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曉農談中國改革的得與失
編者按：程曉農先生1985年獲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碩士，先後在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曾任體改所綜合研究室主 任、副研究員。1989年起他先後到德國經濟研究所及哥廷根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作訪問學者，並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美國《當代中國研究》雜誌 主編。
5月26日下午，在美國紐約法拉盛舉行了 「中國改革的得與失」新書發布會。本書主編之一的程曉農先生發表了演講。程曉農先生1985年獲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碩士，先後在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曾任體改所綜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 1989年起他先後到德國經濟研究所及哥廷根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作訪問學者，並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美國《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本文根據程曉農先生的演講整理而成。
非常感謝各位冒著初夏的暑熱來到這裡，首先讓我對大家說一說為什麼編《中國改革的得與失》這本書。我個人是在美國出版的一本學術雜誌《當代中國研究》的主編，這個雜誌目前為止可以說是全球範圍內唯一一家面向中國同時面向海外的為獨立知識份子提供學術自由的一個論壇，這個雜誌不僅在中國國內有大量的讀者，同時在世界各國、包括美國也有大量的讀者。美國的研究中國問題的各大學的圖書館全都訂閱，包括法拉盛的皇后區圖書館也有這本雜誌。美國國會有一個「美中關係執行委員會」，它的網站上列了若干個大學出版的跟中國有關的學術刊物，我們這個刊物也是它選的六個刊物之一。可以說這個雜誌目前在中國國內和海外享有的聲譽相當高，因此它在國內有相當多的作者。特別是很多國內的作者作了很深入的分析研究之後，由於國內沒有學術自由，也沒有言論自由，無法在國內發表，這個雜誌就成了他們發表真知灼見的唯一論壇。他們很多人寫的文章不是雜文，雜文可以在各種網站上貼，他們寫的往往是比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成果，具學術特點，所以他們希望在合格的、有份量的學術雜誌上發表，因此往往把文章送到這個雜誌來發表。
大約在六、七年以前，我們開始刊登一些國內作者分析和評價中國改革問題的文章，最早我們刊登了何清漣女士的幾篇文章，後來有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者向我們提供比較深入的分析中國改革的文章。在這裡我提供一個簡單的背景，住在美國的人往往會以為美國的中國問題學者比較權威，我不這麼看。這大致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大家想的到的，那就是，美國的學者要想充分深入地瞭解中國國內的變化，特別是深入瞭解各種細節及其背後的含義，難度太大了，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講，他們沒有一條說中文的舌頭，所以沒有辦法直接瞭解，得要通過別人的幫助，即便有一點中文能力，這個能力也不足以讓他們對中國社會作細緻精確的觀察；當然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中共對國內學者的學術自由的剝奪同時延伸到海外，他們對美國學者、西方學者有同樣的限制。如果一個西方學者經常到中國去接觸和研究一些中國政府不喜歡他們碰的問題，被中共認為是有損國家形象、有損黨的形象的、或者可能觸及到中共認為是瘡疤的問題，凡是這樣的學者，第一，他們在中國的座談、交流、調查都會受到一系列限制，第二，當他們在西方發表了這一類的文章之後還想去中國，就會在簽證等問題上受到刁難，於是就去不成了。