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所有關心我和我丈夫卜東偉的善良人
（九）一院奇花
當年，父母修煉法輪功後很快就達到了無病一身輕的狀態，於是推薦給我們，希望兒女也能像他們一樣受益。東偉和我通過修煉，不僅實現了祛病健身，而且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義和如何按照「真、善、忍」做人的道理。東偉本來就是父母眼中的好兒子，妻子的好丈夫，老師的好學生。修煉法輪功後，他本性善良純真的一面越來越多的體現出來，我對他的愛也多了一份敬意。
修煉後，我們通過「希望工程」陸續資助了九名邊遠地區的孩子上學，並為西部植樹造林的綠化專案捐款。當時我們在國內屬於收入較高的階層，捐些錢不算什麼，但他想到、做到的一些小事，經常會令我感動不已。
每年九月份開學的時候，他會專門跑去買一些鉛筆、作業本、字典寄給這些小朋友，怕他們沒錢買這些耽誤學習。新年的時候他也會買一些日曆、鉛筆盒之類的做禮物，讓小朋友們也能夠得到一份新年的祝福。
那些孩子在不同的省份，也都拿他當親人一般，不但按時匯報學習成績，還會寄來各式各樣的當地土特產品讓「卜叔叔」嚐嚐鮮。有一次內蒙古一個孩子寄來媽媽做的 「江米條」給我們吃。但不知為何那些「江米條」堅硬如石，為了保全我們的牙齒，我建議扔掉這些「江米條」。東偉卻說：「這畢竟是孩子的一片心意。我們煮煮看，能不能變軟點。」在接下來的幾天早晨，東偉都是以「水煮江米條」作早點，但卻不許我「分享」，那味道便可想而知了。其實就算我們扔掉那些「江米條」那個孩子也不會知道，也不會難過，可他卻堅持吃掉來表示對孩子心意的尊重，這種善良讓我對他敬愛有加。
現在很後悔平日裡太少向他表白我的愛慕，否則他現在身陷囹圄還可以有更多的美好記憶來回味。
剛開始修煉法輪功時，東偉二十八歲，我二十七歲，正是年輕有為的時候，再加上我們煉功後精力充沛、工作兢兢業業，所以很快就得到了單位上級和同事的認可，並且都很快走上了比較重要的工作崗位。因為平時工作很忙，我們就只是週末去公園煉功。
我們的新家在紫竹院公園附近，當時紫竹院公園的牡丹亭有一個很大的煉功點，我們剛開始去那裡煉功的時候大約有一百多人。後來去的人越來越多，實在站不下了，就又分別在東門和西門各建了一個煉功點，那兩個煉功點到後來也都有一二百人。上百人清晨一起煉功，我們每次煉功回來都覺的身輕體健，神清氣爽。
九六年我們開始煉功時，大約有兩千萬法輪功學員。到一九九八年底時，修煉者已增加到七千萬。因為法輪功對人身體和精神道德的改善作用巨大，所以並沒有通過媒體做任何宣傳，僅僅靠人傳人，心傳心，修煉者的數量就呈指數型增長。就像我們師父在澳洲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的：「我認為佛法是嚴肅的，通過媒體像做廣告一樣吹，這本身就是不嚴肅，所以我們就一直沒有借用媒體來做這件事情。基本上都是學員覺得好，學了之後，他就把自己心裏的感受，身體的好轉，整個狀態告訴他的親戚、朋友。關於這方面的問題，我們任何一個人都不會對自己的親屬撒謊，對自己的丈夫撒謊。那麼說出的話就是真實的，絕不會我受騙上當了，再叫我的妻子、兒女、親戚、朋友再去上當，絕沒有這種事情。」
七千萬這個數字是我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上看到的。當時我的工作主要是分析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行情和風險，所以經常瀏覽一些國外網站和媒體。九九年前大規模的網路封鎖還沒開始，所以網上還是可以看到不少消息。文章的大意是說據安全部的統計數字，修煉法輪功的人高達七千萬。中共承認法輪功人數已經超過共產黨員數量。
