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河記(二)

 

「人民公社」解體後，一些善於種植與經營、勞動力強的農民家庭開始有一些收入，零星的出現了年收入「萬元戶」。但隨著農產品價格長期低廉和農業生產物資價格上漲，農民虧損越來越嚴重。圖為一養雞專業戶在收雞蛋。(Getty Images)

第1章 過河圖 第1節 摸著石頭過河

1979年，正值中國的第一代領導人過世、鄧小平推翻毛澤東扶植的領導人華國鋒穩坐第一把交椅之後。此時中國的政府財政十分緊張，人民生活困苦，整個社會物資極度匱乏，相當一部分人口處於不同程度的飢餓狀態。

我家裡的情況很代表那時的城市普通居民。在四川的一個小城裡，我父母都是社會主義的領導階級—工人，但是一家人分配到的糧票不夠填飽肚子。六十年代後半期到七十年代，母親想盡辦法讓我們吃飽。我自小不挑食，媽媽只給白薯，也可以過一餐。媽媽覺得虧待孩子，過意不去，現在提到這些事時，還帶著感激的心情誇獎我「什麼都能吃」。那時，我們家經常吃的食物是棒子面粥加醬油。

不僅糧食，燃料也是我們家的難題。七十年代，我上小學時就學會在媽媽上班的工廠的垃圾堆上拾煤核、到城郊叉樹葉，用來煮飯。煤炭不僅貴，而且沒有關係也買不倒。我幫媽媽做飯時，因為這些不花錢的燃料不好使，小灶裡的火常常熄滅。現在我都能清晰的回憶起不能盡快點燃灶火時的緊張：眼睛被煙熏得睜不開，害怕煮不熟飯。

農村的情況更糟糕。祖母家是赤貧，我爸經常要剋扣下自己的口糧給祖母以及伯伯家。我的一個大學同學，家在江蘇農村，1982年我們大學二年級時，放寒假從北京回到家裡過新年，在一家人團聚的喜慶日子也吃不到肉。當我們都從家鄉返校時，我帶來的媽媽自製的四川香腸，成為他的豐盛年飯。

中國人都知道官方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標準化的形容是「金光大道」。但鄧小平執政時，這條道已經走到盡頭了：中國人用「背水一戰」形容窮途末路，可是顯然此時甚至連「背水一戰」的時機都沒有了，形勢是必須棄岸渡河。政權因經濟擱淺而到了生死存亡的邊沿。

不僅中國，此時國際上的共產主義國家普遍陷入經濟困境，民不聊生。而同時在中國被妖魔化而臭名昭著的「資本主義」國家看起來已似乎實現了馬克思所描繪的「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的遠景，實行社會保障制度，令人聯想到一定程度上的按需分配。歷史進展到這個時刻，世界呈現出非常鮮明的兩極：貧困潦倒但氣勢洶洶的共產主義與熙熙攘攘而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

中國的共產主義極權統治，還沒遇到過挑戰。所以鄧小平的使命是為這個政權找一個出路，而不是像一些天真的人們想像的那樣，帶領中國走向一條活路，一條民富國強的路。1979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提出要「四個現代化」，開始了經濟改革。怎麼實現「工業、農業、國防與科技」的四個現代化，鄧小平一直沒有具體的指示，似乎也沒有賦予任何學者或團體以研究的任務。

綜觀從1979年至今二十七年的經濟改革開放歷史過程，鄧小平給予中國人的方針就是兩條：摸著石頭過河，此其一；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此其二。有學者名之曰「摸論」與「貓論」。實際上，這兩條就是鄧小平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設計大綱。

既然是摸著石頭過河，那就沒有也不需要章法。最初的改革開放有兩個方面的現象：上層的與底層的。上層的動作是放開部分部分商品的價格，實行計畫價格與市場價格並行的雙軌制。放開的這一部分，很快就形成了市場，並造就了第一批富人。這方面的情形將在第二節介紹。

另一方面，農民開始承包土地。在過去的「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民參加集體勞動掙工分，分配到勞動機會才有工分，按照工分記報酬。這種農村的計畫體制把農民的手腳完全捆住了，而集體經濟又很失敗，以至於大家都挨餓。把土地承包給每戶農民以後，多勞就可以多得一些。所以農產品的供應比較快的得到改善。一些善於種植與經營、勞動力強的農民家庭開始有一些收入，零星的出現了年收入「萬元戶」。現在看，一萬元人民幣不算什麼，但是對於尚未從赤貧狀態下走出來的中國社會來說，那是個大數。

在城市的底層，也出現一批萬元戶：一些無業的城市居民，開始做一些小買賣，水果、副食品、日用品等造就了一批城市萬元戶。之後越來越多的工廠開始養不起拿「鐵飯碗」的工人。最早失業的工人，有的能夠拉下面子做小生意，也開始掙得比拿工資的人們多。

這兩個部分的萬元戶們都沒有得到多久的好光景。在農村，運輸不暢、產品滯銷、農產品價格長期低廉、農業生產物資價格上漲，導致農民常常虧損。為了維生，農民開始拋家別子，大批到城市打工。農村淪為長期被遺忘的地帶。城市 「個體戶」的好日子，不過持續了約十年。到九十年代，沒有社會關係、也沒有知識與技能的人，做什麼小生意都掙不到利潤了。因為失業人群急劇擴大，小生意競爭非常激烈，導致利潤極其微薄。隨著教育開支、醫療衛生開支的飛漲，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很快成為新時代的窮人。這是後話。

中國就此進入摸著石頭過河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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