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辭評委和批胡適後，得到一系列反饋，無論表揚還是批評，我都表示感謝。很遺憾我無暇逐一詳盡答謝，特此抽空綜合答覆，以便別的讀者也能瞭解我的相關想法，尤其是我對評委的理解。
有來件表示我「辭去評委的理由實在不通。別人提名劉曉波或什麼人或自薦，那是人家的自由，你不理就是了」。「你偏要費神去批胡適，沒有實際意義，你批胡適的這篇文章改成駁劉曉波，對大眾讀者更有警示意義」。
我不可能不理別人的提名，因為我覺得身為評委就必須認真對待每一個提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推薦某人或者自薦，然後對每一個提名寫出自己的鑑定。既然內外因讓我無法將此落實到行動上，我滿足不了自己對評委的要求，那我當然只好自動請辭，這與「太情緒化了」的猜測不相符。不過我的思路確實簡單，這也是我讀不懂拐彎抹角的作品之故。
在胡適和劉曉波之間，我選擇批駁前者，首先是因為後者的獲獎感言「勇氣並不必然代表良知」，從標題到內容都讓我莫名其妙，在我看來勇氣是良知的表現，沒有良知就沒有勇氣，難道劉曉波把李敖當眾脫衣的無恥也視為有勇氣？後來讀了他的同代人三妹的「翻譯」我才明白劉的意思。其次，我既然自封魯迅天敵，就不會像魯迅一樣不敢與「主人」作對，只敢痛打「主人的走狗和替補走狗」。就是說，如果我被狗咬，不會去打狗，而是找其主人，否則，我也不會把矛頭對準魯迅和胡適。就是說我否認「魯迅、胡適與今天沒有太大關係」。
我與黨文化及其黨文化人勢不兩立就在於我對人對己，對死人和活人都持相同的衡量標準—「真善美」，而黨文化的一大特點是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所以，黨文化人可以在黨的領導或容許下先捧魯批胡，再捧胡批魯甚至兩個都捧，雖然胡魯互相矛盾，但他們確實是掛在一根籐上的左右兩個葫蘆。所以，右邊的胡適也像「左翼巨頭」魯迅一樣經不起我的衡量。其實胡適現在在大陸成為與魯迅一樣的顯學，就是胡適與黨文化相容的最好證據，更何況事實證明胡適確實不具備抵擋中共的品質和氣魄，畢竟他推崇的杜威和羅素在西方都是有名的左派。換言之，與魯迅比，胡適算右，但胡適只是個亮右燈行左道的假右派。
我的文友多是反共知識份子，照理他們都應該像我一樣不推崇胡適，可惜事實並非如此。他們或許認識到魯迅、李大釗等左派的危害，但卻沒有識破胡適等假右派的把戲，其中之一在批判李大釗時說胡適「在一九一九年就清楚地指出，馬克思的階級鬥爭之說會使歷史演出許多本不須有的悲劇。」可惜她不知道胡適並沒有把他的反共思想落實到行動上，相反，他一再支持地下共產黨員的革命行動，包括在魯迅死後幫著出版《魯迅全集》。言行不一是偽君子的標誌，這也是我斷定胡適是偽君子的依據之一。
我只是把自己對胡適的評判一吐為快，供讀者參考。我從不隱瞞我的「膚淺」，如果誰一定要視胡適為「大師」或「大家」，說我「盛氣凌人」或「自負」，那是他的自由，我只想說胡適在我眼裡是個偽君子，指出他的危害，如此而已。我不止一次表達過我無意說服人，不會強求誰接受我的意見。我自動退出評獎，也是避免和別的評委發生爭執，畢竟我的個性難以容忍在我眼前評選出帶「黨八股」和黨文化的作品，但我只有一票，也不可能事後聲明我沒有投獲獎作品的票，不是嗎？
在上述文友眼中「遠遠沒有胡適的歷史洞察力、分析能力和政治直覺」的李大釗倒令我心生同情，因為李大釗只是上了共產主義的當，想來李大釗生在貧苦的農家，容易被共產主義迷惑，與壞蛋和渾蛋相比只能算個笨蛋。
李大釗認賊作父後，赤化了不少熱血青年，還親自領導了因「三一八」慘案載入史冊的革命活動，堪稱讓劉和珍們喪命的第一個地下共產黨員。「三一八」慘案後，愛民如子的段祺瑞下臺，張作霖進入北京，反對中國被赤化的張作霖將李大釗從蘇聯大使館抓獲並施行絞刑。李大釗身為人師不教人學好，卻教人謀財害命顯然有罪，但被處死，未免太重。
李大釗也是包辦婚姻，但當胡適對糟糠妻不忠並試圖拋棄糟糠妻時，李大釗則對大他八歲的糟糠妻不離不棄，臨刑前寫就的《獄中自述》中透露出對妻子的感激之情，因為當他在外求學時，「祖父年逾八旬全賴妻子「在家服侍，而他的「學費所需也皆賴妻子辛苦經營，典當挪借，始得勉強卒業。李大釗曾寫到，「兩性相愛，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應該保持它的自由、神聖、崇高。不可強制它，侮辱它，屈抑它，使它在人間社會，喪失了優美的價值。」他在生活中也做到了，堪稱言行一致。