看到法輪功修煉者有七千萬，我一點都不意外，從我們煉功點的煉功人數增加情況就可以知道這麼好的功法一定會有更多的人來學。只是「法輪功人數已經超過共產黨員」這種說法讓我覺的奇怪。法輪功是修煉的法門，一群修煉的人構成了法輪功群體，共產黨是個政黨，而且當時很多黨員、政府官員也在煉法輪功，所以法輪功和共產黨並不是兩個對立或並行的團體，放在一起比較有什麼意義呢？比如，在美國，永遠不會有這樣的統計，說信仰基督教的人數已經超過了共和黨或民主黨的人數。當然我是後來才知道，早在在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的時候，某些人為了自己的政治升遷，早已想把法輪功定為「邪教」進行鎮壓了，所以才放出這種風聲來。
一九九九年初，為了能和其他法輪功學員交流修煉中的心得體會，東偉和我參加了一個學法小組，每個週六下午約七、八個住在附近的學員一起讀兩個小時左右的書，然後大家談談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如何按照「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不斷提高心性的修煉體會。修煉人在一起，談論的不是社會上都在關心的名利是非等問題，而是自己有哪些做的不好的、不符合「真、善、忍」 的地方，或者是自己如何克服一些障礙，去掉了不好的行為和思想。現在回憶那段時間真的很美好，學員之間比學比修，真是一片淨土，一片樂土。
其中有一個叫楊燕的年輕女孩，性格豪爽、率真，與我們年紀相彷，很快我們就成了好朋友。她是北大畢業學中文的，當時在北京市經貿委法制處工作。那時她總是在胸前佩戴一個形如奇花的小法輪章。我問她：「你上班也帶嗎？」她點點頭，認真的說：「我天天帶著，這樣能時刻提醒自己是個法輪功修煉者，不要做違背「真、善、忍」的事情。你為什麼不帶呢？」我說：「我不敢帶，我修的不好，有時還控制不好自己，會任性，發脾氣，要是帶著不就給法輪功丟臉了嗎？」她誠懇的說： 「那你要嚴格要求自己呀！」 我紅著臉點點頭。
就是這樣一個北大的才女，後來和我們一樣都因為信仰「真、善、忍」被關進了勞教所。等她被放回來的時後，已經被迫害的精神失常了，到現在也沒有完全恢復。當時她母親（她父親已去世）看到原本健康活潑的女兒被折磨成這個樣子，心都碎了。我也是強忍著才沒有抱住她大哭一場。
一九九九年初，我所在的那家銀行被另一家大的銀行收購了，很多人藉機去了外資銀行。因為畢業分配時如果直接去外資銀行，北京戶口解決不了，所以留在北京，解決完戶口問題之後再找個合適的時機離開是很多人不言而喻的計畫。當時我已經做到了經理的位置，在外資銀行找個收入翻番的職位不是難事。可我沒想離開，原因不只一個，其中很主要的一個是因為有人告訴我，收購我們的這家銀行有幾十人在煉法輪功，聽說中午吃完飯大家一起在多功能廳裡煉功。我聽了興奮不已，心想： 「真的，太好了！平時上班早晨來不及去公園煉功，這下中午就可以一起煉功了。」可等我在六月份搬進新大樓時，被告之午飯後的集體煉功活動在「四二五」事件後就被取消了。
迄今為止，我對這家銀行仍有著深厚的感情。當年因為法輪功選擇去了這個單位，後來也是因為法輪功被迫離開了她。如果沒有這場迫害，她將是我工作、修煉的家園，也有與我能共同精進的同修。
然而迫害改變了這一切。
（今年三十八歲的卜東偉是總部設在舊金山的美國亞洲基金會北京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他因修煉法輪功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從家中抓捕。後被非法判處勞動教養兩年半，現關押在北京團河勞教所，已經整一年。卜東偉的妻子婁宏偉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自丈夫被抓後，婁宏偉多方呼籲營救，現已得到歐盟、國際大赦等機構及美國、英國、德國等多國議員的聲援和幫助。)
(待續)
（九）一院奇花
