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西方知識名流的傳記越多，就越會產生這樣的印象：大凡喜歡唱高調的左派知識人，都有偏執、朦昧、不負責任的一面，法國的羅曼•羅蘭、薩特如此，英國的蕭伯納、韋伯夫婦亦如此。
最近，讀了法國著名思想家貝爾納•亨利•雷威的《自由的冒險歷程——法國知識份子歷史之我見》（曼玲 張放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作為昔日的左翼青年和毛主義者、如今的法國著名思想家的雷威在本書中反思20世紀西方左派知識份子的政治介入，他的結論是：「這個知識份子的歷史也是20世紀的歷史。一個世紀的瘋狂，一個世紀的動亂。」「他們的積極介入經常是盲目的，他們的迷途往往是犯罪的。」「信仰共產主義的法國知識份子的錯誤在於把布爾什維克革命看作新曙光。他們當中一些人認為，法國革命以一種新形式在繼續俄國的革命；另一些人則著迷於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的苦行主義；而第三種人唸唸不忘對純潔性的瘋狂追求，我認為這種瘋狂追求正是20世紀的大患。」（譯序）
此書記錄了西方左翼知識份子的許多政治趣聞，比如，著名畫家畢加索為斯大林畫肖像事件，今天可以當作政治笑話來讀。
在這些左派知識份子中，天才畫家畢加索屬於左派中的另類。他是個令人困惑的存在，在繪畫上，他創造了大膽而怪誕的視覺語言和變化多端的畫風；在生活中，他具有典型的資產階級屬性，私生活放蕩而不負責任。這一切，幾乎沒有哪一點能與共產主義的價值相容，但他卻具有法國共產黨黨員的紅色身份。
在政治上，畢加索早年傾向「無政府主義」，中年轉向左傾，與法國共產黨的關係極為密切，對斯大林的蘇聯充滿敬意。經由左派知識份子、著名詩人阿拉貢的介紹，畢加索於1944年加入法國共產黨，1949年為世界和平大會作宣傳畫《和平鴿》。然而，他對紅色蘇聯的傾心，並沒有換來蘇共的認同，蘇聯的意識形態當局並不讚同他的先鋒藝術。為此，他還專門寫過一則聲明，闡述了自己的藝術動機，為自己的繪畫風格辯護。
1953年，達到聲譽高峰的斯大林死了，全世界的共產黨因失去了領袖而悲痛，一向緊跟蘇共的法國共產黨更是如喪考妣，全黨哀悼，每個法共精英都前去悼念、致哀和流淚。阿拉貢既是超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也是法共的精英，他當時擔任左派喉舌《法國文學報》的社長。《法國文學報》馬上向斯大林和蘇共致哀，並負責組織法共的悼念活動。他要求畢加索為斯大林畫肖像，用於《法國文學報》悼念專刊的封面。
畢加索是現代派畫家，對西方現代繪畫中的「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抽象主義」和「立體主義」諸流派，皆有開拓性貢獻。他最擅於怪誕而詭異的變形，即便是按照黨的要求為斯大林畫肖像，他仍然難改一貫的繪畫風格。他在接到阿拉貢下達的政治任務後，就以極快的速度畫了一幅斯大林肖像。像他所有的畫作一樣，這是一副半虛幻、半立體的肖像畫。他用很重的筆調畫嘴唇，兩頰的色調也很豐滿，一對變形的大眼睛佔去大半個畫面，一縷頭髮似乎是用劣質木炭匆忙塗抹而成。
畢加索筆下的斯大林肖像，酷似其名畫《阿維尼翁少女》中的某個人物，離全世界共產黨心中的偉光正形象，實在相距太遠，頓時引發出共產黨人的強烈憤怒。特別是在緊跟蘇共的法共內部，更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在那些崇拜斯大林的共產黨員們眼中，斯大林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天才和最高領袖，決不會如此醜陋。由此爆發了一場對畢加索的聲討，對畢加索的憤怒也波及到阿拉貢，他遭到黨組織的嚴厲批評和黨內同志的強烈譴責。共產黨員們將此事件稱為法共的大醜聞，他們高喊：褻瀆了偉大領袖，卑鄙無恥！甚至，差點釀成法共內部的一場危機。
雷威對「畢加索－斯大林肖像畫事件」評論道：「即將動搖整個法共機器內部的事件裡（聲討阿拉貢！聲討畢加索！知識份子惡棍竟敢觸犯圖騰形象！），人們總會看到一種文化朦昧主義的證明，——阿拉貢的膽大妄為已表明其持久存在。」P251）
對畢加索的斯大林肖像還有另一種解釋。這種解釋認為，畢加索不是正統畫家，對共產主義的領袖也缺乏深入的瞭解，所以，他的創作態度不夠嚴肅。據說，畢加索只用了五分鐘，就完成了斯大林肖像，畫得太快、太輕率，所以，畫壞了，並不值得大驚小怪。
