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七拉老虎

王老七何許人也?王澤仁是也。王澤仁行七,朋友們隱去了他的真名,只叫他「王老七」,所以後來認識他的人也只叫他「王老七」,而不知他的真名,更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

那年月講階級鬥爭,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提起家事諱莫如深。我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在重慶北碚勞教所與王澤仁同隊改造相識的。當時只知道他和我一樣是因為右派問題被機關開除送勞教的,卻不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革命軍上將司令、國民政府陪都(重慶)衛戍司令、四川省國民政府主席王瓚緒的兒子。

1949年12月9日,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宣布起義後,王瓚緒收到朱德總司令勸其棄暗投明的信,就自行取消了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兼西南遊擊第二路總司令職務,成立了成都市治安保衛總司令部,自任司令,並於12月14日通電宣布起義,於是成都和平解放,人民免受戰火之災。這是王瓚緒為成都立下的一功。1950年元月,王瓚緒又解除了成都市治安保衛總司令部職銜,將部隊和武器移交給以賀龍、李井泉為首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軍事管制委員會。四川解放後,王瓚緒曾被安排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參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四川省政協委員。可能因為官當得沒有劉文輝、鄧錫侯等起義將領大,所以一直謝絕工作。直到1957年在深圳越境被抓後,1960年11月死於獄中。但他這一舉動禍及親屬,王澤仁因之被劃為右派。

1969年底,大陸的「文化大革命」進入第4個年頭,重慶的武鬥漸近平息,為了騰出地方收押打、砸、搶、抄分子,北碚勞教所奉命把我們這些已改造了十年,已「基本改好」的右派份子「清放」回家。於是,王澤仁和我這個原財政廳幹部右派、原省公安蘭球「保衛」隊前衛彭雅谷、原成都市法院法官賴琦、原成都公安干警劉紹賓和易永康等十餘人回到了成都。但那時候工廠停產,工地停工,連「大三線」下馬回來的普通民眾都難找到工作,何況我們這些屁股上有點點的「黑五類」。

幸好,我們這些人在成都土生土長,家鄉人經過「文革」洗禮,有些醒悟,不再恨「階級敵人」,還暗中同情和幫助。那時候有一種許多人都不願幹的苦活,相對而言比較好找,這就是拉架架車。因為武鬥給城市擺了很多爛攤子:垮塌的房屋要修復、挖斷的道路要填平、堵塞的陰溝要疏通。加之老百姓維持生存的米、面、油、鹽、炭圓、蜂窩煤……要運送,所以架架車這一行當從來就沒有停歇過。哪怕是冒著武鬥的槍林彈雨,也有人去幹。當然,這種從血盆抓飯吃、在死亡線上求生存的事,工程下馬遣返回家的人不干,沒有去「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年輕人也不干,那就只有留給我們這些「兩勞」過的、公安「集訓」過的,或交「群眾管制」的人了。也算是政府給我們這些人的「出路」。據我當時估算:在成都拉架架車的這類人約5000多。除了從北碚勞教所回來的我們這十多個人外,還有廣元榮山勞改煤礦、永川新勝勞改茶場、峨邊沙坪勞改茶場,以及雷馬屏勞改農場的什麼糜檢察官、魏記者、殷詩人、陳刑警、覃大學、張科長、駱股長等等。

我們從北碚回來的多在前賴法官的麾下拉架架車。他人緣好,關係廣,辦法多,總能攬到活干,總能找到地方開發票。當然,這也得大家出點兒血——拿出部分收入去賄賂街道勞動服務站開發票的和給我們活干的人。

不過,儘管夏天中午頂著酷暑,冬日清晨冒著嚴寒,付出辛勞換得的報酬還算可觀,大約平均每月有五六十元收入,比我當幹部時還多,但含金量少,因為糧油副食品不夠,還要花錢買糧票、肉票、油票和工業票。

