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數字遊戲」
前幾年中國曾出現「文革」之後又一次神化毛澤東的鬧劇,其中有人還用數字來強化毛的「神聖」。比如說中南海警衛部隊的番號「8341」吧,有好事之徒就「考證」毛澤東誕生於1893年,1976年去世,其間正好是83年,而從1935年1月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實際領導地位」到1976年,毛「在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一直持續了41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種近於迷信的「考證」自然是無聊之極,不值一哂,但是,毛澤東與數字的關係倒還是個頗有意思的話題。就現在可見的官方和民間資料來看,我們無法得知毛澤東上學時數學課學得怎麼樣,但他後來喜歡用數字說明問題甚至處理事務的特點卻是很明顯的。這一點在1949年以後尤其突出,翻開1977年隆重推出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各種比例數字比比皆是。比如:在1951年的《鎮壓反革命必須打得穩,打得准,打得狠》一文中說「應執行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大約不過十分之一」;在1952年的《關於「三反」、「五反」的鬥爭》一文中斷定「在北京五萬工商戶中守法戶約佔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戶約佔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違法戶約佔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嚴重違法戶約佔百分之四左右,完全違法戶約佔百分之一左右」; 在1955年的《徵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一文中談到「農業合作化的進度」時規定1956年下半年「要求完成百分之七十五的農戶」入「初級社」,到1957年應有「佔農戶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入「高級社」;在1957年的《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一文中判斷「不贊成或者反對社會主義的是百分之十,其中堅持反社會主義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
毛澤東以數字處理國事最著名的是在1957年「反右派」中,當時他說全中國「現在知識份子有五百萬人」,其中「反對社會主義」的「右派」「是百分之十」,據此就「劃」了五十多萬「右派份子」。當時許多單位為了完成「毛主席、黨中央」下發的「反右任務」,就把「右派指標」分解到各部門,以致出現了開會「選右派」的荒誕場面,有些在「向黨提意見」的「整風運動」中一句話也沒說的人也被「光榮」地「選」成了「右派」。這五十多萬「右派」此後就成為中國的「賤民」,飽受精神和肉體的摧殘。
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所謂「三面紅旗」運動中,毛澤東對數字遊戲的痴迷達到了高潮,他提出許多「激動人心」的數字口號,像什麼「一天等於二十年」啦,「十五年超英趕美」啦,等等。他還親自決定1958年鋼產量指標為1070萬噸,比1957年實際產量535萬噸正好翻一番!這引發了全國性的「大煉鋼鐵」運動,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費,尤其是許多地方農村的壯勞力都被派去弄「土高爐」,地裡成熟的莊稼無人收割,大量腐爛,為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創造了條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各地也紛紛玩起了數字遊戲,畝產糧食幾千、幾萬甚至十幾萬的「高產衛星」接二連三「飛」上了「天」,好一派「社會主義高潮」,鬧出了人類史上空前的、讓中國人痛入骨髓的大笑話。
在毛澤東的數字化遊戲中,最符合「辯證法規律」的當屬「三七開」理論。就現在可見的資料看,這個「理論」最早似乎出現在1956年的《論十大關係》中,是用來評價斯大林的,說他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後來,它被移用來評價或總結毛澤東領導的某個政治運動或工作,「成績是主要的,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錯誤和成績三七開」,這幾乎成了毛澤東的口頭禪,成了毛式「辯證法」的鐵律。後來,毛澤東又把這「理論」進行了「發展」,總結出「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係」的「辯證理論」,進一步斷言他領導的工作中「成績」總是「九個指頭」,「缺點」總只是「一個指頭」。從此,不管在運動中發生多大偏差或問題,只要來個「三七開」或者談談「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係」就一切萬事大吉了:不論是「大躍進」造成多大損失,還是「三年」中餓死了多少人,或者是「文革」中天下多麼大亂,亦或是林彪事件給了毛多大打擊,毛澤東都如此對待。而上行下效,各省、市、區、縣、鄉、鎮乃至各基層單位幹部總結各自的工作時都會套用毛澤東的「三七開」或「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係」理論,頗有全國幹部皆「數字辯證」之概。
應該說,毛澤東喜歡在言談文章中使用數字,在一定情況下的確能增加具體、形象、生動之趣,本無可厚非,但如果「數字遊戲」玩過火了,玩成了不容批評、一貫正確的強辯,乃至玩到了對國家事務的處理中,其危害則大矣哉。國家經濟政治事務是錯綜複雜的,不是某個人用幾個數字就能涵蓋和處理的,在這方面,即使「英明偉大」如毛澤東者也概莫能外。後人讀歷史,也許會對那種「數字遊戲」感到好笑,但不知能否從那可笑中體會到我們國家和民族難掩的傷痛。
20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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