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途: 血淚的控訴(五)

1965年是表叔服刑的最後一年,12月25日,他懷著對自由的渴望,告別了勞教加勞改的最後一個矽砂礦,回到了闊別十六年的老家。

打成右派時,孩子不到一歲,回來時候孩子已經九歲了,讀小學三年級,他不認識自己的爸爸。表嬸因受牽連,被妄加上「為右派份子翻案的罪名」,鬥個沒完沒了,最後給了個「開除公職留用察看,工資每月降為三十元」的處分。表叔回家,其實出生的老家也無家可歸,妻子工作單位的新家也沒了家可去,只好打算暫棲岳母娘家——縣城關鎮。誰能想到,第二天上午——他們僅僅相聚十八個小時,公安局來人通知:不得在縣城繼續停留,務必於今日返回原籍。

上午八時,表叔肩挑一床勞改回來的破絮和一小小箱子,身無半文,步行三十多公里,一天不曾吃飯,直到下午五時才回到生他養他的老家。

這裡的每一寸土地都曾有過他的足跡,如今卻十分陌生,就連他自己住過的家也找不到了。經過大躍進的「洗禮」村裡一株千年大樟樹,有五人合圍那麼大,是村民夏天歇息和聚會的好地方,被砍倒了煉了鋼鐵。為搞村莊化,一些老式住宅被推倒,到處斷牆殘壁。圍牆「三光」,大地黃土朝天,農民沒了柴燒,連山上草根也挖回家燒了。「五風」那年,六十多戶人家的村莊餓死四十多口。家鄉本是個窮山溝,經過幾年的折騰,滿目淒然,而貼在農戶大門口的,門聯是:綠水青山,豐衣足食。

三十歲以下的人都不認識表叔。有位小姑娘,約五六歲,她把表叔領進自己的家,原來是他的小侄女。母親1957年離開了人世,老父貧病交加,身軀佝僂,步履艱難,回家後不久就去世了。表叔借來一隻飯碗和一雙筷子,從大隊(那時是公社大隊)預支了三十斤稻穀,住在老父留下的唯一財產—— 一間土窩窩裡,倒覺得蠻幸福的。

然而沒有「自在」幾天,一場更大浩劫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不但連表叔這個「老右」難以倖免,就是他的妻子、孩子都被捲如成為「革命」的對象。

表嬸被單位圈定為「翻案犯」,給他製作了一頂用白紙紮的高帽子,足有一米多高,上書「翻案犯X X」五個大字,通知她第二天戴高帽、挂黑牌、剃陰陽頭(將頭髮剃去半邊)遊街示眾。這種羞辱式的「革命」,不要說對一個自珍自愛的女人,就是對一個真正的壞女人來說,簡直比綁赴刑場執行槍決還要難於接受。

她什麼也顧不得,抄近路一口氣往縣城跑到檢察院,請求檢察長收留並給予保護。檢察長聽了她的要求後,面帶難色的說:「老同志啊,難啦,我現在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我們無權把你留下來加以保護啊!」表嬸失望了,帶著十分沈重的心情離開了檢察院,來到了濁浪翻騰的東湖湖畔,心想一死了之。這時她突然記起丈夫常常哼起一首詩:「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倘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她決心活下去,於是橫下一條心,三十六計走為上,頂著黑夜的恐怖和面臨歹徒加害的危險,朝東方——丈夫的土窩窩直奔而去。

她一口氣走了20多公里,來到一個叫白水的小鎮,肚子餓極了,身上沒有錢買吃的,人也極度疲乏,想住旅社也無錢住不了,況且神色倉皇,沒帶任何證件,人家抓住說不定會當成流竄犯。表嬸沿著鐵路,繼續摸黑往土窩窩方向走去。還有二十多里山路,那天晚上天氣突變,狂風大作,翻滾的黑雲,宛如一隻從天而降的怪獸,張著血盆大口,像要吞噬一切似的。表嬸從小到大,從來沒有一個人走過這可怕的夜路,全身的衣服被汗水浸透,冷風一吹,全身起著雞皮疙瘩。夜深人靜,村子裡的狗,從屋場裡竄出來追著叫,追著咬。這一晚表嬸每根神經都繃得緊緊的,全神貫注的摸著山間小路往東走了八十多里,直到清晨五時才到丈夫的土窩窩,這恐怕是一個「徹底的革命者」和一個大男人也難有如此能耐的。

正當表嬸慶幸自己逃過此難不到一天,第二天縣城的一群造反派就氣勢洶洶的趕到了表叔家,要表叔交人帶回單位批鬥。正好大隊民兵營長趕了過來,問明情況後,義正詞嚴的對造反派說:「就地鬧革命是原則,人在此地就由我們處理,你們趕快回去鬧革命,誰敢在這裡動武,我叫你們有去無回。」造反派見狀立即軟了下來,灰溜溜的回去了。其實大家心裏清楚,民兵營長是在保護好人。
本文留言

作者華途相關文章


近期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