中共用了這種手法以後，很多西方學者就只能順應中共的限制，中共不喜歡他們做什麼他們就不做什麼，在這個意義上講，很多西方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就和在國內順應當局的學者的做法越來越接近，所以兩者的看法也就越來越接近。在這種情況下，能不能深入地瞭解中國，一個重要的關鍵在於能不能有一個論壇，有一些報紙和書籍、雜誌，為那些能夠講真話、願意講真話、而且又具有學術分析能力的人提供這個機會，我們這個雜誌實際上就發揮了這個功能。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逐漸意識到，對中國改革的重新認識，是中國國內的一部分具有前瞻眼光、具有敏銳的觀察力的一些領先的學者們逐漸形成的一個共識。
我個人在八十年代直接參加了改革政策研究，當時我所在的中國改革政策研究所是趙紫陽建立的一個智囊團，我是該研究所的綜合研究室主任。這個研究室主要從事與改革有關的政策研究，我本人經常代表研究所與趙紫陽和其他一些高層官員討論經濟政策。有過這樣的個人經歷和經驗積累，我能比較清楚的體會到，九十年代後期以來的一些國內學者對中國改革的分析和判斷為什麼很有力度、有遠見，常常在事情剛剛出現的時候，他們就已經提前三、四年預見到可能的結果。我們這個雜誌從98年開始陸續刊登這樣一些文章，到去年時已經刊登了很多。由於它是期刊，所以很少有人能夠把它們攢在一起，雖然網站上有，但是國內的人要訪問我們的網站需要用代理伺服器，並不方便。還有很多人希望通過印刷的形式把這些文章集中在一起，不僅閱讀方便，還有利於傳播，讓更多的人有機會互相傳閱。
我們選擇何清漣的「中國改革的得與失」這篇文章的標題作為這本書的標題，這篇文章在中國國內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很多網站、個人博克都貼出來了。《中國改革的得與失》這本書是《當代中國研究》出版的系列叢書的第二本，第一本叫「二十世紀後半葉歷史解密」，主要是對從1949年到80年代中國歷史中一些長期被官方掩蓋的真相的披露，這裡面的很多文章都是國內的作者經過大量的研究而撰寫的成果，涉及到若干重要問題。這本書兩年前已經通過博大出版社出版了。
過去二、三十年來，在中國社會上通過當局的宣傳出現了一種對改革的神化，似乎改革是天然合理的，好像什麼事情放在這個旗幟下就是不可以碰的，不可以批評。似乎一提改革，什麼都是對的。早在90年代末期就有人提出質疑，在《中國改革報》（國家體改委的一個機構編的一份報紙）上有一篇短評，說「改革不是筐，不能什麼都往裡裝」。這個話的意思就是，在改革旗號下、塞在這個旗幟下、被這個旗幟掩蓋的種種似是而非的政策措施，其實很多都是都是損害社會利益、損害民族利益、損害老百姓利益的。而老百姓正是在改革神話已經深入民心二十幾年、三十年的情況下，似乎對什麼是改革、什麼不是改革、什麼可以接受、什麼不可以接受已經失去了判斷力。所以很多人一聽到（對改革的評價）就說，「哎呀，你怎麼能批評改革呀」，似乎改革已經神聖到了不可以批評的程度。
那麼，究竟對改革應該怎麼看，這個問題是從改革一開始就被誤導的。改革只是一種政策措施，一種措施該如何評價，不應該由決策者說了算，不能由政府說了算，也不應該由那些智囊說了算，它要有一個客觀的評價標準。客觀的評價標準就是：這個改革的經濟效果、社會政策究竟是怎麽樣的。經濟效果是說這個改革對經濟的作用是什麼；社會政策的含義是說，這個經濟政策在設計和推動的時候，它是不是包含著社會正義、社會公正的考慮，還是政策設計一開始就偏向某一個集團，偏向某一個社會階層，故意損害其他階層的利益；若是後一種情況，那麼這樣的改革從一開始就是不正義的，缺乏社會正當性的。
中國在八十年代推行的改革政策中，可以講具有正當性的改革政策比例比較大；而從九十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政策掛著改革的旗號，越來越缺乏改革的正當性。具有改革正當性的改革措施越來越少，一直到最近，中國大陸出現了一個新名詞，叫做「新三座大山」，指的是醫療、高等教育和住房。我記得國內有一首老百姓編的民謠，說的是「教改是把二老逼瘋」，教改實際上就是高校大幅度提高收費標準，這樣很多家長為了把子女送進大學去，就不得不把全部儲蓄掏出來；「醫改是讓人提前送終」，因為現在醫療改革的結果是把醫療的社會保障功能取消了，變成大部分人看病全部要靠自費，而醫院的收費大幅度提高，很多人一生的積蓄看不了一場病；「房改是把口袋掏空」，好不容易分來的一套公房，本來已經分給居民的房屋又實行「買斷」，很多人為了買下現在居住的房子，把大部分儲蓄都掏出來了。
