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柬頭子喬森潘被捕，三十年前的種族滅絕案，清算終於有期。好好一個國家，推翻"殖民統治"之後，由民族主義政權上臺，只為了一種偏激的信仰，屠殺了本國一百萬人口。赤柬第一號人物波布死前毫無悔意，告訴記者，如果有第二次選擇，他還會這樣做。二十世紀是偏激的時代。
世紀初歐洲的抽象畫派和達達主義作品，已經在暗示一個不安時代的降臨。十月革命和納粹德國，是在歐洲交替迸發的兩大偏激病毒，兩者都以慷慨激昂的理想訴諸情緒的極端，一個要建立人人絕對平等的烏托邦，一個要建立日耳曼的頂帝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兩大偏激病毒的火拼，其一慘勝，留存下來，另一種被征服，裝進棺材，加幾口釘子，但今日新法西斯的幽靈還在歐洲若隱若現。赤柬是倖存的那種偏激病毒的遺傳，散播到東南亞，瘟情越演越瘋狂──幾個在法國留學的高棉知識份子，為了一種激越的"理想"，不惜把他們的民族做最殘酷的實驗，去過金邊的赤柬罪惡展覽館的遊人，都難以忘懷噩夢般的骷髏展覽。
赤柬幾個頭子，無法殺戮一半人口，他們的指示須要無數劊子手執行。在參觀赤柬罪惡展覽館的時候，最令人狐疑的，是人性的一個盲點──把嬰兒向牆壁上摔得頭迸漿烈、剖開婦女的腹腔，往自己的同胞的後腦鑽螺絲，這些劊子手與死難者毫不相識，如何下得了手？
答案也許在南非一位黑人民權領袖比庫（Biko）的名言。比庫說：暴政之所以建立，往往不因為暴君，問題出在被壓迫的人身上。時機成熟時，奴臣演變為打手，時機再成熟的時候，打手蛻化為劊子手，他們先受到偏激思想的自我洗腦，繼而在一種虛無的信仰之下自我催眠，首先說服自己：自己在"替天行道"，今天的屠戮，是必要的手段，為了清洗一個罪惡的世界，建立一個潔淨的天堂。在極端滋生的社會，必先相信他們的國家需要一位"強人"來領導。"強人"崛起，"魅力"顛倒，全國像了魔一樣，盲目追求這位偉大領袖的神諭。
希特拉以德國的最高領袖（Fhrer）自居，從此這個字只限他一人稱號。希特拉專權的時候，舉國上下的文武官員，都認為自己在為一項神聖的事業而無私奉獻。當權力的各階層完成此一自我催眠，魔咒由上而下，層層延伸，誰有不從的，即自動成為異類，為了免成屠戮的對象，最基本的生存法則，是令自己也成為劊子手，尋找周圍最方便的屠戮對象，滅族的罪行，有如核彈的核裂變反應的原理，當理想化為仇恨，仇恨迅速裂變，血腥無限蔓延，指顧之間，屠殺就是慈善，戰爭即是和平，血腥就是博愛，撒旦就是上帝。赤柬得勢，高棉人民絲毫不反抗，任由殺戮，因為其文化影響。在高棉古老的傳說之中，相信末日降臨之際，將有一群從天而降的天兵，穿黑衣君臨世間，此一傳說，與澳洲土著的信仰相似──澳洲土著相信世界末日之際，天神重臨人間，他們的臉孔是白色的，因此白人登陸澳洲，土著畏若神明，不像北美洲的印第安紅人一樣奮力反抗。
赤柬穿黑衣，頸系紅巾，訴諸高棉人民的神話心理心層，令他們接受"命運"安排。國際政治也很現實，當赤柬中出現了一個叛徒的洪森，像吳三桂一樣迎接越南侵略軍，幫助越南推翻赤柬政權，只因為越南的幕後勢力是蘇聯，中、英、美和歐洲，都紛紛支持流亡赤柬，拒不承認洪森的新政府，成為國際分擔恥辱的一頁。
赤柬在一九七五年"執政"，一九七八年覆沒，其時香港正逢麥理浩的經濟起飛；廉政公署確立了權威，九年免費育推行，居者有其屋的計畫開動，香港的下一代在海外留學，紛紛回流，在工業和文化創意產業都協力開創了一個盛世。香港電影出現了新浪潮，香港電視劇集在東南亞開拓了跨國的市場，就在那個今天有許多人咬牙切齒詛咒的"殖民統治"時代，香港的宗主國，在倫敦有一個古老的民主議會監督，每年都有國會的議員代表團來香港視察。
打開電視機，香港人看見柬埔寨如何在"文革"病毒的變種之下淪為煉獄，在兩個鐘頭的飛行航程之內，柬埔寨的華僑成千上萬死在屠刀之下，我們愛莫能助，反而能參加"見聞會社"的旅行團，今天遊星馬，明天覽日本，過豐衣足食，創作才華迸發的黃金日子。赤柬餘孽的就捕，提醒香港的新一代：偏激的病毒，原來曾經距離香港僅箭步之遙。不要以為太平盛世是生活的常態，董建華先生就曾經呼籲港人要居安思危，保持憂患感。愛惜我們長久享有的自由和法治，必須抵制偏激的思想，偏激來自當初自我洗腦而催生的仇恨，而仇恨永遠不能締造和諧。聖誕節快到了，普天同慶，正是以基督的仁愛抵制偏激的仇恨，當年高棉舉國的浩劫，也許因為他們相信民族神話黑衣天神的君臨歸降，而聽不見從雪地遠處傳來的鹿車鈴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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