,如公款吃喝風、包二奶風、外逃風等等,就不細說了。

上述種種歪風的總的結果是:我們不少黨政機關的辦事能力愈來愈低下,出現了所謂的"體制性遲鈍症",處理事件拖拉,往往把一件民意小事情,釀成民怨甚至民怒,成為群體事件,社會安定大受影響。最近發生的兩件事就充分說明這一點。一是山西黑磚窯事件。人販子在河南鄭州市等地方抓勞力,通過他們的交通線送到山西各地的黑磚窯,強迫勞動,過著非人生活。此事長期存在,兩省的有關部門毫無作為,任其胡行,有的基層單位甚至與他們勾結共同作惡。這裡的黨政機關的無能已到了何等地步,豈僅是"遲鈍症"而已。二是太湖蘭藻事件,這是自然現象,完全可以預測到,南京市就有中科院的一個湖泊研究所,對太湖當然十分瞭解,為什麼他們的信息就不能進入省市決策領域?太湖水質關係廣大群眾生活,當地領導卻毫不瞭解即將發生的嚴重事故。特別嚴重的是三江三湖治理已實行多年,為什麼還發生這樣的事。這兩件事太令人震驚並陷入沉思。國家環保部門已明確指出,我國已進入污染高發期。每一個污染源都與當地群眾的生產和生活息息相關。高發期的特點及其對周圍群眾的影響,應早作研究並制定對策,再不能臨時被動應付了。

第三,能請群眾來監督幹部嗎?

上述種種歪風在我黨我國還不能說處處如此,日日如此,但是若不能及時堅決剎住,不僅會破壞當前的大好形勢,如果久拖不決,那就會徹底冷了群眾的心,他們必然由怨而怒,勢將釀成大禍。群眾的耐心不是無限的,我們黨的威信也不是天生,更不是一勞永逸的。

現在的問題是,單靠領導機關的力量能否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回答是否定的,無數實踐已證明這一點。下面對付上級的監督和檢查規律,已弄得清清楚楚,對付辦法更是天衣無縫,現在這套監督和檢查辦法可以說收效甚微。我們處分幾個幹部可以做到,但改變不了風氣,一陣風過後,一切照舊。群眾早就總結出一條檢查規律: "河水突然清了,表明領導要來檢查,河水又污濁了,表明領導走了。"領導得到的是假象,但誤以為真,十分高興。群眾卻認為下級玩弄領導又成功了。受苦受害的是當地群眾,淮河沿岸現在出現不少癌症村,就是最明顯的證據。他們既看笑話,對官僚主義的無能,心中怨氣和憤怒也隨之而來。這種情況是相當普遍的,許多報導都反映了這個情況,下面傳說的笑話就更多了。

中國的官場是一個大染缸,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傳統,積澱太深厚,是一股強大的傳統力量,嚴重影響著我們黨。對幹部個人來說,這種壞傳統壞作風很舒服自在,是很難抗拒的。我們如果沒有強大的監督力量制度力量,很難解決大染缸這個大問題。

要徹底解決幹部中存在的上述種種歪風,唯一辦法就是請群眾來批評、監督。他們的監督是全天候的,無時無處不在,誰也無法躲藏。幹部幹壞事總要傷害一些群眾,受傷害的人當然願意揭發,只要領導支持加以保護和獎勵,舉報和揭發就可以形成風氣和制度,一切歪風就無處隱匿,久之就自然剎住了。如果監督還包括各級領導的決策和工作上的失誤,以及一切形式主義的做法,其作用就更大。我以為必須包括這些內容。

請不請群眾來監督幹部、監督黨和政府的決策和工作,是考驗我黨領導層是否決心依靠群眾改變作風和改進工作、發展大好形勢的試金石。

請群眾來監督幹部和我們的工作,要有一套辦法和具體制度,要明確規定群眾享有的權力,有一定的運行方式,還應有對幹部打擊報復的處分辦法,所有這些都得認真執行。實行起來當然有困難,但不實行這一套,我們遇到的不僅是困難而是災難。

群眾路線,是我們的傳家寶,請群眾來監督幹部和各方面的工作,必將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這個力量是巨大的,一定會成功,效果一定會很好。

