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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後一位格格金默玉(組圖)

 2007-04-02 23:06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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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已經89歲了,但金默玉的生活習慣卻像前衛的藝術青年:凌晨六七點鐘才睡,下午兩三點鐘起床。「網球、籃球、高爾夫球的競賽都是夜裡頭演呀。」她笑咪咪地說,開朗得猶如孩童。

  那一刻,你很難相信,有著這樣笑容的老人,身後竟有如此坎坷的人生:她曾是末代皇帝溥儀的侄女、川島芳子的親妹妹,也曾是川菜館的老闆娘、靠打毛衣維持一家生計的家長;她留過洋、享過福,也坐過牢、吃過苦。而當這一切過去,她仍然可以說出:「喜怒哀樂這四個字,你那個哀跟那個怒啊,都應該擱到自己心裏,但是喜和樂,可以跟很多人來分享。」

  肅親王家的十七格格

  金默玉的父親是愛新覺羅·善耆,清朝八大世襲親王之一的第十世肅親王。肅親王有一個正妃、四個側妃,一共生有38個子女,其中21個兒子、17個女兒。年齡最小的四側妃,生了3個女兒:最大的叫顯,漢化姓名叫金璧輝,後來,她有了一個日本名字:川島芳子。而最小的就是在旅順出生的金默玉,滿族姓名為愛新覺羅·顯琦。

  金默玉沒有趕上肅王府的鼎盛年代。那時候北京有一句話:「恭王府的房子,豫王府的牆,肅王府的銀子用斗量。」1918年金默玉出生的時候,父親已經在東北流亡6年了。雖然是流亡,但王室的生活與作派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並沒有改變,規矩多多:「沒有了皇上和太后,祖宗的牌位還在,逢年過節,一定要拜祭;同族的親戚也還在,請安的時候,失了禮節,就成了大笑話。」說起現在的清宮戲,金默玉覺得可笑:「動不動就‘喳’、‘喳’,你‘扎’誰呢?那字兒念‘zhe’。」



金默玉年輕照片
  


  
肅親王家的十七格格

  女孩子的規矩更多。在宴會上,金默玉和姐姐們甚至不會去夾遠處的菜——那種不雅觀的事情通常由奶媽代勞,奶媽們會遞給她們一個小盤子,一樣菜夾一點在裡面。「這當然會吃不飽,但是不能流露出來——要堅持到回家去,由奶媽再給開小灶。」

  對於王府裡的各種規矩,金默玉的哥哥姐姐都無條件地遵守下來,但被哥哥姐姐們稱做「小不點」的金默玉卻想要更多的特權。王府的規矩,每個格格都有一個奶媽和一個「看媽媽」。格格出門,總需要奶媽或者「看媽媽」看著。金默玉去上學,奶媽也跟著她去。她硬是覺得彆扭,堅持不要,姐姐們因此叫她「革命兒」。

  剛滿19歲,金默玉就對未來有了自己的打算,她希望能成為一名四處採訪的女記者,或者歌唱演員。王府裡的長輩們被她的想法嚇壞了:一個王府格格,怎麼能出去拋頭露面做職業婦女呢? 但這個十七格格顯示出了和父親一樣的固執。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金默玉被迫中斷了在日本的學業回到北京。她終於瞞著家人找到一個職位:「在一家日本人開的公司當顧問,薪水很高,又不用坐班。」從小嬌寵的她也不懂得上班要準時,「有一天我到公司去,看見大家從樓梯上下來。我想大家是去打防疫針,那時候經常會打各種防疫針。我就和他們打招呼:你們是打針去麼?他們都笑:金小姐,現在是下午5點鐘,我們下班了。」

  那時,習慣於花錢的她,薪水還沒發下來,就被她預支光了。親戚朋友們上公司來買東西,一律挂她賬上;女同事們下班了,她請她們去吃西餐。到了月底一算,她反而欠公司的錢。那時,她根本不知道,有一天,她要靠打毛衣來維持一家9口的生計;有一天,她一個月只能拿到19塊5角錢,吃一碗麵,都要在心裏飛快地算計。

