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李大立《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
時事評論員和網路作家李大立先生最近出版了他的「處女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彼岸出版社，2007年，香港；以下簡稱《故事》)。他雖然從八十年代就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並深受讀者歡迎，但從來沒有將寫作看成是一種職業；只是2003年在美國因病開刀，突然面臨生死抉擇，才思想大變，決定執筆寫這本回憶錄。《故事》展示的是從香港回到「祖國」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知識份子、職員、小市民五十多年來種種際遇的圖卷。由於作者人生閱歷豐富、讀書面廣、記憶力驚人、觸角敏銳、描寫細膩、文筆流暢，可讀性非常高。尤其我與作者有相似的經歷：六十年代大學畢業、十年大三線山溝生涯、夫妻長期分居兩地、工作調動艱難；讀之如舊友重逢話當年。那個令人恐懼、飢餓、屈辱、絕望的時代，似乎又重現眼前：我們讀書、愛情，甚至性趣固然被無端剝奪，事業、理想也被摧毀殆盡；那種青雲無路、報國無門的無奈，至今讀來仍憤恨難平。
恐懼
中共掌權伊始，便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被殺害人達數百萬之眾，且有人數更多的親人、家屬受到株連。「我小學、中學和大學的同學裡，都有親屬被殺關管的。他們一生從此背上了沈重的包袱，年紀小小又或青春年華，就已經失去了天真活潑的童真和充滿活力的青春，個個都不苟言笑，謹小慎微。長期生活在整個社會無時不在的歷史陰影下，精神高度壓抑，過著政治賤民的生活。」共產黨毛澤東取得政權後，對已經放下武器的敵人實行大規模屠殺，以殘忍地消滅肉體的方法達到鞏固政權的目的，這種暴行是前無古人的。遍地血腥，滿天冤魂，國家、民族從此陷進入了一個殺氣騰騰、陰森恐怖的世界。
1952年的一天，7歲的作者放學回家，看見「穿著藍制服，斜垮著帆布子彈帶，背著步槍的民兵」站在門口，原來是鄉下來人抓外婆回去「鬥地主」。後來舅父和母親通過「華僑事務委員會」多方交涉營救達大半年，外婆才平安回來。外婆在香港住了四十年，鄉下的房屋、田產只是她夫家留下的，和抗戰前在美國經商的外公寄一些錢回來買的，一直委託鄉下親戚打理，外婆並沒有親身參與「剝削」；相反她還經常減租戶的租，分穀子給租戶。不過，在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下，就算真有這樣的事情，也不允許相信，因為這是「階級調和論」。「土地改革」中，中共殺了100多萬地主，廣東省由於陶鑄、趙紫陽執行「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的極左政策，殺人尤多；作者外婆得逃此劫，真是例外的僥倖。
學校也是階級鬥爭的熔爐，作者讀大學的班上有個叫周文德的同學，本是江西省高考狀元；可惜中了階級鬥爭的毒，可以把一兩稀飯、穿衣戴帽等生活細節都上綱為「資產階級思想」。諷刺的是，像他這種以整人為樂的人，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的紅色恐怖中，也因為說了毛江幾句不敬的話，而被逼跳樓自殺。作者那個二十八人小班，就揪出了四個「小爬蟲」即「反動學生」；作者也惶惶不可終日，唯恐陷入「全國特務網」或「反革命小集團」之類，隨時會被扣押、隨時失去自由、隨時被拉去批鬥。僅在清隊中，同濟大學就有四十多人自殺，作者親眼便見到五六個：同濟大學副校長蔣梯雲、高等數學教授孫國楹等。《故事》中的這類故事，對五六十年代的大學生都是耳熟能詳，或是及膚舊疼。