其實，現在官員們仍然能夠享受公房分配，或者用很低的價格住很高級的、面積很大的奢侈住宅，而普通的公務員、普通的工人、農民，就只能花高價買房子，所以對很多人來講，住房已經成了一個巨大的威脅，一家子怎麼樣辛苦一輩子，都不夠錢買一套很小的住宅了。這個「新三座大山」的出現本身就反映了從九十年代開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存在的根本問題，就是改革的正當性被政府採取的改革措施破壞了，換句話講，中國今天的改革越來越偏離民族的需要，國家的需要，社會的需要，越來越偏離大部分民眾的需要。那麼它符合誰的需要呢？符合這個統治集團的一小撮人的需要。改革被統治集團劫持，成了他們剝奪民眾的工具。
當走到這一步的時候,如何認識改革就成了一個幫助大家重新認識中國的一個關鍵。所以我個人認為，可以有這麼一個說法，就是八個字：認識改革，認識中國。因為在今天，改革神話在國內仍然存在，很多人還是覺得不能批評改革。其實，如果不能真正認識改革，實際上也無法真正認識中國為什麼存在一系列問題。還有，在目前的狀態下，中國可能向什麼方向移動，會出現什麼樣的結果，我想，這一切都離不開認識改革。這本書其實就是幫助讀者分析認識這些問題的。
中國在80年代推行的改革政策也就是趙紫陽時代改革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基本考慮到了社會不同群體的利益，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幹部的利益他都兼顧到，在政策上取一個比較平衡的做法，就是沒有哪一個利益群體在80年代的經濟改革中受到過明顯的傷害。90年代開始，這種平衡的秩序被打破，越來越多的政策借改革之名，行小集團利益之惠。如眼下中國坊間有「新叁座大山」之說——即醫療、高等教育和住房。也就是說這種改革給人帶來的負面作用超出了人們的承受能力。
就說現行的醫療制度改革，使原有的社會保障功能消失了，醫院收費大幅度提高，相當一部分人醫藥費得自負。醫院成為一個冷漠的收銀機而不再是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危急病人因沒錢而被醫院拒之門外的事時有發生。前不久看到一則新聞說四川一老漢把食物中毒的孫子急送醫院搶救，可醫院說還缺200元，老漢哀求醫院先搶救孩子不果，無奈只得放下孩子去籌錢，可回來時孩子已永遠的閉上了雙眼。這樣的醫院在今天的中國並不是獨此一家。醫療制度改革給人帶來的是健康和心理上的安全還是政府把責任推給了社會？憑由醫院把效益放在第一位，醫德被棄置一邊。
教改使各種名目的學校、高校、進修班、補習班猛增。聯合辦學成了許多大學創收的一個絕好途徑。高考成績幾分之差意味著幾萬元插班生的額外付出。望子成龍，使很多家長心甘情願地把子女送進各種大學去。殊不知有些「大學或學院」實乃苟合之所，先把學生招進來，收了錢再說，至於屆時能否拿到真正的文憑，那要看運氣如何。也就是說，曾許諾的畢業文憑到時候未必兌現。一年前，河南鄭州大學升達經貿管理學院發生學生抗議，4年來每年花一萬人民幣卻無法拿到學院原先應允的鄭州大學文憑，從而引發衝突事件。而且大學畢業生對就業的期望值因其投入高而上升，而中國的就業機會並未因高校的增加而呈上升之逝，就業洽談會人滿為患，擠破門檻，幾千人競爭一個職位的並非奇聞。畢業等於失業也逐漸被人認同。也就是說，「教改」與學生和家長的期待有很大差距，「象牙塔」也失去了往日的寧靜與純潔。
房改使職工好不容易分來的一套公房又實行所謂的「買斷」，很多人為了買下現在居住的房子，不僅要把大部分儲蓄都掏出來了，還得向銀行貸款。但這「買斷」的也就是50年的使用權。當然，這樣的改革只針對普通百姓。官員們仍然能夠享受公房分配，或者能夠「買到」價廉物美的豪華住宅。一直自稱與人民同甘共苦的黨政官員們自然也從中體味到此等「改革」的甜頭了。
所以，針對上述的改革，老百姓編了個民謠稱「醫改讓人提前送終，教改把二老逼瘋，房改把口袋掏空」來形象逼真地反映此種改革給普通百姓帶來的衝擊。
那麽，到底改革好還是不改好？如何來認識這個改革就成了大家重新認識中國的一個關鍵。我個人認為，只有認識什麽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才能認識今天的中國。因為在今天，改革神化在國內仍然存在，很多人還是覺得不能批評改革。實際上也無法真正認識中國為什麽存在一系列問題。還有，在目前的狀態下，中國可能向什麽方向移動，會出現什麽樣的結果，我想，這一切都離不開認識改革。這本書《中國改革的得與失》其實就是幫助讀者分析認識這些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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