  賒賬成了每天的必修課

  1949年,金默玉看到瞭解放軍進城。進城的那一天,在租來的東單四合院外面,她靠著磚牆,看一隊隊士兵從街上走過去,她也想要當一個街道積極份子,跟著大家拿著玻璃瓶和竹夾子,到各家廁所去,翻開磚頭,挖出磚頭下的蛹。

  哥哥們早就離開了北京城,但她沒有跟著去。她覺得「男人們都太不成器」。父親把兒子們都送到國外,他們讀的是國外最好的軍事院校。在金默玉看來,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軍事院校裡只學到了一身大爺脾氣,有幾位哥哥還抽上了大煙。

  肅親王的產業在這些哥哥們手中敗落下來,東四十四條的房產、旅順的房產、大連的房產都一點一點被變賣了。他們把賣房子的事情托給川島芳子的養父川島浪速,這個日本人卻私吞了一半財產。到1949年哥哥們去了香港,留給金默玉的全部財產就100塊錢。這100塊錢要餵養9張嘴:大哥的4個孩子、二哥的兩個孩子,還有大哥的老保姆和保姆的女兒,而她尚未結婚、沒有社會經驗也沒有生活經驗。

為了維持生計,金默玉開始變賣家中的物品:鋼琴、地毯、沙發、皮大衣、留聲機……由於根本不懂市價,一大堆皮衣她用不到一件衣服的價錢就全給賣了。昔日的十七格格還織起了毛衣出售,3天織1件,但仍不夠一家人的買菜錢。此後,她還開過洗衣坊,用上好的肥皂,一個月下來,買肥皂的錢比掙的還多。賒賬成了每天的必修課,胡同口雜貨鋪的老太太看到她就追著問:「錢什麼時候給啊?」

  這樣的日子一直熬到1952年,金默玉開起了飯店。「那年哥哥到了日本,給我和6個孩子寄回了一筆生活費,斟酌再三,我在自家院子裡開了間西餐廳,結果沒人上門。」後來金默玉改開四川飯館,「北京當時有40萬四川人,這家四川飯館一下子火了起來。雖然沒賺多少錢,但至少吃穿不再發愁了」。兩年後,飯店被公私合營,她成為中央編譯局的一名職員,每月拿60元工資。金默玉回到家裡,開心得哼起了小曲。

  人生兩次最正確的選擇

  1954年,36歲的金默玉結婚了。「大喜那天,旗袍是借來的,請帖是丈夫馬萬里親自用毛筆寫的。」金默玉說,「那一天,看著大紅的喜帖,我忽然感慨,怎麼這麼就把自己嫁出去了!」要是在過去,她或許早已像姐姐們一樣,嫁給了某位蒙古王爺。她們是滿蒙聯姻的重要工具,不過,金默玉從小就和她們不一樣。在北京的時候,她拒絕了家裡人的提親,衝著他們喊:「我的事,你們誰都不要管!」這樣的婚禮,或許潦草了些,卻是她自己選擇的。

  丈夫馬萬里是當時國內極負盛名的花鳥畫家,他曾有過兩次婚姻,第一個妻子難產而死;第二個妻子因感情不合與他離婚。遇到金默玉時,馬萬里還住在女兒家裡,女兒家很小,連睡覺的地方都沒有,更別提畫畫了,他也因此心灰意冷,一意自殺。金默玉的出現讓他重新有了作畫的地方,也有了一個家。但沒想到,風暴那麼快就到來了。

  1958年2月,離當年的春節還有5天,金默玉突然從家中被帶走,開始了她15年的牢獄生活。唯一的罪名,就是她的出身:「肅親王的女兒,特務川島芳子的妹妹,在那個年代,這足以讓我致命。」為了不連累丈夫,監獄中的金默玉申請了離婚,她決定獨自度過漫長的刑期。1973年,刑滿釋放的金默玉來到天津茶澱農場,成為一名農場工人。