雷威認為，左派知識份子為了政治理想而無視真理，對於他們眼中的理想國家犯下的罪惡熟視無睹或為之辯護，希望今天的西方知識界能夠汲取這一世紀教訓，他說：「我們現在似乎正在走出來的極權專制的意志類型，與之共存的某種文學的‘調調’，我不知道是否應以野蠻、恐怖主義、初期的紅色高棉的砍頭殺手來形容這個‘調調’，但是，無論如何，它曾幾乎是20世紀這些知識份子的主題。」(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最近，讀了法國著名思想家貝爾納•亨利•雷威的《自由的冒險歷程——法國知識份子歷史之我見》（曼玲 張放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作為昔日的左翼青年和毛主義者、如今的法國著名思想家的雷威在本書中反思20世紀西方左派知識份子的政治介入，他的結論是：「這個知識份子的歷史也是20世紀的歷史。一個世紀的瘋狂，一個世紀的動亂。」「他們的積極介入經常是盲目的，他們的迷途往往是犯罪的。」「信仰共產主義的法國知識份子的錯誤在於把布爾什維克革命看作新曙光。他們當中一些人認為，法國革命以一種新形式在繼續俄國的革命；另一些人則著迷於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的苦行主義；而第三種人唸唸不忘對純潔性的瘋狂追求，我認為這種瘋狂追求正是20世紀的大患。」（譯序）
此書記錄了西方左翼知識份子的許多政治趣聞，比如，著名畫家畢加索為斯大林畫肖像事件，今天可以當作政治笑話來讀。
在這些左派知識份子中，天才畫家畢加索屬於左派中的另類。他是個令人困惑的存在，在繪畫上，他創造了大膽而怪誕的視覺語言和變化多端的畫風；在生活中，他具有典型的資產階級屬性，私生活放蕩而不負責任。這一切，幾乎沒有哪一點能與共產主義的價值相容，但他卻具有法國共產黨黨員的紅色身份。
在政治上，畢加索早年傾向「無政府主義」，中年轉向左傾，與法國共產黨的關係極為密切，對斯大林的蘇聯充滿敬意。經由左派知識份子、著名詩人阿拉貢的介紹，畢加索於1944年加入法國共產黨，1949年為世界和平大會作宣傳畫《和平鴿》。然而，他對紅色蘇聯的傾心，並沒有換來蘇共的認同，蘇聯的意識形態當局並不讚同他的先鋒藝術。為此，他還專門寫過一則聲明，闡述了自己的藝術動機，為自己的繪畫風格辯護。
1953年，達到聲譽高峰的斯大林死了，全世界的共產黨因失去了領袖而悲痛，一向緊跟蘇共的法國共產黨更是如喪考妣，全黨哀悼，每個法共精英都前去悼念、致哀和流淚。阿拉貢既是超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也是法共的精英，他當時擔任左派喉舌《法國文學報》的社長。《法國文學報》馬上向斯大林和蘇共致哀，並負責組織法共的悼念活動。他要求畢加索為斯大林畫肖像，用於《法國文學報》悼念專刊的封面。
畢加索是現代派畫家，對西方現代繪畫中的「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抽象主義」和「立體主義」諸流派，皆有開拓性貢獻。他最擅於怪誕而詭異的變形，即便是按照黨的要求為斯大林畫肖像，他仍然難改一貫的繪畫風格。他在接到阿拉貢下達的政治任務後，就以極快的速度畫了一幅斯大林肖像。像他所有的畫作一樣，這是一副半虛幻、半立體的肖像畫。他用很重的筆調畫嘴唇，兩頰的色調也很豐滿，一對變形的大眼睛佔去大半個畫面，一縷頭髮似乎是用劣質木炭匆忙塗抹而成。
畢加索筆下的斯大林肖像，酷似其名畫《阿維尼翁少女》中的某個人物，離全世界共產黨心中的偉光正形象，實在相距太遠，頓時引發出共產黨人的強烈憤怒。特別是在緊跟蘇共的法共內部，更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在那些崇拜斯大林的共產黨員們眼中，斯大林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天才和最高領袖，決不會如此醜陋。由此爆發了一場對畢加索的聲討，對畢加索的憤怒也波及到阿拉貢，他遭到黨組織的嚴厲批評和黨內同志的強烈譴責。共產黨員們將此事件稱為法共的大醜聞，他們高喊：褻瀆了偉大領袖，卑鄙無恥！甚至，差點釀成法共內部的一場危機。
雷威對「畢加索－斯大林肖像畫事件」評論道：「即將動搖整個法共機器內部的事件裡（聲討阿拉貢！聲討畢加索！知識份子惡棍竟敢觸犯圖騰形象！），人們總會看到一種文化朦昧主義的證明，——阿拉貢的膽大妄為已表明其持久存在。」P251）
對畢加索的斯大林肖像還有另一種解釋。這種解釋認為，畢加索不是正統畫家，對共產主義的領袖也缺乏深入的瞭解，所以，他的創作態度不夠嚴肅。據說，畢加索只用了五分鐘，就完成了斯大林肖像，畫得太快、太輕率，所以，畫壞了，並不值得大驚小怪。
雷威認為，左派知識份子為了政治理想而無視真理，對於他們眼中的理想國家犯下的罪惡熟視無睹或為之辯護，希望今天的西方知識界能夠汲取這一世紀教訓，他說：「我們現在似乎正在走出來的極權專制的意志類型，與之共存的某種文學的‘調調’，我不知道是否應以野蠻、恐怖主義、初期的紅色高棉的砍頭殺手來形容這個‘調調’，但是，無論如何，它曾幾乎是20世紀這些知識份子的主題。」(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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