有先生表示「你罵魯迅、胡適的著力點，是他們的男女關係，我卻以為這並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事實證明，私德與公德是一致的，一個沒有私德的人，也絕對不會有公德，難道一個連妻子都欺騙的男人不會欺瞞公眾？
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發起人袁紅冰在一個專訪中表示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是一場社會歷史運動，是心靈的拯救運動，道德的重建運動，知識份子人格的重塑運動，高貴的文化精神的重建運動。」否則，我不會參與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因為我深信做人要以道德為本。面對各種誘惑，沒有道德觀，怎麼可能不墮落？
我曾向評委的召集人仲維光先生表示，我覺得可以通過評獎活動「標明和展示與黨文化背道而馳的文化趣味，而不是個人口味，並藉此擴大自由文化運動的社會影響，推動世人解體黨文化。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從自己做起，每份公告都必須盡量清除‘黨八股’的痕跡和嫌疑。每個黨文化人都熱衷於名銜，我們作為自由文化人就應該加以摒棄。更何況大陸的名銜實在不值得一提，有頭腦的比如高智晟連文憑都沒有！」
而在大陸擁有數個名銜的大紅人易中天和於丹在我看來像余秋雨一樣都是中共用來篡改中華經典，粉飾太平，誤導民眾的黨文化人，他們與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水火不相容。最好笑的是，易中天居然把被迫害致死都不覺醒的馬列子孫顧准當作思想家與聖賢孔子相比！我想易中天和於丹的推薦者肯定身在大陸，因為有位海外華人讀了我的辭評委書後問我誰是易中天和於丹。
我贊成「五四不等於馬列」，但五四提倡的「新文化」卻是馬列赤化中國的思想基礎。所以，要把「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創作和自由的表達」的宗旨落實的第一步就是要擺脫中共黨文化以及五四反文化。誰能否認胡適像魯迅一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
二零零零七年十月 於萊茵河畔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有來件表示我「辭去評委的理由實在不通。別人提名劉曉波或什麼人或自薦，那是人家的自由，你不理就是了」。「你偏要費神去批胡適，沒有實際意義，你批胡適的這篇文章改成駁劉曉波，對大眾讀者更有警示意義」。
我不可能不理別人的提名，因為我覺得身為評委就必須認真對待每一個提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推薦某人或者自薦，然後對每一個提名寫出自己的鑑定。既然內外因讓我無法將此落實到行動上，我滿足不了自己對評委的要求，那我當然只好自動請辭，這與「太情緒化了」的猜測不相符。不過我的思路確實簡單，這也是我讀不懂拐彎抹角的作品之故。
在胡適和劉曉波之間，我選擇批駁前者，首先是因為後者的獲獎感言「勇氣並不必然代表良知」，從標題到內容都讓我莫名其妙，在我看來勇氣是良知的表現，沒有良知就沒有勇氣，難道劉曉波把李敖當眾脫衣的無恥也視為有勇氣？後來讀了他的同代人三妹的「翻譯」我才明白劉的意思。其次，我既然自封魯迅天敵，就不會像魯迅一樣不敢與「主人」作對，只敢痛打「主人的走狗和替補走狗」。就是說，如果我被狗咬，不會去打狗，而是找其主人，否則，我也不會把矛頭對準魯迅和胡適。就是說我否認「魯迅、胡適與今天沒有太大關係」。
我與黨文化及其黨文化人勢不兩立就在於我對人對己，對死人和活人都持相同的衡量標準—「真善美」，而黨文化的一大特點是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所以，黨文化人可以在黨的領導或容許下先捧魯批胡，再捧胡批魯甚至兩個都捧，雖然胡魯互相矛盾，但他們確實是掛在一根籐上的左右兩個葫蘆。所以，右邊的胡適也像「左翼巨頭」魯迅一樣經不起我的衡量。其實胡適現在在大陸成為與魯迅一樣的顯學，就是胡適與黨文化相容的最好證據，更何況事實證明胡適確實不具備抵擋中共的品質和氣魄，畢竟他推崇的杜威和羅素在西方都是有名的左派。換言之，與魯迅比，胡適算右，但胡適只是個亮右燈行左道的假右派。
