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解放軍坦克學院教授李文峰女士不斷給我打電話，這位研究通信技術的專家不是要告訴我解放軍又研製出了什麼威力無比的主戰坦克，而是為了那個讓她揪心的小孫子——10年前，由於醫院強制推行母乳餵養，導致她的孫子在出生後因沒有母乳餵養而被餓成腦癱，由此形成醫療糾紛案件。
10年來，她帶著已經長大的高度殘疾的孫子，四處奔走呼號，總參及軍方全國人大代表長期關注此案，在此背景下，最高檢察院去年提出抗訴，使案件有了轉機（此前法院判決駁回了她的所有訴訟請求）。最近，安徽省高院作出再審判決，李文峰的孫子共獲得60萬元的賠償。
但是，自以為很學究的李文峰依然不服氣——60萬元賠償並不是光明正大獲得的，判決書沒有判明責任，也未回答最高檢抗訴書指出的問題，只是籠統地讓醫院支付20萬元給原告方。同時，法院還在判決之外，讓醫患雙方簽了一份秘密協議，由院方再向原告另行支付40萬元，共60萬元。這份秘密協議只有一份，簽字後留在法院，要求雙方不准公開。
李文峰將法院的上述行為理解為「陰陽判決」，她覺得自己被愚弄了，又一次找到了我。此前，一位在地方挂職副市長的人民日報的老朋友打電話給我，希望我能夠在輿論上對李文峰給予聲援。於是，我對此案作了長篇報導，網上有很多轉載。
再審判決後，李文峰想讓我再次出馬，抨擊法院的「陰陽判決」。站在新聞的角度，這個判決無疑是有報導價值的，但我還是婉拒了她的要求。我告訴李文峰教授，第一，面對最高檢的抗訴和軍方的憤怒，他們很清楚，駁回抗訴將會引起更嚴重的後果，因此，它一方面明顯偏袒醫院，要為醫院保住「面子」，另一方面，又必須在經濟賠償上付出適當代價，這可以認為是司法缺乏獨立人格的結果；第二，儘管法院跟醫院勾結，搞了個「陰陽判決」，但作為受害方，畢竟最終獲得了60萬元賠償；第三，相比無數申告無門，呼天不應的下層百姓，這種結果——僅僅是結果而不是程序——勉強可以接受，在目前的體制下，奢望推翻再審判決，無異於徒手登天。
接著第三個問題，我對李文峰教授舉了兩個例子——首先是轟動一時的高鶯鶯死亡案件。高家人不僅未能為女兒申冤，反而激怒了地方政府乃至更高層，將高父高天虎牽了進去，身陷囹圄。在這起案件中，老百姓雖然不懂得刑事偵查和相應的法律程序，但以一般人的常識來判斷，沒有人相信高鶯鶯莫名其妙地自己跳樓自殺，這其中必有蹊蹺，警方沒有查明死因（不是無法查明死因，而是根本就沒有查，就動用武警將屍體搶去火化，從而失去了查明真相的機會和條件），甚至連高鶯鶯是否受到性侵害也未查清。高家不服，上訪、訴諸媒體均屬情理之中，未曾想，在鋪天蓋地的輿論討伐聲中，地方政府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不僅堅定地將錯誤進行到底，而且為了「滅口」，以「誣告陷害罪」對高天虎提起訴訟，並一審判處其有期徒刑一年。
在高天虎一案中，控方言之鑿鑿的便是那個留有父親精斑的高鶯鶯內褲。從形式上看起來，內褲上精斑的鑑定結論是公安部出具的，權威性似乎無可質疑，足以置高天虎於死地。但由於程序不合法，以至於現在人們根本不相信高天虎會做出如此有悖人倫的事情。
我對李文峰教授說，依我多年從事新聞和法律報導的經驗判斷，高鶯鶯離奇死亡事件恐怕要冤沉海底了，而高父也很難為自己洗脫清白。道理很簡單，一個手無寸鐵下層百姓，如何抗衡擁有暴力機器的公權力！
第二個例子，也是正在發生的山西省運城市稷山縣的「誹謗縣委書記」的刑事案件。2006年4月，稷山縣人大法工委主任楊秦玉、縣委退休幹部南回榮、縣農機局局長薛志敬，以匿名信的方式，向運城市主要領導和稷山縣主要領導等舉報縣委書記李潤山。當地警方或是在縣委書記的命令下，或是為了表示效忠，以超常規的辦案速度，破獲了這起「誹謗縣委書記」案件，縣檢察院隨即以「誹謗罪」對楊秦玉、南回榮提起公訴，縣法院以此罪名分別判處楊、南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三年；今年5月15日，逃亡途中被捕的薛志敬也因「誹謗罪」被提起公訴，最終也免不了刀俎之肉的命運。
如同高鶯鶯案件一樣，媒體的報導和評論排山倒海，強烈譴責稽山縣主要領導一手遮天，打擊報復舉報人的行徑。雖前有著名的「彭水詩案」，且被視為輿論監督的勝利，但這絲毫沒有改變地方惡劣的政治環境，稽山縣根本不在乎輿論的反應，山西省有關高層也對此充耳不聞，稽山縣委書記李潤山不僅毫髮未損，反而無所顧忌地說，他跟法院打了招呼，要求輕判。是的，我們都相信，這個案件不是公檢法說了算，而是稽山縣的「老闆」李潤山拍板。
