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七月鬥爭劉賓雁的大會在《北京日報》社的四樓禮堂召開，他的同事戚學義為了表示抗議，就在開會的前一分鐘，縱身跳出窗外，摔死在麻線胡同的水泥地上。當時被劃為右派份子的唐錫陽雖然還留在《北京日報》社，但已沒有資格參加這個大會了。他的妻子鄭兆南也是《北京日報》記者，當時就在會場。也許出於憐憫，也許出於好奇，也許由於聯想到自己丈夫的命運，便趴在窗台上呆呆地望了一會兒，馬上被人告發了。《北京日報》社立即組織了一個批判她的大會，人們先聲嘶力竭地批判戚學義是「死反革命」，是「為右派份子殉葬」，是「干擾批判大會的醜惡表演」，是「敢於自殺，就敢於殺人的階級敵人」；接著就批判鄭兆南是「兔死狐悲」，「一丘之貉」，是「為右派份子唐錫陽哭喪」等等。
從唐錫陽被批判的那天起，夫妻之間就不敢互相交談甚麼了。這天夜裡她也只是抱著丈夫哭了半個晚上，含含糊糊、喃喃不斷地喊著：「我怕，我怕......」萬萬沒有想到在十年之後的「文化大革命」中，她含冤受屈而死於亂棍之下。據不完全統計：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九月末的四十天時間裏，僅北京市就打死一千七百多人，抄家三萬三千六百多戶，強迫遷走「地、富、反、壞、右」八千五百多人。
在北京五十二中被學生打死
貶到北京五十二中學的鄭兆南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這一天被學生押送回家，這些日子她被關押在學校裡，遭學生批鬥、毆打，頭髮被剪掉了，頭部有傷，渾身浮腫，人完全變了形；今天被送回家的她，滿身還貼著字條。押解鄭兆南的學生還野蠻抄了他們的家，房間被砸得面目全非，日用品、傢俱無一倖存。牆上也貼上「打倒右派份子鄭兆南」，「打倒反革命分子鄭兆南」的標語。
鄭兆南回家的頭一天晚上，還對唐錫陽說了一些話。說她開始只是在學校監督勞動，還沒有什麼。武鬥之風一起，該中學黨支部書記就被打得半死，用涼水噴醒來再打；一個地主婆在那裡被打死了。工作組挨批判後，鄭兆南也開始挨打了，她覺得被打死不如自己死了好。因此在一次被拉去遊街示眾時，企圖臥車自殺。這一下她被打得更厲害了，一連被打了三天。被木棍打，被鏈條抽。有的學生要她跪著爬，吃爛梨，結果得了痢疾。她請學生拿便盆，學生要她交兩塊錢，她的手錶也被學生拿走了。還有學生還要向她「借錢」。
由於她傷勢很重，眼看活不了，學校通知唐錫陽領回家。鄭兆南背上被打了一個大窟窿，肉爛了，傷口發黑。兩條腿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沒有一點好肉，腫得特別厲害，連男人的襪子也穿不進。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她開始吐血，送到街道醫院，街道醫院說治不了，要送大醫院；到了北京第六醫院，醫生不給看，說要和學校聯繫好了才能治病。最後，眼看不行了，醫生才要她躺下打針，一躺下便斷了氣，散了瞳孔，她就這樣死去了！她的學校決定火葬，並說「像鄭兆南這樣的人，不能留骨灰，家裡人也不必去火葬場」。
妻子死後和兩個女兒相依為命
鄭兆南死後遺下她的右派丈夫唐錫陽和兩個分別十二歲、六歲的女兒，繼續遭受著極大的苦難。唐在單位寫〈檢查交代〉到晚上十點，然後騎自行車，十點半到家，回家時孩子已經睡了；早晨四點半就得離家，趕在五點鐘去掃大街。走的時候孩子還沒有醒，他只好通過寫「日記」的方式指導女兒們如何生活，告訴她們要努力學習《毛主席語錄》，要鬥私批修，要節省花錢，要和鄰居小朋友搞好團結。
那時候發給他們父女的生活費每月只有四十五元人民幣，但唐先生還是讓她們買兩隻小雞養著，因為買不起玩具。可惜沒過兩天，小雞死了一隻，他看到另一只可憐的小雞孤單地叫著。出於喪妻的悲涼心情，他在日記中告訴女兒：「你們再買一隻，小雞應該有個伴。」