魯迅說「革命是讓人活，而不是讓人死的」，然而共產黨所有的革命包括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卻都是讓許多人去死。作者問道：「讓包括我自己在內更多的人都活得那麼恐怖，那麼痛苦，到底這是一種什麼革命？！」真是一針見血地揭露了毛共政權的反動本質。
飢餓
1959至1961年，中國餓死三千多萬人，是千古奇聞，也是千古暴政。《故事》也描述了三年人禍期間城市的飢餓，學生在學校食堂裡吃「雙蒸飯」、蕃薯苗、「豬□菜」，沒有一點油星。最困難時，學生還吃用甘蔗渣做的「蔗渣飽子」、用稻草做的「人造肉精」、用米糠做的「糠餅」。更有甚者，吃用尿水培養出來的「小球藻」。作者至今仍為當年飢餓難耐偷吃炒河粉而愧疚。作者在香港謀生、年近六十的姑母，每次回廣州都要肩挑背馱的帶一大鋁鍋紅燒肉，在眼下的年青人看來簡直是天方夜譚！
我當時也是中學生，也有強烈的飢餓記憶。當時農村極悲慘，農民是賤民，沒有如城市居民般有最低定量的糧食供應，所以三年中餓死的都是農民。那時我老家農民每人每天只有四兩半(十六兩為一市斤)米，以致年屆六十的祖父要冒病上山找野菜、狗脊、野芭蕉等回家充飢；家母就是因飢餓致水腫，而於1962年不治去世，年僅四十一歲。
就是這個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窮災難、無能又殘暴的中國共產黨，卻自稱是「人民的救星」、是「人民的解放者」、是「偉光正」，還要讓飢腸轆轆的老百姓對他們感激涕零、感恩載德，你說他們可恥不可恥？
屈辱
毛澤東共產黨專與中國人民為敵，他們憎恨、仇視知識和知識份子。作者在大學裡學的是城市建設工程測量，但偏偏分配他去煤礦建設單位。把他分到了廣西省來賓縣北泗區一個叫石村的山區。在「一個陰沉沉日子，經過了大半天汽車的顛簸，我終於來到了平生第一次親歷其境的山溝，而在這個偏僻的荒野裡，還不知道要渡過多少日子？付出多少寶貴的青春？從這一天開始，我就告別了城市，開始了長期山溝荒野的生活，從一個學生變成一個工人，成了人生中的一個轉捩點，那時是1968年11月。」
讀到這裡，一聲長嘆：普中國的臭老九都有一本血淚賬。我與作者竟是相憐同病，作者到石村的時候，也是我從東北發配大西南的日子。當時成昆鐵路還在施工，我一個人背著、提著行李從瀋陽出發，坐了幾天硬座到了西昌，改坐解放牌卡車去渡口(後來改叫攀枝花)。卡車彎彎曲曲地顛簸在崇山峻嶺之間，除擔心塌方和交通事故外，還擔心深山野嶺裡的土匪，一車人都憂心忡忡。因為車程是兩天，所以要在米易住一宿；睡到半夜，來了一夥武裝人員查戶口，好在我們都是外地人，證件也齊全，擾攘一會之後也就平靜了，落得一場驚嚇。
我與作者都屬專業不對口，學非所用。我學的是熱工，卻當了砌磚工人和倉庫保管員。在大山溝裡，缺肉少菜，長期吃茄子：煮茄子、蒸茄子、炒茄子。一週或見一次肉，而且是臘肉。更可恨的是「臭老九」帽子壓得人喘不過氣來，外出參觀學習、轉正加工資、評選先進份子、工作調動，甚至在勞保品發放、宿舍安排、辦公桌椅使用等，都備受岐視。連交個女朋友，也有人去查我的檔案。
當時的大學畢業生，在廣西的「起薪點」為45元錢。我在攀枝花，也不相上下。但在那物質缺乏的地方和年代，一個雞蛋的黑市價是二角，即一天所得不過七、八隻黑市雞蛋，實在可憐。本來畢業工作一年，可以轉為十三級，一級一級升上去，到九級就是工程師或者講師而成為高級知識份子了。可我們這批畢業生，一直拖了六、七年，直到林彪死後的1973年才予「轉正」，獲得第一次加薪。第二次加薪則難於上青天了，因為加薪名額既有限，又要讓黨團員、積極份子、進駐科室的工人們優先。我當時是工廠裡獨當一面的技術人員，但在加薪的順序表上卻排在一個描圖學徒工後面，她唯一的本事就是在1978年就開始寫1980年的學毛著日記了。《故事》對此也有詳細描述，真是斯文掃地，屈辱到了極點。