當年，父母修煉法輪功後很快就達到了無病一身輕的狀態，於是推薦給我們，希望兒女也能像他們一樣受益。東偉和我通過修煉，不僅實現了祛病健身，而且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義和如何按照「真、善、忍」做人的道理。東偉本來就是父母眼中的好兒子，妻子的好丈夫，老師的好學生。修煉法輪功後，他本性善良純真的一面越來越多的體現出來，我對他的愛也多了一份敬意。
修煉後，我們通過「希望工程」陸續資助了九名邊遠地區的孩子上學，並為西部植樹造林的綠化專案捐款。當時我們在國內屬於收入較高的階層，捐些錢不算什麼，但他想到、做到的一些小事，經常會令我感動不已。
每年九月份開學的時候，他會專門跑去買一些鉛筆、作業本、字典寄給這些小朋友，怕他們沒錢買這些耽誤學習。新年的時候他也會買一些日曆、鉛筆盒之類的做禮物，讓小朋友們也能夠得到一份新年的祝福。
那些孩子在不同的省份，也都拿他當親人一般，不但按時匯報學習成績，還會寄來各式各樣的當地土特產品讓「卜叔叔」嚐嚐鮮。有一次內蒙古一個孩子寄來媽媽做的 「江米條」給我們吃。但不知為何那些「江米條」堅硬如石，為了保全我們的牙齒，我建議扔掉這些「江米條」。東偉卻說：「這畢竟是孩子的一片心意。我們煮煮看，能不能變軟點。」在接下來的幾天早晨，東偉都是以「水煮江米條」作早點，但卻不許我「分享」，那味道便可想而知了。其實就算我們扔掉那些「江米條」那個孩子也不會知道，也不會難過，可他卻堅持吃掉來表示對孩子心意的尊重，這種善良讓我對他敬愛有加。
現在很後悔平日裡太少向他表白我的愛慕，否則他現在身陷囹圄還可以有更多的美好記憶來回味。
剛開始修煉法輪功時，東偉二十八歲，我二十七歲，正是年輕有為的時候，再加上我們煉功後精力充沛、工作兢兢業業，所以很快就得到了單位上級和同事的認可，並且都很快走上了比較重要的工作崗位。因為平時工作很忙，我們就只是週末去公園煉功。
我們的新家在紫竹院公園附近，當時紫竹院公園的牡丹亭有一個很大的煉功點，我們剛開始去那裡煉功的時候大約有一百多人。後來去的人越來越多，實在站不下了，就又分別在東門和西門各建了一個煉功點，那兩個煉功點到後來也都有一二百人。上百人清晨一起煉功，我們每次煉功回來都覺的身輕體健，神清氣爽。
九六年我們開始煉功時，大約有兩千萬法輪功學員。到一九九八年底時，修煉者已增加到七千萬。因為法輪功對人身體和精神道德的改善作用巨大，所以並沒有通過媒體做任何宣傳，僅僅靠人傳人，心傳心，修煉者的數量就呈指數型增長。就像我們師父在澳洲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的：「我認為佛法是嚴肅的，通過媒體像做廣告一樣吹，這本身就是不嚴肅，所以我們就一直沒有借用媒體來做這件事情。基本上都是學員覺得好，學了之後，他就把自己心裏的感受，身體的好轉，整個狀態告訴他的親戚、朋友。關於這方面的問題，我們任何一個人都不會對自己的親屬撒謊，對自己的丈夫撒謊。那麼說出的話就是真實的，絕不會我受騙上當了，再叫我的妻子、兒女、親戚、朋友再去上當，絕沒有這種事情。」
七千萬這個數字是我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上看到的。當時我的工作主要是分析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行情和風險，所以經常瀏覽一些國外網站和媒體。九九年前大規模的網路封鎖還沒開始，所以網上還是可以看到不少消息。文章的大意是說據安全部的統計數字，修煉法輪功的人高達七千萬。中共承認法輪功人數已經超過共產黨員數量。
