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黃禍與紅禍(２)

我到了加州，只覺得晴空萬里，可當一位女友領我去老人公寓看她父親時，老人家告訴我，他到了加州後，才體會到「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和「鶯歌燕舞」。我記得這都是中共的宣傳用語，但在中共的天下，年近七十的老人家作為醫生雖然不敢不擁護共產黨，但還是因講了幾句真話而被打成「四人幫的殘渣餘孽」坐了三年牢！他是到了美國才真正地嘗到瞭解放的滋味，才深感被中共欺騙了，因而十分反共，大讚《九評共產黨》。

在「解放區的天」下，我還結識了一系列的同代人，他們多和我一樣都是八十年代，在中共被迫打開國門後爭先恐後地到美國留學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生人。他們也像我一樣在嘗到了自由的甜頭後，就不願再接受中共的極權統治，即使難忘故土家園，也要想方設法地留在美國，其中之一還因此嫁給一個美國人，因為簽證要到期了。

而他們多半在獲得了居留權後，都幫忙把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辦到了美國，畢竟美國是移民國家。因此美國的華人越來越多，不用學英文，就能過日子。而這也讓美國華人不易認識和清除中共的「黨文化」，其中有個女同胞最令我驚訝。

我和她是在女友們借我在美之機搞的一個聚會上相撞的。三個女人就可唱一臺戲，那天坐了一桌（八個），可想而知有多熱鬧。我參加的各種聚會不少，但在德國多半都是只我一個華人，像這樣清一色的華人、清一色的中年知識女性是這次到美國後才經歷。

八個女人圍坐在一張擺滿食物的餐桌上七嘴八舌地暢所欲言，無話不談，包括黃色笑話，這也應該算是黃禍的一種表現。但我不反對別人講黃色笑話，畢竟這是我能躲得開的，而紅禍則不然，我想躲都無處可躲，所以只好硬著頭皮反紅（共），於是成了反共作家。

而在海外，反共是一種常態，只不過一般人不像我這麼旗幟鮮明。那天在坐的八人中就一個知道共產黨不好，卻還在為共產黨評功擺好，雖然她自稱信猶太教，要知道真正的猶太教徒無一不反共，因為任何宗教的真教徒都相信神的存在，而共產黨否認神的存在，所以真教徒必然反共。當我談到中共讓我們幾乎失去了受正統文化熏陶的機會時，她表示，她九歲就在父親的教導下學《論語》，我說這只能表明《論語》的巨大吸引力和她父親有膽識，畢竟這正是文革十年！而那位領我去看她父親的女友則告知，她父親在文革最激烈的時候還曾把她的名字改成了彤彤，因為她的原名有可能被人說成是在宣揚「慈悲為懷」的佛家思想，而「彤彤」則與中共的紅色宣傳步調一致。

八人中就這個自稱九歲學《論語》的同胞表示不能理解我反共，希望我要「中庸」。我回答曰，她既然從小學《論語》，就應該知道孔子誅少正卯的故事。我沒讀過《論語》，但我明白自古正邪不兩立，畢竟我讀過寓言《東郭先生》。

這位同胞雖然生活在美國，但她居然似乎不知道美國（民主國家）和大陸（極權國家）的區別，還說天下的烏鴉一般黑，在美國貧富懸殊也很大……難道她不知道在美國再窮的人都可以有尊嚴地活著，而在大陸再富的人，比如劉曉慶，都可能忽然被抓進監獄，在人權遭到踐踏的時候，也失去萬貫家財，就更別說像力虹這樣的獨立思想者了。

我雖然竭力想把我「六四」後上下求索得來的思想成果與大家分享，但她既然要固執己見，我能怎樣呢？她還反問我諸如「沒有了中共，中國怎麼辦？」之類的問題，我只能發楞，因為中共成立不到一百年，而中國的歷史有上下五千年，中共奪權後造成七、八千萬同胞死於非命，中共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政權都殘暴……而她居然會提這樣的問題！在坐的女友見我不能對答如流，要麼助我一把，要麼笑我沒口才，我則回答說，我只想讓人明白我的觀點和看法就行了，並不想去說服誰，畢竟我只是一名作家，而不是政客。

深夜，由開著英國車（Bentley）的女友送回住地後，主人問及我的經歷，我在講述過程中終於明白了為何中共現在允許自稱四歲學《論語》的於丹在中共的宣傳重鎮中央電視臺講授她的《〈論語〉心得》，因為她更不可能讀懂《論語》，只會像這位女同胞一樣藉口「中庸」，勸老百姓不要奮起反抗紅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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