絕望
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最讓人絕望的是，有才華的人、正直的人，總是被扼殺、被摧殘。像《故事》中作者的父母、伯父母、舅父母。作者父親是普通知識份子，做過廣州火車站、佛山火車站的站長。他只「求安穩，只會安安份份地打份工」，然而這點卑微的願望，在共產集權之下也無法實現。他愛妻子，愛自己的小家庭，所以選擇了安分守己一途；但不曾料到，當日由香港返回大陸的一念之差，令他自己和他心愛的家人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所謂「解放」，失去的不只是財富和地位，更是最寶貴的自由。從1956年開始，隨著共產黨將中國變成黨天下、變成特權階層的私有財產，對全體老百姓進行壓迫剝削和鬥爭摧殘，他也和中國大陸千千萬萬善良無辜的老百姓一樣，開始了他們的厄運。而且隨著「階級鬥爭」愈來愈激烈，社會愈來愈黑暗，他們所遭遇的打擊和災難也愈來愈深重。「父親也飽嘗了被人無端撤職降薪、被人監禁鬥爭、罰跪毆打、強迫勞動；被人視作階級異己分子」，「由此自己的子女也跟著被人蹧蹋，上學讀書參加工作都備受歧視」；1958年，被下放勞動；晚年又因心愛女兒的早逝，備受精神折磨。他的一生中，「光明幸福的新社會」帶給他的痛苦和災難，千萬倍於「罪惡黑暗的舊社會」帶給他的挫折和驚險，作者說：「從父親的身上我完全體會到兩種社會的優劣，也更加痛恨禍國殃民的毛澤東共產黨。」
作者的伯父也是留用的舊職員，1949年至1952年曾任廣州機務段副主任，後改任廣州鐵路第一職工學校副校長和廣東交通學院總務主任，但是1956年肅反運動中卻因「莫須有」受到處分，以致影響到他大女兒的入黨和留學蘇聯。1961年至1963年黨把他送到三水農場勞改，連「莫須有」三個字也不要了。最令這個苦難家庭雪上加霜的事情發生在文化大革命後期，伯父一個兒子在海南島生產建設兵團插隊落戶，不幸溺水而死。趕到海南島辦理兒子後事的伯父，曾哭昏在兒子的墳上，看了令人神傷。然而因為是刑滿釋放的勞改犯卻備受冷遇，不但沒有一分一毫的撫恤金，那些軍隊幹部態度還十分野蠻無禮，多麼冷酷，多麼荒誕！
作者的舅父本在香港一大機構做事，卻誤信了馬列主義而秘密參加中共地下黨。1938年發起組織「香港華員會」並首任會長。他在中共指揮下領導九龍海關「起義」，以接收大員身份接管了廣州海關。但他不獲信任，備受岐視，只因他是地下黨，是知識份子。像他舅父這樣的，僅廣東省就有古大存、方方、馮白駒、吳有恆等為數幾萬人，幾乎全被以「不純分子」、「特務嫌疑」、「地方主義者」等各種罪名加以打擊、清洗甚至肉體消滅。
更加令人絕望的是，共產黨的凶殘、暴戾的本性至今不但沒有改弦更張，反而變本加厲、更加發揚光大。作者說：「當年國難當頭，共產黨趁機打出抗日和民主的旗幟，迷惑了很多像我舅父和他的朋友們這樣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如今，我更深一層地想到，假若當初這些天真的青年們能夠像胡適、傅斯年、儲安平等一樣看透共產黨專制、反民主的本質，不去盲目地充當共產黨的擁躉，中國不但可以避免一場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戰，更可避免其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災難，我的一家和千百萬老百姓的命運就完全不同了。」他引用司馬璐先生的話：「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是有罪的，雖然很多黨員沒有做過什麼壞事，但是參與了一個邪惡犯罪的組織，本身對中華民族就是有罪的」。誠哉斯言！其實豈止共產黨員，就是黃炎培、章伯鈞、章乃器等這些所謂民主人士，也都曾經在共產黨謀殺國民政府、切斷中國民主憲政之路的罪行中充當了幫凶的角色，有愧於中國人民。