那時候,我們沒有時間聽廣播、看報紙,只能從其他拉車人那裡得到些小道消息:如像「蘇聯老大哥與我們爭寶島」,我以為是蘇聯要佔領我們的臺灣,後來才知道是中蘇兩國軍隊在黑龍江的珍寶島發生了戰鬥;又譬如說「黑光頭兒搞了個合唱團」,原來是我們報上指責赫魯曉夫搞反華大合唱;再譬如說「林彪差孔老二兩千多元」,實則是「差兩千多年」等等。當我們把這些真實情況弄清楚後,讓我們忍俊不禁,開懷大笑。所以我們的精神生活是充實的。

但是好景不常,成都東、西兩個城區對集體運輸組織進行了整頓:凡是沒有行業管理或街道辦事處領導的架架車,一律不得從事搬運工作,正規合法的運輸組織不得給「打野」 的開發票。這麼一來,又把政府給這些人的「出路」給堵住了。這些人只好與戴紅袖套的土警察玩起「敵進我退」的游擊戰術,到汽車站和火車站拉那些不要票據的旅客的行李。

有一天,王老七與另外一個同夥在火車北站西側去洞子口的岔道「打野」,被兩個戴紅袖套的人叫住,以為是抓地下黑運輸的,怕沒收他們的架架車,連忙拖起車就跑。那兩人高聲叫道:不要跑嘛!是喊你們拉東西。王老七一聽駐了足,心想:這幾天風聲緊,不敢到站前廣場去攬生意,已經兩天沒有收入了,或許這兩個人不是哄他們的,於是半信半疑返回來跟著兩個戴紅袖套的人往火車站後面走去。他們從鐵路員工的通勤道進了站,到了第3號站臺,那個戴袖套的中年男子對王澤仁說:就是前面那兩個鐵籠子,你們一人拉一個,拉到百花潭動物園裡。這時,王老七和他的同夥走近兩個鐵籠子,才發現兩個鋼筋焊接的籠子裡關著兩隻活老虎,一雄一雌,著著實實嚇了一跳。本想不拉,又已經進了站,且報酬豐厚:每人8元錢運費,相當於他們平時4天掙的錢,並且不要運費發票,就答應了。他們在那兩人的幫助下,用抬槓將鐵籠子抬到架架車上,長短寬窄都正合適。於是就用粗鐵絲和粗繩捆好鐵籠上路了……。他們從軍供站繞過站前廣場,到了人民北路鐵路職工俱樂部,恰逢一群看完電影的青年學生出場,把兩個架架車團團圍住看稀奇。王老七拉的是一隻雌性虎,性情暴烈。民間不是把罵街的潑婦比喻成「母老虎」嗎?此時有個調皮而又大膽的男孩,竟用滾鐵環的粗鉛絲鉤子去捅母老虎的屁股。那母虎被這一惡劣行為激怒了,想調過頭去扑那壞蛋,但因籠子狹窄,轉不過身,氣得暴跳如雷,把捆籠子的鐵絲和麻繩也掙鬆了,鐵籠的重心後移,架架車的前槓上翹,王老七的雙腳離地……那群孩子哈哈大笑,覺得好玩,又到前面去逗老虎,母虎又向前扑,於是鐵籠的重心前滑,架架車的前槓又把王老七壓在地上,碰得鼻青臉腫。當王老七從地上爬起來重新扭緊鐵絲,捆好麻繩,調整架架車前後重心時,又被母虎抓破鐵網的爪子劃了一下,背上的衣服被劃破,殷紅的鮮血流了出來……。

幸好,兩個雇他們拉老虎的人發現架架車沒有跟上他們騎的自行車,才回過頭來趕走那些淘氣的孩子,又買來油布遮住老虎,才給王老七二人解了危。

如今王老七已年過七旬,提起30多年前那段拉老虎的經歷還耿耿於懷:一個國民黨起義將領的兒子,以拉架架車賣苦力為生,卻被逼得東躲西藏;一個有作為的知識份子弄得去拉老虎,這就是毛澤東時代的真實情況。可是至今還有人懷念那個時代,多麼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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