第四、怎樣跳出歷史週期律

毛澤東和黃炎培關於這個問題的著名對話,是大家熟知的。黃提出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王朝都未能逃脫"其興也?焉,其亡也忽焉"這一歷史週期律的支配,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週期律。毛澤東回答說已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深表贊同,這是1945年7月發生的事情。據說,1949年我軍接管北平時,傅作義也提出類似的問題。他說,國民黨執政20年就腐化了,結果被人民打倒,共產黨執政後,30年、40年後會不會也腐化?(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冊P157)可見,這個歷史週期律問題是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任何執政黨都要遇到和解決的問題。

我以為可以從國內經驗和國際經驗來探索和思考,尋找跳出這個週期圈的辦法,特別是怎樣實行毛澤東提出的辦法。

從國內經驗講,人們關心歷史上三個黃金時代及其以後的變化。第一個黃金時代,史稱文景之治包括漢武帝的開拓疆域。從文帝開始到武帝末年共94年,之後逐漸衰敗,最後是王莽專權和稱帝。第二個黃金時代,史稱貞觀之治直到開元之治共114年,如果算到安史之亂則129年。之後唐朝進入衰敗期直到滅亡。第三個黃金時代是清初的康、雍、乾三朝共133年。之後就是內憂外患頻繁,雖然消滅了太平天國運動,也未中興起來,末期的"戊戌變法"更遭到鎮壓實行不了,最後被辛亥革命推翻。為什麼黃金時代之後就是衰敗或大亂(如唐朝)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大問題。我國現在的形勢可說也處於黃金時代,但我國的經濟高速增長還能維持多久,未來前景怎樣,也已是今日人們思考和議論的話題,各種觀點都有。從整個中國歷史看,黃金時代少而且較為短暫,動亂時代則較多而長,這個問題也值得深思。

從國際經驗看,有人提出70年現象問題。指出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曾被世人譽為北大西洋的民主模式,執政71年後失去政權。蘇聯共產黨執政72年後解散,蘇聯也隨之解體。似乎70年是一個坎。另外,中國國民黨在連續執政70年後也失去政權。上述三黨失去政權各有自己的具體原因,但脫離群眾、不顧群眾疾苦,不能妥善處理各種社會問題,內部腐化墮落等等,似乎又是共同的。還是唐朝杜牧在《阿房宮賦》一文中提出的論點:"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人也。"就是說統治階級自己打倒了自己。所謂七十年坎是現象,是長期執政的黨放棄自我管束和改造,許多社會問題、環境問題不能解決,群眾的實際困難不能解決,統治集團和廣大官員生活優裕和腐敗盛行。群眾無法忍受只能另找他人來幫助自己保護自己,也就是我們常講的官逼民反。責任在官而不在民。不是民棄官,首先是官棄民。

想通了,解決辦法其實十分簡單,因為真理總是簡單明瞭的。執政黨要做到,一方面實行黨內民主,定期改選領導集體,讓有作為而清廉的人來領導,解決黨內老化、腐化問題。另一方面真正實行政治民主,請人民來監督執政黨和政府的幹部。兩者結合,上述種種問題就能徹底解決。也就是毛澤東對黃炎培所說的實行民主的辦法。現在要弄清的問題是:毛澤東為什麼說的好,但執政後不但沒有實行民主,而且反其道而行之。我們黨執政快60年了,直到今日,這黨內黨外民主,也還實行的不好,沒有完全執行。難點究竟在哪裡?唐太宗與魏徵的故事最能說明問題。接受批評能防止錯誤發生,但唐太宗有時也很難受,甚至想殺這個田舍翁。只願自己說了算的統治者,當然不願意有人監督他。這就是英明的君主與昏聵君主的區別所在,結局也不大相同。現在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我們自稱是人民公僕,為人民服務,對群眾監督總應該有新的認識、新的態度。要為人民服務,又不願聽人民的意見和接受人民的監督,豈不是自相矛盾。結論應是:長期執政的政黨要想繼續執政打破70年這道坎,必須解決自身腐化和脫離群眾問題,除自身不斷改革外,唯一有效辦法就是嚴格的強有力的群眾監督,這個婆婆非要不可。官員們的不舒服、不自在是很自然的,換來的是群眾擁護和社會穩定、和諧,國運昌盛,全國人民大自在、大滿意、大舒服。值得,完全值得。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本文留言

作者石山相關文章


近期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