在紀念反右運動五十週年之際，必須全面檢討反右運動的歷史成因和每個人的歷史責任，吸取歷史教訓，如果僅因右派份子受過迫害，特別對右派的頭面分子，只一味同情或歌之頌之，那就失去了紀念的意義。關於這一點，我與作者的心是相通的。
結語
李大立這本《故事》的珍貴之處還在於他保存了很多民間記憶、平民生活情景，大如崑崙關大捷，廣西「聯指」在軍隊的支持下對「四二二」派的屠殺，廣西省賓陽縣五千多名五類分子被處死，廣西、湖南的吃人事件，工礦頻發的工業傷亡事故；小至十類地區的工資差額，夫妻分居慘狀和探親制度，工作調動的艱辛，排隊買火車票時的憤怒，山區農民生活的悲慘，各種購物證券的繁多以及各種物價；《故事》還保存了大量的舊照片；《故事》及其附錄為國共黨史、政治運動史、教育史、經濟史、工業史、報業史、中外交流史，甚至物價史和服裝史的研究者都提供了真實個案。書中對他表姐、妹妹的婚姻悲劇，也寫得迴腸蕩氣，予人印象深刻，囿於拙筆，就不一一評述。
寫作上作者用了夾述夾議的辦法，直抒胸臆，月旦人物，讀來如飲醇酒、如品濃茶。故事看起來似乎面面俱到，顯得拖拉冗長；但這正是作者「保留歷史在細節之中」的苦心經營，讀此書者不可不留意，我誠懇地向各位推薦這本書。
──原載《新世紀新聞網》，《觀察》轉載，
此處是補充本
Tuesday,July10,2007(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時事評論員和網路作家李大立先生最近出版了他的「處女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彼岸出版社，2007年，香港；以下簡稱《故事》)。他雖然從八十年代就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並深受讀者歡迎，但從來沒有將寫作看成是一種職業；只是2003年在美國因病開刀，突然面臨生死抉擇，才思想大變，決定執筆寫這本回憶錄。《故事》展示的是從香港回到「祖國」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知識份子、職員、小市民五十多年來種種際遇的圖卷。由於作者人生閱歷豐富、讀書面廣、記憶力驚人、觸角敏銳、描寫細膩、文筆流暢，可讀性非常高。尤其我與作者有相似的經歷：六十年代大學畢業、十年大三線山溝生涯、夫妻長期分居兩地、工作調動艱難；讀之如舊友重逢話當年。那個令人恐懼、飢餓、屈辱、絕望的時代，似乎又重現眼前：我們讀書、愛情，甚至性趣固然被無端剝奪，事業、理想也被摧毀殆盡；那種青雲無路、報國無門的無奈，至今讀來仍憤恨難平。
恐懼
中共掌權伊始，便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被殺害人達數百萬之眾，且有人數更多的親人、家屬受到株連。「我小學、中學和大學的同學裡，都有親屬被殺關管的。他們一生從此背上了沈重的包袱，年紀小小又或青春年華，就已經失去了天真活潑的童真和充滿活力的青春，個個都不苟言笑，謹小慎微。長期生活在整個社會無時不在的歷史陰影下，精神高度壓抑，過著政治賤民的生活。」共產黨毛澤東取得政權後，對已經放下武器的敵人實行大規模屠殺，以殘忍地消滅肉體的方法達到鞏固政權的目的，這種暴行是前無古人的。遍地血腥，滿天冤魂，國家、民族從此陷進入了一個殺氣騰騰、陰森恐怖的世界。