這是什麼性質的案子？在我看來，它就是違憲案件，李潤山及稽山縣公檢法均涉嫌違憲！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如此重要的基本權利，被李潤山和他的臣子輕易扼殺了。
也許，對於輿論的上綱上線，李潤山可能輕蔑地說：「憲法算什麼？在稽山，就是老子說了算，老子就是違憲了，你能把老子怎麼樣？」
「你能把老子怎麼樣？」李潤山還真的把我們問住了。我們必須承認，人民沒有辦法，一點兒也沒有！
聽了上述兩個令人髮指的事例，70多歲的李文峰教授很吃驚地問道：「他們這樣胡作非為，就沒有什麼辦法？」沒辦法，至少在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下，很難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我說，相比之下，能有那麼多軍方人大代表為你伸張正義，最終能得到60萬元賠償，已經是無奈中較好的結果了。
人民對政府無可奈何的國家，政府最終也會發現，它對人民也是無可奈何的。這是法國歷史學家佩雷菲特的名言。然而，我不能不沮喪地承認，佩雷菲特的判斷只適用於法國，當然也適用於一切人民主權的國家。
而中國例外，佩雷菲特的名言與中國的政治現實南轅北轍。儘管我們對政府無可奈何，幾近絕望，但我們沒有真正選舉的權利，無法委託自己信任的代表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更無法用選票將李潤山之類的官員趕下臺；我們沒有審查公共財政的權利，無法看住貪婪成性的政府和官員；我們沒有自由言說的社會環境，因言獲罪、動輒得咎，使得人們噤若寒蟬，國家機關和官員們可以為所欲為，絲毫不用擔心來自輿論的監督……
所以，儘管我們對政府無可奈何，但政府的權力卻無所不在，無所不為，無所不能。他們可以把齷齪的手伸進人民的被窩裡，甚至能夠通過週而復始的洗腦，控制我們的意識。
想到這裡，不寒而慄。
2007年5月19日
http://blog.sina.com.cn/u/466819d001000avk(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10年來，她帶著已經長大的高度殘疾的孫子，四處奔走呼號，總參及軍方全國人大代表長期關注此案，在此背景下，最高檢察院去年提出抗訴，使案件有了轉機（此前法院判決駁回了她的所有訴訟請求）。最近，安徽省高院作出再審判決，李文峰的孫子共獲得60萬元的賠償。
但是，自以為很學究的李文峰依然不服氣——60萬元賠償並不是光明正大獲得的，判決書沒有判明責任，也未回答最高檢抗訴書指出的問題，只是籠統地讓醫院支付20萬元給原告方。同時，法院還在判決之外，讓醫患雙方簽了一份秘密協議，由院方再向原告另行支付40萬元，共60萬元。這份秘密協議只有一份，簽字後留在法院，要求雙方不准公開。
李文峰將法院的上述行為理解為「陰陽判決」，她覺得自己被愚弄了，又一次找到了我。此前，一位在地方挂職副市長的人民日報的老朋友打電話給我，希望我能夠在輿論上對李文峰給予聲援。於是，我對此案作了長篇報導，網上有很多轉載。
再審判決後，李文峰想讓我再次出馬，抨擊法院的「陰陽判決」。站在新聞的角度，這個判決無疑是有報導價值的，但我還是婉拒了她的要求。我告訴李文峰教授，第一，面對最高檢的抗訴和軍方的憤怒，他們很清楚，駁回抗訴將會引起更嚴重的後果，因此，它一方面明顯偏袒醫院，要為醫院保住「面子」，另一方面，又必須在經濟賠償上付出適當代價，這可以認為是司法缺乏獨立人格的結果；第二，儘管法院跟醫院勾結，搞了個「陰陽判決」，但作為受害方，畢竟最終獲得了60萬元賠償；第三，相比無數申告無門，呼天不應的下層百姓，這種結果——僅僅是結果而不是程序——勉強可以接受，在目前的體制下，奢望推翻再審判決，無異於徒手登天。
