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的大崛起害慘了中華各邦國
星期六星期天鳳凰衛視大視野節目播出了鳳凰大講堂，這個系列準備播出四集，都是關於中國歷代改革的內容，我看到的第一集是北大張傳璽先生的「商鞅改革與中央集權制」。
張傳璽先生講得很好，一個小時的時間就言簡意賅在讓聽眾瞭解了商鞅變法的歷史背景與社會價值，以及對後世的影響。八十歲的老者，思路清晰，視野開闊，給人啟迪。
但我對他的歷史價值觀卻並不認同。
一、
有一種歷史價值觀卻必須引起學界反思，就是不擇手段的成功是不是值得讚許？大統一是不是價值？如果將不擇手段的政治成功看成歷史價值觀中被認可的價值的話，如果將大一統看成一種普世價值的話，中央集權與專制也就自然具有至高無上的政治價值體系與制度，因為只有暴力與集權才可維持大一統，而大一統也必須依賴暴力、集權。
商鞅開啟了一個血腥的非人性的、目的至上的政治先河，為了政治目標，不惜開展了以殘酷的殺人頭的競技，殺一個敵人的頭可得副科級待遇，殺五個敵人頭可得正科級地位，如此類推。以前的級別待遇同時作廢，你要獲得身份地位，你去殺敵人的頭就可以立即獲得。
「廢井田開阡陌」你開墾的土地也可以歸你自己，你只要向國家交稅就可以了。只有這一點具有積極的意義，就是將土地私有化了，人民開墾土地，播種土地，獲取自己的利益，這對發展生產力保障社會供給具有巨大意義。
這裡，我們不討論田地私有化的意義，我們重點討論以殺人方式獎賞社會地位的方式，與專制的社會基石。這一方式與後來秦朝建立的連坐制，基本上開啟了中國人殺人獲益、殺人有理，草荐人命的先河，而且是獲得最高權力機關鼓勵的，殺人頭與國家利益有機結合在一起，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兵士或一個農民，半夜裡從敵營裡割取了兩顆人頭歸來，交給自己上司，從而登記為獲得爵位的人，那樣的殘忍卻充滿刺激與喜悅的情形。於是就有人割取一般老百姓的頭來充敵人的頭顱，也就有了相應的法律，如果發現有人割來的人頭不是敵人的頭顱，將治下何罪的律令。商鞅主張「帝道」「王道」「霸道」三「道」，就是沒有「人道」。治國之策中的「霸道」，內蘊嚴厲的法家思想，正合孝公之意，兩人「語數日不厭」。
在公元前359年開始的變法內容裡，還有就是對後世遺患無窮的連坐制！這一殘酷的制度在秦有著非人性的基礎，就是，秦是與西戎混居，也有人說秦人就是西戎人，父子同室，人倫混亂，貴族身亡，以人殉葬，一人犯罪，誅及三族，商鞅變法開始的什伍連坐將所有人民都捲入到有罪的生活之中，將所有國民按十人、五人編組，如果五人中或十人中有一家犯罪，你不知道或不舉報，你家同罪！
每家每戶除了保證自己家不犯罪，還要每日提防著別人犯罪，更要提防著別人誣告你犯罪，國人每日心靈的煎熬與地獄無異。這種摧殘國人道德良知的方式一直到反右文革我們還能充分看見，或者說還能在國人身上看到連坐制的影子。
中國非人道的政治方式自秦孝公與商鞅開始。
因為秦的巨大成功，使之成為成功的標範，所有的帝王都向秦看齊，要得天下，就是比誰更慘無人道，誰更能殺人，誰更能背信棄義、放棄傳統。
我在這裡有一個大膽猜測。
看看西部荒漠化，可能與秦國及秦朝廢井田開阡陌有關，它鼓勵國民大肆開墾，所有開發出來的土地都歸自己所有，這樣，國民就大肆濫伐，破壞山林，造成森林大面積被毀，自然生態被破壞，黃河流域上游被破壞，直接造成黃河泥沙俱下，抬高河床，十年九災，經常決口，給中華民族造成無限的災難。
二、
秦五大罪狀：
其一田地私有，濫開阡陌，造成自然生態破壞，使中國西北部萬劫不復。
其二以爵位獎勵殺人，泯滅人性，是一種超限之戰術，毀壞了人性，為戰爭而戰爭，為勝利而勝利，將權力與功利看成超越人性的東西，向國人倡導了反人性人道的價值觀。奠定了中國政治非人性的基石。
其三連坐制使中國人從此彼此懷疑，人間從此無互信，別人是我的地獄，每天都可以遭到別人舉報，或因他人犯罪而自己連坐被誅，生活沒有心神安定，在惴惴甚至在恐怖中度日。
其四是一家獨大，而且是通過非人性的越限戰術的方式一家做大，破壞了列國間的政治平衡，使中華民族本可以獲得邦聯制的民主體制，沒有機會，開啟了中央集權大一統政治模式的先河。