1952年的一天，7歲的作者放學回家，看見「穿著藍制服，斜垮著帆布子彈帶，背著步槍的民兵」站在門口，原來是鄉下來人抓外婆回去「鬥地主」。後來舅父和母親通過「華僑事務委員會」多方交涉營救達大半年，外婆才平安回來。外婆在香港住了四十年，鄉下的房屋、田產只是她夫家留下的，和抗戰前在美國經商的外公寄一些錢回來買的，一直委託鄉下親戚打理，外婆並沒有親身參與「剝削」；相反她還經常減租戶的租，分穀子給租戶。不過，在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下，就算真有這樣的事情，也不允許相信，因為這是「階級調和論」。「土地改革」中，中共殺了100多萬地主，廣東省由於陶鑄、趙紫陽執行「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的極左政策，殺人尤多；作者外婆得逃此劫，真是例外的僥倖。
學校也是階級鬥爭的熔爐，作者讀大學的班上有個叫周文德的同學，本是江西省高考狀元；可惜中了階級鬥爭的毒，可以把一兩稀飯、穿衣戴帽等生活細節都上綱為「資產階級思想」。諷刺的是，像他這種以整人為樂的人，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的紅色恐怖中，也因為說了毛江幾句不敬的話，而被逼跳樓自殺。作者那個二十八人小班，就揪出了四個「小爬蟲」即「反動學生」；作者也惶惶不可終日，唯恐陷入「全國特務網」或「反革命小集團」之類，隨時會被扣押、隨時失去自由、隨時被拉去批鬥。僅在清隊中，同濟大學就有四十多人自殺，作者親眼便見到五六個：同濟大學副校長蔣梯雲、高等數學教授孫國楹等。《故事》中的這類故事，對五六十年代的大學生都是耳熟能詳，或是及膚舊疼。
魯迅說「革命是讓人活，而不是讓人死的」，然而共產黨所有的革命包括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卻都是讓許多人去死。作者問道：「讓包括我自己在內更多的人都活得那麼恐怖，那麼痛苦，到底這是一種什麼革命？！」真是一針見血地揭露了毛共政權的反動本質。
飢餓
1959至1961年，中國餓死三千多萬人，是千古奇聞，也是千古暴政。《故事》也描述了三年人禍期間城市的飢餓，學生在學校食堂裡吃「雙蒸飯」、蕃薯苗、「豬□菜」，沒有一點油星。最困難時，學生還吃用甘蔗渣做的「蔗渣飽子」、用稻草做的「人造肉精」、用米糠做的「糠餅」。更有甚者，吃用尿水培養出來的「小球藻」。作者至今仍為當年飢餓難耐偷吃炒河粉而愧疚。作者在香港謀生、年近六十的姑母，每次回廣州都要肩挑背馱的帶一大鋁鍋紅燒肉，在眼下的年青人看來簡直是天方夜譚！
我當時也是中學生，也有強烈的飢餓記憶。當時農村極悲慘，農民是賤民，沒有如城市居民般有最低定量的糧食供應，所以三年中餓死的都是農民。那時我老家農民每人每天只有四兩半(十六兩為一市斤)米，以致年屆六十的祖父要冒病上山找野菜、狗脊、野芭蕉等回家充飢；家母就是因飢餓致水腫，而於1962年不治去世，年僅四十一歲。
就是這個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窮災難、無能又殘暴的中國共產黨，卻自稱是「人民的救星」、是「人民的解放者」、是「偉光正」，還要讓飢腸轆轆的老百姓對他們感激涕零、感恩載德，你說他們可恥不可恥？
屈辱
