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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合作 共產黨如何寄生於國民黨坐大?(組圖)

第一次國共合作是蘇俄赤化世界的產物

作者:武宜三  2020-11-23 19:3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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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合作代表在武漢合影。前排左四起:譚延闓、孫科、宋慶齡、宋子文。第二排:董必武(左二)、毛澤東
1927年3月,國共代表在武漢合影。前排左四起:譚延闓、孫科、宋慶齡、宋子文。第二排:毛澤東(右三)(網絡圖片)

1918年,孫中山先生受軍閥掣肘而無法推展護法大業的時候,為爭取國際同情乃致電蘇俄,賀其「十月革命」的成功。而蘇俄方面當時正受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圍攻,為了尋求國際友誼和發展共產勢力,也正派代表在中國活動。蘇俄一方面催生了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多次接觸孫中山或其代表。為了幫助中共找到可資聯合的朋友,蘇俄建議孫中山「聯俄容共」,這就是歷史上「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背景。

蘇俄和受其指使的中共,在謀求與國民黨聯合前,即已試探過與吳佩孚、陳炯明等軍閥的合作。在爭取朋友、減少敵人的考慮下,孫中山同意容共,但不承認「聯合」,即允許中共黨人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並遵守黨紀,不得公開批許國民黨。以為如此可以使中共「化為烏有」,又可以吸收中共人才為己用。但是,由於執行政策過程中出現的錯誤,例如給了蘇俄顧問太大的權力、對中共黨人沒有適當的監督和及時的制裁等,而使中共坐大。

中共怎樣坐大?

湖南省的中共農民協會武裝
湖南省的中共農民協會武裝。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的24名中央執行委員中,只有譚平山、李大釗等3人為中共黨員;17名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中,只有林伯渠、毛澤東等7人為中共黨員。而中執委屬下9部,只有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伯渠為中共黨員。可是這些中共黨員人數雖少、能量卻大。

譚平山控制的組織部,多派共產黨員往各地發展組織,故廣東省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只成立了5個縣黨部,卻全為共黨所控制。

工人部長廖仲愷雖是國民黨員,然同情共黨,因兼職多而把部務委之中共黨員的秘書馮菊坡,故廣州的工會悉數為共黨所操縱,並可受蘇俄顧問直接指揮。中共策劃主持的「全國勞工大會」,幾年間連續多次在廣州召開,代表勞工50多萬,決定《勞動鬥爭綱領》。

1925年成立的「中華全國總工會」,於當年加入莫斯科的赤色職工國際。農民部長林伯渠、秘書彭湃均為中共黨員,故農民講習所、農民協會、農團軍,皆由共黨控制。

有會員20萬的廣東省農協,連續兩年在廣州開代表大會,決定《農民鬥爭綱領》,開始利用農民從事武裝暴動。中共在湖南省發動的農民運動尤為蓬勃,農民協會會員在1926年時就達130多萬。

黃埔軍校成立之初,即有包惠僧、周恩來、葉劍英、惲代英等中共黨員在校中充任要職,國民革命軍組建時,有5個軍和海軍局的政治部主任由中共黨員擔任。

地方黨務凡是由中共黨員所負責者,即發展共產黨務。國民黨改組後,中共對各地執行部的權力爭奪,更是不遺餘力。中共黨員人數,1921年「一大」時只有57人,到1925年「四大」時也不過近950人,但1927年「五大」時即猛增至5.79萬人。(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香港)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失敗

國共合作本質上是蘇俄和中共機會主義政策的產物。他們試圖把中國共產黨寄生於中國國民黨,憑藉國民黨的軀殼來發展、壯大自己的組織。

斯大林曾謂中國國民黨只是一只「檸檬」,國際共產黨人不妨將之一擠再擠,擠乾之後則可信手拋棄(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時報出版社,2000年,臺北),最後攫取國民革命的勝利果實。

北伐開始後,中共一面在工農中大肆運動、發展勢力,一面分化國民革命軍,把可能的勢力拉為己用。為了阻止蔣介石東進上海和江浙財團結合而可能擺脫蘇俄,中共在發動了工人武裝起義,成立了「上海市市民政府」,並計畫以武力對付北伐軍。

在漢口、九江、南京等地,也有中共發動的大規模工人運動。特別兩湖地區的農民運動聲勢浩大,例如1927年的湖南省,農民協會可以號召的群眾達一千萬之多。

中共依靠痞子、惰農等流氓無產者,在農村搞暴民政治、紅色恐怖,沒收地主土地、掠奪私人財產,隨便打人、抓人、遊鬥人、殺人(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嚴重侵犯了國民黨所代表的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破壞北伐軍的後方安定,動搖了北伐軍心。

從已公布的大量中共文件看,也證明中共在國共合作中確實是心懷鬼胎。例如中共四大所作的《職工運動議決案》,就非常詳盡的規定了怎麼同國民黨爭奪領導權。在國民黨領導的工會中也盡力活動,「取得指導權,吸收覺悟分子,組織我們黨的支部」,「我們應竭力設法到國民黨的工人部裡去工作,以便藉此改造國民黨之工會為階級鬥爭的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編:《中共中央關於工人運動文件選編》,p44-54,檔案出版社,1985年,北京)

是可忍,孰不可忍!蘇俄和中共這種不合作和搗亂的做法,理所當然的遭到了國民黨人的抵制和反抗。為了實現孫中山統一中國的遺志,保證北伐的順利進行,國民黨在北京等地查獲蘇俄赤化中國的大量檔案證據之後,堅決採取了以上海「4・12事件」為標誌的清共措施。

(原文有刪節,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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