  在天津茶澱農場,金默玉用比她還高的大鐵鍬費力地挖著蘋果樹下的凍土,手掌流血了,但她不作聲。「我知道我和別人不一樣,別人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我是封建貴族階級的小姐,的妹妹。」

  此時,一位講北方話的上海人,闖進了金默玉的生活。他將一把自製的小鐵鍬、一本日語版的《人民中國》,送給了手掌流著血的金默玉。金默玉很快答應了他的求婚,因為她希望能在農場裡分到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她厭惡身邊的那些女勞改犯,「她們中有人曾是舞女,每天早上起來要喝幾大杯酒,用別人聽不懂的話喃喃地咒罵;有人用紅紙把嘴染得通紅,游手好閑。」

  「你不後悔當年沒和哥哥們一起走?那就不會有後來的事情了。」記者問金默玉。

  金默玉卻說,她這一生做過的最正確的事有兩件,一是沒有去香港,一是在監獄中沒有陷害過任何一個好人。「在日本讀書的時候,我的家庭教師告訴我,高尚不是別人笑的時候你不笑,它是一種品德。高尚的人,一年中必須找一天閉門思過,想想有沒有做什麼對不起人的事情。你認為正確的,就堅持到底,不要管別人怎麼想。」

  生平只求過一次人

  1976年,跟丈夫回上海探親時,金默玉病倒了。X光片顯示,她的脊椎有9節都壞了,病歷上寫著「脊椎骨質增生、骨髓炎、腰肌勞損」。農場給她辦了病退,每月工資降至19元2角,「連吸菸的錢都不夠」,何況還要給婆婆寄錢。吸菸,是金默玉在監獄裡養成的習慣,「腰疼得受不了,或者累得撐不住,我就吸菸,後來一天能吸一包。」

  生平第一次,金默玉想到了求人。按照她的性子,她是死也不求人的。在監獄,腰疼得拿不起放在地上的鋪蓋,就用腳去移;沒有梳子,就用牙刷把頭一點一點地刷過去;衣服破得沒有替換,就用碎布在上面縫出小花來;無論處境如何,外表一定要整整齊齊。

  曾經在肅王府侍奉的保姆拉著她掉眼淚:「格格,您這是從天上摔到地下了!」金默玉大笑:「這不是還沒摔死麼!」曾有一位在美國的侄孫女,苦苦請求這位姑奶奶住到自己家裡去,可她就是不去。「我不願意麻煩他們。」但在1979年,她寫了生平第一封求人的信,收信人是鄧小平。

  在信裡,金默玉不是要求平反,而是要求一份工作,她還記得信裡的內容:「我如今已經幹不了體力勞動了,但是還幹得了腦力勞動,請給我工作。」信回得很快。告別北京40年後,金默玉終於成為北京街頭市民中最普通的一分子。

  之後的十幾年,她有了收穫。

  金默玉一直就想辦一所學校。1992年初,金默玉與丈夫將家中所有的存款全部拿出來,購買了書桌、教材等學習用品,開辦了「愛心兒童日語班」。「愛心」暗喻「愛新」,表明她是愛新覺羅家族中的一員,又表明她在晚年為培養兒童的日語能力而奉獻自己的愛心。


  為了把「班」辦成學校,從1993年起,金默玉在日本和北京之間奔波了數年,動用了同學、朋友、親戚等一切關係,四處演講,終於籌足了辦學經費。1996年5月,位於河北廊坊市開發區的愛心日語培訓學校正式掛牌。據有關部門確認,該校是當時國內設施最齊全的民辦日語專修學校。

  上世紀90年代後期,正是在這所學校的基礎上,建起了廊坊東方大學城。在晚年,她終於在廊坊有了一套完全用自己掙來的錢買下的房子。鄰居們都知道這是個了不得的老太太。

  然而,金默玉卻不覺得自己的一生有什麼特殊。「有時候想想,我這一生,到底干了點什麼呢?」她嘆息著,看著手中的照片。照片上,14歲的她穿著白色的衣裙,像男孩子一樣頑皮地微笑著。「那時候,我可淘氣著呢。」她說,唇邊泛起一個與當年一模一樣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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