接著第三個問題，我對李文峰教授舉了兩個例子——首先是轟動一時的高鶯鶯死亡案件。高家人不僅未能為女兒申冤，反而激怒了地方政府乃至更高層，將高父高天虎牽了進去，身陷囹圄。在這起案件中，老百姓雖然不懂得刑事偵查和相應的法律程序，但以一般人的常識來判斷，沒有人相信高鶯鶯莫名其妙地自己跳樓自殺，這其中必有蹊蹺，警方沒有查明死因（不是無法查明死因，而是根本就沒有查，就動用武警將屍體搶去火化，從而失去了查明真相的機會和條件），甚至連高鶯鶯是否受到性侵害也未查清。高家不服，上訪、訴諸媒體均屬情理之中，未曾想，在鋪天蓋地的輿論討伐聲中，地方政府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不僅堅定地將錯誤進行到底，而且為了「滅口」，以「誣告陷害罪」對高天虎提起訴訟，並一審判處其有期徒刑一年。
在高天虎一案中，控方言之鑿鑿的便是那個留有父親精斑的高鶯鶯內褲。從形式上看起來，內褲上精斑的鑑定結論是公安部出具的，權威性似乎無可質疑，足以置高天虎於死地。但由於程序不合法，以至於現在人們根本不相信高天虎會做出如此有悖人倫的事情。
我對李文峰教授說，依我多年從事新聞和法律報導的經驗判斷，高鶯鶯離奇死亡事件恐怕要冤沉海底了，而高父也很難為自己洗脫清白。道理很簡單，一個手無寸鐵下層百姓，如何抗衡擁有暴力機器的公權力！
第二個例子，也是正在發生的山西省運城市稷山縣的「誹謗縣委書記」的刑事案件。2006年4月，稷山縣人大法工委主任楊秦玉、縣委退休幹部南回榮、縣農機局局長薛志敬，以匿名信的方式，向運城市主要領導和稷山縣主要領導等舉報縣委書記李潤山。當地警方或是在縣委書記的命令下，或是為了表示效忠，以超常規的辦案速度，破獲了這起「誹謗縣委書記」案件，縣檢察院隨即以「誹謗罪」對楊秦玉、南回榮提起公訴，縣法院以此罪名分別判處楊、南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三年；今年5月15日，逃亡途中被捕的薛志敬也因「誹謗罪」被提起公訴，最終也免不了刀俎之肉的命運。
如同高鶯鶯案件一樣，媒體的報導和評論排山倒海，強烈譴責稽山縣主要領導一手遮天，打擊報復舉報人的行徑。雖前有著名的「彭水詩案」，且被視為輿論監督的勝利，但這絲毫沒有改變地方惡劣的政治環境，稽山縣根本不在乎輿論的反應，山西省有關高層也對此充耳不聞，稽山縣委書記李潤山不僅毫髮未損，反而無所顧忌地說，他跟法院打了招呼，要求輕判。是的，我們都相信，這個案件不是公檢法說了算，而是稽山縣的「老闆」李潤山拍板。
這是什麼性質的案子？在我看來，它就是違憲案件，李潤山及稽山縣公檢法均涉嫌違憲！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如此重要的基本權利，被李潤山和他的臣子輕易扼殺了。
也許，對於輿論的上綱上線，李潤山可能輕蔑地說：「憲法算什麼？在稽山，就是老子說了算，老子就是違憲了，你能把老子怎麼樣？」
「你能把老子怎麼樣？」李潤山還真的把我們問住了。我們必須承認，人民沒有辦法，一點兒也沒有！
聽了上述兩個令人髮指的事例，70多歲的李文峰教授很吃驚地問道：「他們這樣胡作非為，就沒有什麼辦法？」沒辦法，至少在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下，很難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我說，相比之下，能有那麼多軍方人大代表為你伸張正義，最終能得到60萬元賠償，已經是無奈中較好的結果了。
人民對政府無可奈何的國家，政府最終也會發現，它對人民也是無可奈何的。這是法國歷史學家佩雷菲特的名言。然而，我不能不沮喪地承認，佩雷菲特的判斷只適用於法國，當然也適用於一切人民主權的國家。
而中國例外，佩雷菲特的名言與中國的政治現實南轅北轍。儘管我們對政府無可奈何，幾近絕望，但我們沒有真正選舉的權利，無法委託自己信任的代表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更無法用選票將李潤山之類的官員趕下臺；我們沒有審查公共財政的權利，無法看住貪婪成性的政府和官員；我們沒有自由言說的社會環境，因言獲罪、動輒得咎，使得人們噤若寒蟬，國家機關和官員們可以為所欲為，絲毫不用擔心來自輿論的監督……
所以，儘管我們對政府無可奈何，但政府的權力卻無所不在，無所不為，無所不能。他們可以把齷齪的手伸進人民的被窩裡，甚至能夠通過週而復始的洗腦，控制我們的意識。
想到這裡，不寒而慄。
2007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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