不久專政更嚴了，每星期只許週末回家。妹妹睡覺愛踢被子，姐姐睡得死沒法照顧妹妹，所以妹妹老感冒。他想了三個辦法讓她們安睡。兩個月後，唐錫陽轉到市委黨校搞運動，被專政的人員不許回家了。兩個女孩一切生活只好自理。
一九六九年「初中畢業生」的大女兒去了內蒙古農墾兵團，家裡只剩下妹妹了。小女兒最困難的是兩件事：一是一個人睡覺害怕，只有把一個簡裝的收音機放在枕邊。另一件事是鄰居的孩子們罵她是「狗崽子」，這給孩子心靈的創傷是深刻的。以後有好幾年她都不敢親切地叫聲「爸爸」，總是叫「你」或者什麼也不叫。唐先生說：「我那顆父親兼母親的心是什麼滋味，現在想起來都發顫......」
「她們剛剛失去母親，怎能再失去父親呢？說實在的，如果不是這兩個孩子，我早已自殺了十次。」「沒有自殺的自由」，這是唐先生在回答外國朋友「中國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最大痛苦是什麼」問題時的沉痛答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中國，自殺被認為是對抗、是自絕於黨和人民的反革命行為；自殺者及其家屬都要受到懲罰。自殺不遂固然得活受罪，醫院拒絕治療，或者治療中不採取止痛措施。自詡「毛主席大警衛員」的羅瑞卿跳樓未死，就被裝在籮筐裡，抬去接受批鬥。對自殺成功者也不會放過，同樣開批判大會；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的屍體上還給挂了塊「死反革命」的牌子。死者家屬則成「反革命家屬」，好比在額頭上烙了一個火印。這個辦法很厲害，一些人就寧肯自己受罪，也不願意遺害親屬。
今年是反右派運動五十週年，從去年以來，北京、上海、山東、四川、浙江等各地及海外健在的右派份子或其子女共一千多名發起簽名上書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提出徹底平反、作出物質和精神損失賠償等各項要求。目前這股追討賠償、追究責任、要求中共賠償的浪潮正方興未艾，我希望中共當局不要一方面對反右運動受難者的正義呼聲、正當要求裝聾作啞；一方面又動用包括專政工具在內的一切資源，對右派份子及其家屬軟硬兼施，實行新的迫害。
從唐錫陽被批判的那天起，夫妻之間就不敢互相交談甚麼了。這天夜裡她也只是抱著丈夫哭了半個晚上，含含糊糊、喃喃不斷地喊著：「我怕，我怕......」萬萬沒有想到在十年之後的「文化大革命」中，她含冤受屈而死於亂棍之下。據不完全統計：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九月末的四十天時間裏，僅北京市就打死一千七百多人，抄家三萬三千六百多戶，強迫遷走「地、富、反、壞、右」八千五百多人。
在北京五十二中被學生打死
貶到北京五十二中學的鄭兆南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這一天被學生押送回家，這些日子她被關押在學校裡，遭學生批鬥、毆打，頭髮被剪掉了，頭部有傷，渾身浮腫，人完全變了形；今天被送回家的她，滿身還貼著字條。押解鄭兆南的學生還野蠻抄了他們的家，房間被砸得面目全非，日用品、傢俱無一倖存。牆上也貼上「打倒右派份子鄭兆南」，「打倒反革命分子鄭兆南」的標語。
鄭兆南回家的頭一天晚上，還對唐錫陽說了一些話。說她開始只是在學校監督勞動，還沒有什麼。武鬥之風一起，該中學黨支部書記就被打得半死，用涼水噴醒來再打；一個地主婆在那裡被打死了。工作組挨批判後，鄭兆南也開始挨打了，她覺得被打死不如自己死了好。因此在一次被拉去遊街示眾時，企圖臥車自殺。這一下她被打得更厲害了，一連被打了三天。被木棍打，被鏈條抽。有的學生要她跪著爬，吃爛梨，結果得了痢疾。她請學生拿便盆，學生要她交兩塊錢，她的手錶也被學生拿走了。還有學生還要向她「借錢」。