東周滅亡之後，隨著政治版圖的擴大，隨著經濟文化的大發展，各國思想活躍，百家爭鳴，人文鼎盛，技術發明也蔚然成風，如果各國都經濟與軍事實力相當，中國的版圖就會是多國共存，與歐洲版圖大體一致，這樣有利於政治的民主、經濟的交流與文化的多元化，秦滅多國之後，焚書坑儒，將一切都統一在集權之羽翼之下，最終崩潰，留下一套流氓政治體制，供劉邦這樣的更大的流氓們效仿傳承。
其五是大一統破壞了多國文化多元價值觀，以及中華多民族的文化多樣性。秦統一之前，儘管前有春秋五霸相爭雄，後有戰國七雄相逐鹿，但邦國之間還是有著和平穩定的一面與一個時間段，正這這一時間段與和平空隙，使中華各邦國各民族思想文化得到長足的發展，甚至達到一個空前絕後的大繁榮景象。當時發達的文化有齊魯文化、吳越文化、荊楚文化，還有巴蜀文化，中原地區的各國文化也是異常發達，如果各邦國能夠形成共識，組成聯軍，共同應對西北部的蠻族入侵，中華文明會是另外一種狀態，而秦統一之後，儘管在統一文字與度量衡道路方面有積極意義，但在扼殺思想文化與人性方面，令人髮指，空前絕後，中華民族從此再無寧日。春秋與戰國時期儘管沒有統一度量衡與文字，並沒有影響各國的經濟文化正常交流，可見統一這些細枝末節的東西並不值得過於誇耀。
落後的野蠻的單一的政治文明佔領了禮性的、豐富的、發達的多元化文明，中華多民族多邦國的美好局面徹底結束了。中國進入一個只有政治專制文化的新時代。政治經濟文化都高度集權，沒有思想的中國開始統一在一個王朝之下。為了維護穩定與秩序，漢武帝之後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專制體系從家庭開始，使君臣父子體系建立起來，家國一體化，家庭家族內部的禁錮與國家權威的禁錮形成一個超穩定結構，只有自然災害與外族入侵之時，這一體系才會暫時打破，但很快又會的叢林中的強者整合起來，重新形成大一統的中華帝國格局。
三、
中華早期文明沒有確立神的主體性，使中華民族沒有信仰，沒有神的主體性，人們容易被政治強權奴役，看不到人生的希望，也沒有期盼神對自己的拯救，而帝王們沒有任何禁忌，為所欲為，不怕報應，不怕下地獄，在現世裡打造自己的天堂。
中華中期文明沒有確立人的主體性。西方文明是通過文藝復興來確立人的主體性的，一切以人為本，人是萬物的尺度，人是社會的目的，這樣人就不會被外在的政治所左右，而是將人權力提升到其它權力之上。人不為神權、皇權、以及物質誘惑所役使，人性得到解放，這才是真正的人類的解放。
中華民族一直沒有完成這樣一次全身心的解放。
河流農業文明必然會與專制集權相聯繫嗎？
專家們還有我們舊有的觀念總是認為，農業經濟依賴水利，沒有集權就無法分配水利，兩國或多國共有一條大河，必然引發戰爭，所以集權有利於農業經濟的發展。
我們查一下春秋戰國歷史，看看有多少戰爭是因為水利而引發的？而秦對長江以南的征服，也是為了水利問題？如果這一邏輯成立，從中國發源的河流下游要麼被中國統一，要麼被下游國家統一，否則就會永遠擔心水利問題，中國西部就有這樣的多條河流，為什麼沒有將下游國家都統一起來呢？
帝王發起的戰爭，都是一種征服慾望造成的，無關經濟無關文化，完全是一種叢林中的征服欲，只有平天下了，才會有永久的榮譽感，征服感，天下一日不平，一日不舒服，一日不安全，我不平天下，天下必有人會來平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中國人的信仰路徑，中國人最終的人生與政治目標是治國與平定天下。天下有多大，自己的目標就會有多大。
看看誇父逐日，看看精了衛填海，看看愚公移山，就知道中國人有多大的意志力了，不對上帝負責，不對子孫負責，不對人性與和平負責，也不對自己負責，只要報仇，只要目標，一息尚存，苦鬥不止。
總之，當年商鞅改革造成秦國的非人性無人道的崛起，是中華各民族各邦國的最大災難，它的暴力統一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可恥的事件，使東方文明失去與西方競爭的思想與文化力量。