看到法輪功修煉者有七千萬，我一點都不意外，從我們煉功點的煉功人數增加情況就可以知道這麼好的功法一定會有更多的人來學。只是「法輪功人數已經超過共產黨員」這種說法讓我覺的奇怪。法輪功是修煉的法門，一群修煉的人構成了法輪功群體，共產黨是個政黨，而且當時很多黨員、政府官員也在煉法輪功，所以法輪功和共產黨並不是兩個對立或並行的團體，放在一起比較有什麼意義呢？比如，在美國，永遠不會有這樣的統計，說信仰基督教的人數已經超過了共和黨或民主黨的人數。當然我是後來才知道，早在在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的時候，某些人為了自己的政治升遷，早已想把法輪功定為「邪教」進行鎮壓了，所以才放出這種風聲來。
一九九九年初，為了能和其他法輪功學員交流修煉中的心得體會，東偉和我參加了一個學法小組，每個週六下午約七、八個住在附近的學員一起讀兩個小時左右的書，然後大家談談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如何按照「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不斷提高心性的修煉體會。修煉人在一起，談論的不是社會上都在關心的名利是非等問題，而是自己有哪些做的不好的、不符合「真、善、忍」 的地方，或者是自己如何克服一些障礙，去掉了不好的行為和思想。現在回憶那段時間真的很美好，學員之間比學比修，真是一片淨土，一片樂土。
其中有一個叫楊燕的年輕女孩，性格豪爽、率真，與我們年紀相彷，很快我們就成了好朋友。她是北大畢業學中文的，當時在北京市經貿委法制處工作。那時她總是在胸前佩戴一個形如奇花的小法輪章。我問她：「你上班也帶嗎？」她點點頭，認真的說：「我天天帶著，這樣能時刻提醒自己是個法輪功修煉者，不要做違背「真、善、忍」的事情。你為什麼不帶呢？」我說：「我不敢帶，我修的不好，有時還控制不好自己，會任性，發脾氣，要是帶著不就給法輪功丟臉了嗎？」她誠懇的說： 「那你要嚴格要求自己呀！」 我紅著臉點點頭。
就是這樣一個北大的才女，後來和我們一樣都因為信仰「真、善、忍」被關進了勞教所。等她被放回來的時後，已經被迫害的精神失常了，到現在也沒有完全恢復。當時她母親（她父親已去世）看到原本健康活潑的女兒被折磨成這個樣子，心都碎了。我也是強忍著才沒有抱住她大哭一場。
一九九九年初，我所在的那家銀行被另一家大的銀行收購了，很多人藉機去了外資銀行。因為畢業分配時如果直接去外資銀行，北京戶口解決不了，所以留在北京，解決完戶口問題之後再找個合適的時機離開是很多人不言而喻的計畫。當時我已經做到了經理的位置，在外資銀行找個收入翻番的職位不是難事。可我沒想離開，原因不只一個，其中很主要的一個是因為有人告訴我，收購我們的這家銀行有幾十人在煉法輪功，聽說中午吃完飯大家一起在多功能廳裡煉功。我聽了興奮不已，心想： 「真的，太好了！平時上班早晨來不及去公園煉功，這下中午就可以一起煉功了。」可等我在六月份搬進新大樓時，被告之午飯後的集體煉功活動在「四二五」事件後就被取消了。
迄今為止，我對這家銀行仍有著深厚的感情。當年因為法輪功選擇去了這個單位，後來也是因為法輪功被迫離開了她。如果沒有這場迫害，她將是我工作、修煉的家園，也有與我能共同精進的同修。
然而迫害改變了這一切。
（今年三十八歲的卜東偉是總部設在舊金山的美國亞洲基金會北京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他因修煉法輪功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從家中抓捕。後被非法判處勞動教養兩年半，現關押在北京團河勞教所，已經整一年。卜東偉的妻子婁宏偉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自丈夫被抓後，婁宏偉多方呼籲營救，現已得到歐盟、國際大赦等機構及美國、英國、德國等多國議員的聲援和幫助。)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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