我的文友多是反共知識份子，照理他們都應該像我一樣不推崇胡適，可惜事實並非如此。他們或許認識到魯迅、李大釗等左派的危害，但卻沒有識破胡適等假右派的把戲，其中之一在批判李大釗時說胡適「在一九一九年就清楚地指出，馬克思的階級鬥爭之說會使歷史演出許多本不須有的悲劇。」可惜她不知道胡適並沒有把他的反共思想落實到行動上，相反，他一再支持地下共產黨員的革命行動，包括在魯迅死後幫著出版《魯迅全集》。言行不一是偽君子的標誌，這也是我斷定胡適是偽君子的依據之一。
我只是把自己對胡適的評判一吐為快，供讀者參考。我從不隱瞞我的「膚淺」，如果誰一定要視胡適為「大師」或「大家」，說我「盛氣凌人」或「自負」，那是他的自由，我只想說胡適在我眼裡是個偽君子，指出他的危害，如此而已。我不止一次表達過我無意說服人，不會強求誰接受我的意見。我自動退出評獎，也是避免和別的評委發生爭執，畢竟我的個性難以容忍在我眼前評選出帶「黨八股」和黨文化的作品，但我只有一票，也不可能事後聲明我沒有投獲獎作品的票，不是嗎？
在上述文友眼中「遠遠沒有胡適的歷史洞察力、分析能力和政治直覺」的李大釗倒令我心生同情，因為李大釗只是上了共產主義的當，想來李大釗生在貧苦的農家，容易被共產主義迷惑，與壞蛋和渾蛋相比只能算個笨蛋。
李大釗認賊作父後，赤化了不少熱血青年，還親自領導了因「三一八」慘案載入史冊的革命活動，堪稱讓劉和珍們喪命的第一個地下共產黨員。「三一八」慘案後，愛民如子的段祺瑞下臺，張作霖進入北京，反對中國被赤化的張作霖將李大釗從蘇聯大使館抓獲並施行絞刑。李大釗身為人師不教人學好，卻教人謀財害命顯然有罪，但被處死，未免太重。
李大釗也是包辦婚姻，但當胡適對糟糠妻不忠並試圖拋棄糟糠妻時，李大釗則對大他八歲的糟糠妻不離不棄，臨刑前寫就的《獄中自述》中透露出對妻子的感激之情，因為當他在外求學時，「祖父年逾八旬全賴妻子「在家服侍，而他的「學費所需也皆賴妻子辛苦經營，典當挪借，始得勉強卒業。李大釗曾寫到，「兩性相愛，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應該保持它的自由、神聖、崇高。不可強制它，侮辱它，屈抑它，使它在人間社會，喪失了優美的價值。」他在生活中也做到了，堪稱言行一致。
有先生表示「你罵魯迅、胡適的著力點，是他們的男女關係，我卻以為這並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事實證明，私德與公德是一致的，一個沒有私德的人，也絕對不會有公德，難道一個連妻子都欺騙的男人不會欺瞞公眾？
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發起人袁紅冰在一個專訪中表示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是一場社會歷史運動，是心靈的拯救運動，道德的重建運動，知識份子人格的重塑運動，高貴的文化精神的重建運動。」否則，我不會參與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因為我深信做人要以道德為本。面對各種誘惑，沒有道德觀，怎麼可能不墮落？
我曾向評委的召集人仲維光先生表示，我覺得可以通過評獎活動「標明和展示與黨文化背道而馳的文化趣味，而不是個人口味，並藉此擴大自由文化運動的社會影響，推動世人解體黨文化。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從自己做起，每份公告都必須盡量清除‘黨八股’的痕跡和嫌疑。每個黨文化人都熱衷於名銜，我們作為自由文化人就應該加以摒棄。更何況大陸的名銜實在不值得一提，有頭腦的比如高智晟連文憑都沒有！」
而在大陸擁有數個名銜的大紅人易中天和於丹在我看來像余秋雨一樣都是中共用來篡改中華經典，粉飾太平，誤導民眾的黨文化人，他們與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水火不相容。最好笑的是，易中天居然把被迫害致死都不覺醒的馬列子孫顧准當作思想家與聖賢孔子相比！我想易中天和於丹的推薦者肯定身在大陸，因為有位海外華人讀了我的辭評委書後問我誰是易中天和於丹。
我贊成「五四不等於馬列」，但五四提倡的「新文化」卻是馬列赤化中國的思想基礎。所以，要把「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創作和自由的表達」的宗旨落實的第一步就是要擺脫中共黨文化以及五四反文化。誰能否認胡適像魯迅一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
二零零零七年十月 於萊茵河畔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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