2007-3-11(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星期六星期天鳳凰衛視大視野節目播出了鳳凰大講堂，這個系列準備播出四集，都是關於中國歷代改革的內容，我看到的第一集是北大張傳璽先生的「商鞅改革與中央集權制」。
張傳璽先生講得很好，一個小時的時間就言簡意賅在讓聽眾瞭解了商鞅變法的歷史背景與社會價值，以及對後世的影響。八十歲的老者，思路清晰，視野開闊，給人啟迪。
但我對他的歷史價值觀卻並不認同。
一、
有一種歷史價值觀卻必須引起學界反思，就是不擇手段的成功是不是值得讚許？大統一是不是價值？如果將不擇手段的政治成功看成歷史價值觀中被認可的價值的話，如果將大一統看成一種普世價值的話，中央集權與專制也就自然具有至高無上的政治價值體系與制度，因為只有暴力與集權才可維持大一統，而大一統也必須依賴暴力、集權。
商鞅開啟了一個血腥的非人性的、目的至上的政治先河，為了政治目標，不惜開展了以殘酷的殺人頭的競技，殺一個敵人的頭可得副科級待遇，殺五個敵人頭可得正科級地位，如此類推。以前的級別待遇同時作廢，你要獲得身份地位，你去殺敵人的頭就可以立即獲得。
「廢井田開阡陌」你開墾的土地也可以歸你自己，你只要向國家交稅就可以了。只有這一點具有積極的意義，就是將土地私有化了，人民開墾土地，播種土地，獲取自己的利益，這對發展生產力保障社會供給具有巨大意義。
這裡，我們不討論田地私有化的意義，我們重點討論以殺人方式獎賞社會地位的方式，與專制的社會基石。這一方式與後來秦朝建立的連坐制，基本上開啟了中國人殺人獲益、殺人有理，草荐人命的先河，而且是獲得最高權力機關鼓勵的，殺人頭與國家利益有機結合在一起，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兵士或一個農民，半夜裡從敵營裡割取了兩顆人頭歸來，交給自己上司，從而登記為獲得爵位的人，那樣的殘忍卻充滿刺激與喜悅的情形。於是就有人割取一般老百姓的頭來充敵人的頭顱，也就有了相應的法律，如果發現有人割來的人頭不是敵人的頭顱，將治下何罪的律令。商鞅主張「帝道」「王道」「霸道」三「道」，就是沒有「人道」。治國之策中的「霸道」，內蘊嚴厲的法家思想，正合孝公之意，兩人「語數日不厭」。
在公元前359年開始的變法內容裡，還有就是對後世遺患無窮的連坐制！這一殘酷的制度在秦有著非人性的基礎，就是，秦是與西戎混居，也有人說秦人就是西戎人，父子同室，人倫混亂，貴族身亡，以人殉葬，一人犯罪，誅及三族，商鞅變法開始的什伍連坐將所有人民都捲入到有罪的生活之中，將所有國民按十人、五人編組，如果五人中或十人中有一家犯罪，你不知道或不舉報，你家同罪！
每家每戶除了保證自己家不犯罪，還要每日提防著別人犯罪，更要提防著別人誣告你犯罪，國人每日心靈的煎熬與地獄無異。這種摧殘國人道德良知的方式一直到反右文革我們還能充分看見，或者說還能在國人身上看到連坐制的影子。
中國非人道的政治方式自秦孝公與商鞅開始。
因為秦的巨大成功，使之成為成功的標範，所有的帝王都向秦看齊，要得天下，就是比誰更慘無人道，誰更能殺人，誰更能背信棄義、放棄傳統。
我在這裡有一個大膽猜測。
看看西部荒漠化，可能與秦國及秦朝廢井田開阡陌有關，它鼓勵國民大肆開墾，所有開發出來的土地都歸自己所有，這樣，國民就大肆濫伐，破壞山林，造成森林大面積被毀，自然生態被破壞，黃河流域上游被破壞，直接造成黃河泥沙俱下，抬高河床，十年九災，經常決口，給中華民族造成無限的災難。
二、
秦五大罪狀：
其一田地私有，濫開阡陌，造成自然生態破壞，使中國西北部萬劫不復。
其二以爵位獎勵殺人，泯滅人性，是一種超限之戰術，毀壞了人性，為戰爭而戰爭，為勝利而勝利，將權力與功利看成超越人性的東西，向國人倡導了反人性人道的價值觀。奠定了中國政治非人性的基石。
其三連坐制使中國人從此彼此懷疑，人間從此無互信，別人是我的地獄，每天都可以遭到別人舉報，或因他人犯罪而自己連坐被誅，生活沒有心神安定，在惴惴甚至在恐怖中度日。
其四是一家獨大，而且是通過非人性的越限戰術的方式一家做大，破壞了列國間的政治平衡，使中華民族本可以獲得邦聯制的民主體制，沒有機會，開啟了中央集權大一統政治模式的先河。