毛澤東共產黨專與中國人民為敵，他們憎恨、仇視知識和知識份子。作者在大學裡學的是城市建設工程測量，但偏偏分配他去煤礦建設單位。把他分到了廣西省來賓縣北泗區一個叫石村的山區。在「一個陰沉沉日子，經過了大半天汽車的顛簸，我終於來到了平生第一次親歷其境的山溝，而在這個偏僻的荒野裡，還不知道要渡過多少日子？付出多少寶貴的青春？從這一天開始，我就告別了城市，開始了長期山溝荒野的生活，從一個學生變成一個工人，成了人生中的一個轉捩點，那時是1968年11月。」
讀到這裡，一聲長嘆：普中國的臭老九都有一本血淚賬。我與作者竟是相憐同病，作者到石村的時候，也是我從東北發配大西南的日子。當時成昆鐵路還在施工，我一個人背著、提著行李從瀋陽出發，坐了幾天硬座到了西昌，改坐解放牌卡車去渡口(後來改叫攀枝花)。卡車彎彎曲曲地顛簸在崇山峻嶺之間，除擔心塌方和交通事故外，還擔心深山野嶺裡的土匪，一車人都憂心忡忡。因為車程是兩天，所以要在米易住一宿；睡到半夜，來了一夥武裝人員查戶口，好在我們都是外地人，證件也齊全，擾攘一會之後也就平靜了，落得一場驚嚇。
我與作者都屬專業不對口，學非所用。我學的是熱工，卻當了砌磚工人和倉庫保管員。在大山溝裡，缺肉少菜，長期吃茄子：煮茄子、蒸茄子、炒茄子。一週或見一次肉，而且是臘肉。更可恨的是「臭老九」帽子壓得人喘不過氣來，外出參觀學習、轉正加工資、評選先進份子、工作調動，甚至在勞保品發放、宿舍安排、辦公桌椅使用等，都備受岐視。連交個女朋友，也有人去查我的檔案。
當時的大學畢業生，在廣西的「起薪點」為45元錢。我在攀枝花，也不相上下。但在那物質缺乏的地方和年代，一個雞蛋的黑市價是二角，即一天所得不過七、八隻黑市雞蛋，實在可憐。本來畢業工作一年，可以轉為十三級，一級一級升上去，到九級就是工程師或者講師而成為高級知識份子了。可我們這批畢業生，一直拖了六、七年，直到林彪死後的1973年才予「轉正」，獲得第一次加薪。第二次加薪則難於上青天了，因為加薪名額既有限，又要讓黨團員、積極份子、進駐科室的工人們優先。我當時是工廠裡獨當一面的技術人員，但在加薪的順序表上卻排在一個描圖學徒工後面，她唯一的本事就是在1978年就開始寫1980年的學毛著日記了。《故事》對此也有詳細描述，真是斯文掃地，屈辱到了極點。
絕望
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最讓人絕望的是，有才華的人、正直的人，總是被扼殺、被摧殘。像《故事》中作者的父母、伯父母、舅父母。作者父親是普通知識份子，做過廣州火車站、佛山火車站的站長。他只「求安穩，只會安安份份地打份工」，然而這點卑微的願望，在共產集權之下也無法實現。他愛妻子，愛自己的小家庭，所以選擇了安分守己一途；但不曾料到，當日由香港返回大陸的一念之差，令他自己和他心愛的家人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所謂「解放」，失去的不只是財富和地位，更是最寶貴的自由。從1956年開始，隨著共產黨將中國變成黨天下、變成特權階層的私有財產，對全體老百姓進行壓迫剝削和鬥爭摧殘，他也和中國大陸千千萬萬善良無辜的老百姓一樣，開始了他們的厄運。而且隨著「階級鬥爭」愈來愈激烈，社會愈來愈黑暗，他們所遭遇的打擊和災難也愈來愈深重。「父親也飽嘗了被人無端撤職降薪、被人監禁鬥爭、罰跪毆打、強迫勞動；被人視作階級異己分子」，「由此自己的子女也跟著被人蹧蹋，上學讀書參加工作都備受歧視」；1958年，被下放勞動；晚年又因心愛女兒的早逝，備受精神折磨。他的一生中，「光明幸福的新社會」帶給他的痛苦和災難，千萬倍於「罪惡黑暗的舊社會」帶給他的挫折和驚險，作者說：「從父親的身上我完全體會到兩種社會的優劣，也更加痛恨禍國殃民的毛澤東共產黨。」