由於她傷勢很重，眼看活不了，學校通知唐錫陽領回家。鄭兆南背上被打了一個大窟窿，肉爛了，傷口發黑。兩條腿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沒有一點好肉，腫得特別厲害，連男人的襪子也穿不進。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她開始吐血，送到街道醫院，街道醫院說治不了，要送大醫院；到了北京第六醫院，醫生不給看，說要和學校聯繫好了才能治病。最後，眼看不行了，醫生才要她躺下打針，一躺下便斷了氣，散了瞳孔，她就這樣死去了！她的學校決定火葬，並說「像鄭兆南這樣的人，不能留骨灰，家裡人也不必去火葬場」。
妻子死後和兩個女兒相依為命
鄭兆南死後遺下她的右派丈夫唐錫陽和兩個分別十二歲、六歲的女兒，繼續遭受著極大的苦難。唐在單位寫〈檢查交代〉到晚上十點，然後騎自行車，十點半到家，回家時孩子已經睡了；早晨四點半就得離家，趕在五點鐘去掃大街。走的時候孩子還沒有醒，他只好通過寫「日記」的方式指導女兒們如何生活，告訴她們要努力學習《毛主席語錄》，要鬥私批修，要節省花錢，要和鄰居小朋友搞好團結。
那時候發給他們父女的生活費每月只有四十五元人民幣，但唐先生還是讓她們買兩隻小雞養著，因為買不起玩具。可惜沒過兩天，小雞死了一隻，他看到另一只可憐的小雞孤單地叫著。出於喪妻的悲涼心情，他在日記中告訴女兒：「你們再買一隻，小雞應該有個伴。」
不久專政更嚴了，每星期只許週末回家。妹妹睡覺愛踢被子，姐姐睡得死沒法照顧妹妹，所以妹妹老感冒。他想了三個辦法讓她們安睡。兩個月後，唐錫陽轉到市委黨校搞運動，被專政的人員不許回家了。兩個女孩一切生活只好自理。
一九六九年「初中畢業生」的大女兒去了內蒙古農墾兵團，家裡只剩下妹妹了。小女兒最困難的是兩件事：一是一個人睡覺害怕，只有把一個簡裝的收音機放在枕邊。另一件事是鄰居的孩子們罵她是「狗崽子」，這給孩子心靈的創傷是深刻的。以後有好幾年她都不敢親切地叫聲「爸爸」，總是叫「你」或者什麼也不叫。唐先生說：「我那顆父親兼母親的心是什麼滋味，現在想起來都發顫......」
「她們剛剛失去母親，怎能再失去父親呢？說實在的，如果不是這兩個孩子，我早已自殺了十次。」「沒有自殺的自由」，這是唐先生在回答外國朋友「中國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最大痛苦是什麼」問題時的沉痛答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中國，自殺被認為是對抗、是自絕於黨和人民的反革命行為；自殺者及其家屬都要受到懲罰。自殺不遂固然得活受罪，醫院拒絕治療，或者治療中不採取止痛措施。自詡「毛主席大警衛員」的羅瑞卿跳樓未死，就被裝在籮筐裡，抬去接受批鬥。對自殺成功者也不會放過，同樣開批判大會；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的屍體上還給挂了塊「死反革命」的牌子。死者家屬則成「反革命家屬」，好比在額頭上烙了一個火印。這個辦法很厲害，一些人就寧肯自己受罪，也不願意遺害親屬。
今年是反右派運動五十週年，從去年以來，北京、上海、山東、四川、浙江等各地及海外健在的右派份子或其子女共一千多名發起簽名上書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提出徹底平反、作出物質和精神損失賠償等各項要求。目前這股追討賠償、追究責任、要求中共賠償的浪潮正方興未艾，我希望中共當局不要一方面對反右運動受難者的正義呼聲、正當要求裝聾作啞；一方面又動用包括專政工具在內的一切資源，對右派份子及其家屬軟硬兼施，實行新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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