東周滅亡之後，隨著政治版圖的擴大，隨著經濟文化的大發展，各國思想活躍，百家爭鳴，人文鼎盛，技術發明也蔚然成風，如果各國都經濟與軍事實力相當，中國的版圖就會是多國共存，與歐洲版圖大體一致，這樣有利於政治的民主、經濟的交流與文化的多元化，秦滅多國之後，焚書坑儒，將一切都統一在集權之羽翼之下，最終崩潰，留下一套流氓政治體制，供劉邦這樣的更大的流氓們效仿傳承。
其五是大一統破壞了多國文化多元價值觀，以及中華多民族的文化多樣性。秦統一之前，儘管前有春秋五霸相爭雄，後有戰國七雄相逐鹿，但邦國之間還是有著和平穩定的一面與一個時間段，正這這一時間段與和平空隙，使中華各邦國各民族思想文化得到長足的發展，甚至達到一個空前絕後的大繁榮景象。當時發達的文化有齊魯文化、吳越文化、荊楚文化，還有巴蜀文化，中原地區的各國文化也是異常發達，如果各邦國能夠形成共識，組成聯軍，共同應對西北部的蠻族入侵，中華文明會是另外一種狀態，而秦統一之後，儘管在統一文字與度量衡道路方面有積極意義，但在扼殺思想文化與人性方面，令人髮指，空前絕後，中華民族從此再無寧日。春秋與戰國時期儘管沒有統一度量衡與文字，並沒有影響各國的經濟文化正常交流，可見統一這些細枝末節的東西並不值得過於誇耀。
落後的野蠻的單一的政治文明佔領了禮性的、豐富的、發達的多元化文明，中華多民族多邦國的美好局面徹底結束了。中國進入一個只有政治專制文化的新時代。政治經濟文化都高度集權，沒有思想的中國開始統一在一個王朝之下。為了維護穩定與秩序，漢武帝之後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專制體系從家庭開始，使君臣父子體系建立起來，家國一體化，家庭家族內部的禁錮與國家權威的禁錮形成一個超穩定結構，只有自然災害與外族入侵之時，這一體系才會暫時打破，但很快又會的叢林中的強者整合起來，重新形成大一統的中華帝國格局。
三、
中華早期文明沒有確立神的主體性，使中華民族沒有信仰，沒有神的主體性，人們容易被政治強權奴役，看不到人生的希望，也沒有期盼神對自己的拯救，而帝王們沒有任何禁忌，為所欲為，不怕報應，不怕下地獄，在現世裡打造自己的天堂。
中華中期文明沒有確立人的主體性。西方文明是通過文藝復興來確立人的主體性的，一切以人為本，人是萬物的尺度，人是社會的目的，這樣人就不會被外在的政治所左右，而是將人權力提升到其它權力之上。人不為神權、皇權、以及物質誘惑所役使，人性得到解放，這才是真正的人類的解放。
中華民族一直沒有完成這樣一次全身心的解放。
河流農業文明必然會與專制集權相聯繫嗎？
專家們還有我們舊有的觀念總是認為，農業經濟依賴水利，沒有集權就無法分配水利，兩國或多國共有一條大河，必然引發戰爭，所以集權有利於農業經濟的發展。
我們查一下春秋戰國歷史，看看有多少戰爭是因為水利而引發的？而秦對長江以南的征服，也是為了水利問題？如果這一邏輯成立，從中國發源的河流下游要麼被中國統一，要麼被下游國家統一，否則就會永遠擔心水利問題，中國西部就有這樣的多條河流，為什麼沒有將下游國家都統一起來呢？
帝王發起的戰爭，都是一種征服慾望造成的，無關經濟無關文化，完全是一種叢林中的征服欲，只有平天下了，才會有永久的榮譽感，征服感，天下一日不平，一日不舒服，一日不安全，我不平天下，天下必有人會來平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中國人的信仰路徑，中國人最終的人生與政治目標是治國與平定天下。天下有多大，自己的目標就會有多大。
看看誇父逐日，看看精了衛填海，看看愚公移山，就知道中國人有多大的意志力了，不對上帝負責，不對子孫負責，不對人性與和平負責，也不對自己負責，只要報仇，只要目標，一息尚存，苦鬥不止。
總之，當年商鞅改革造成秦國的非人性無人道的崛起，是中華各民族各邦國的最大災難，它的暴力統一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可恥的事件，使東方文明失去與西方競爭的思想與文化力量。
2007-3-11(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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