作者的伯父也是留用的舊職員，1949年至1952年曾任廣州機務段副主任，後改任廣州鐵路第一職工學校副校長和廣東交通學院總務主任，但是1956年肅反運動中卻因「莫須有」受到處分，以致影響到他大女兒的入黨和留學蘇聯。1961年至1963年黨把他送到三水農場勞改，連「莫須有」三個字也不要了。最令這個苦難家庭雪上加霜的事情發生在文化大革命後期，伯父一個兒子在海南島生產建設兵團插隊落戶，不幸溺水而死。趕到海南島辦理兒子後事的伯父，曾哭昏在兒子的墳上，看了令人神傷。然而因為是刑滿釋放的勞改犯卻備受冷遇，不但沒有一分一毫的撫恤金，那些軍隊幹部態度還十分野蠻無禮，多麼冷酷，多麼荒誕！
作者的舅父本在香港一大機構做事，卻誤信了馬列主義而秘密參加中共地下黨。1938年發起組織「香港華員會」並首任會長。他在中共指揮下領導九龍海關「起義」，以接收大員身份接管了廣州海關。但他不獲信任，備受岐視，只因他是地下黨，是知識份子。像他舅父這樣的，僅廣東省就有古大存、方方、馮白駒、吳有恆等為數幾萬人，幾乎全被以「不純分子」、「特務嫌疑」、「地方主義者」等各種罪名加以打擊、清洗甚至肉體消滅。
更加令人絕望的是，共產黨的凶殘、暴戾的本性至今不但沒有改弦更張，反而變本加厲、更加發揚光大。作者說：「當年國難當頭，共產黨趁機打出抗日和民主的旗幟，迷惑了很多像我舅父和他的朋友們這樣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如今，我更深一層地想到，假若當初這些天真的青年們能夠像胡適、傅斯年、儲安平等一樣看透共產黨專制、反民主的本質，不去盲目地充當共產黨的擁躉，中國不但可以避免一場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戰，更可避免其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災難，我的一家和千百萬老百姓的命運就完全不同了。」他引用司馬璐先生的話：「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是有罪的，雖然很多黨員沒有做過什麼壞事，但是參與了一個邪惡犯罪的組織，本身對中華民族就是有罪的」。誠哉斯言！其實豈止共產黨員，就是黃炎培、章伯鈞、章乃器等這些所謂民主人士，也都曾經在共產黨謀殺國民政府、切斷中國民主憲政之路的罪行中充當了幫凶的角色，有愧於中國人民。
在紀念反右運動五十週年之際，必須全面檢討反右運動的歷史成因和每個人的歷史責任，吸取歷史教訓，如果僅因右派份子受過迫害，特別對右派的頭面分子，只一味同情或歌之頌之，那就失去了紀念的意義。關於這一點，我與作者的心是相通的。
結語
李大立這本《故事》的珍貴之處還在於他保存了很多民間記憶、平民生活情景，大如崑崙關大捷，廣西「聯指」在軍隊的支持下對「四二二」派的屠殺，廣西省賓陽縣五千多名五類分子被處死，廣西、湖南的吃人事件，工礦頻發的工業傷亡事故；小至十類地區的工資差額，夫妻分居慘狀和探親制度，工作調動的艱辛，排隊買火車票時的憤怒，山區農民生活的悲慘，各種購物證券的繁多以及各種物價；《故事》還保存了大量的舊照片；《故事》及其附錄為國共黨史、政治運動史、教育史、經濟史、工業史、報業史、中外交流史，甚至物價史和服裝史的研究者都提供了真實個案。書中對他表姐、妹妹的婚姻悲劇，也寫得迴腸蕩氣，予人印象深刻，囿於拙筆，就不一一評述。
寫作上作者用了夾述夾議的辦法，直抒胸臆，月旦人物，讀來如飲醇酒、如品濃茶。故事看起來似乎面面俱到，顯得拖拉冗長；但這正是作者「保留歷史在細節之中」的苦心經營，讀此書者不可不留意，我誠懇地向各位推薦這本書。
──原載《新世紀新聞網》，《觀察》轉載，
此處是補充本
Tuesday,July10,2007(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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