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專欄】多頭惡龍內鬥凶 劉氏遭報在開封（上）

2006-11-23 00:20 作者:文正

邪靈附體 禍害中華（19）

 

圖解: 中古時期啟示錄中的預言圖畫

 前文說到共產邪靈在另外空間的物質實像就是一條紅色大惡龍，這條紅色大惡龍也有一個演化過程。

當上帝創造了人類中白人的始祖亞當和夏娃時，同時就有以毀滅人類為使命的魔在世上出現；最初出現在伊甸園的魔是以古蛇的模樣顯現的，古蛇唆使夏娃和亞當偷吃智慧禁果，使他們被逐出了伊甸園。從此，男人受勞作之辛苦，女人受生育之痛苦。這條古蛇後來又演化成魔鬼撒旦的面目。這個西方的魔鬼在另外空間的物質表象就是《聖經啟示錄》中的第十二章所說的：「天上又現出異象來。有一條大紅龍，七頭十角，七頭上戴著七個冠冕。」當這個西方的魔鬼以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的邪說毒害全人類，並最終以中共為共產邪靈附體的組織形式禍害人間時，它在另外空間的物質表象則是由一條七頭十角的紅色惡龍的形狀演化成是一條只有一個龍頭的紅色惡龍形狀。這條只有一個龍頭的紅色惡龍，因其是由七頭十角，七頭上戴著七個冠冕的大紅龍(以下簡稱七頭大紅龍)演化來的，就必然帶有七頭大紅龍所具有的許多邪惡因素，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它本質上是一個反天、反地、反人類、反宇宙的邪惡生物，一個以騙人、整人、控人、害人、殺人，吃人為生存能量來源的共產邪靈;這個宇宙中邪惡怪物，其自身的生存機制，生命特徵也是非常邪惡怪異的，其中非常邪惡怪異的生命特徵是:這一體身上的七個頭，是時常需要一個頭作為七個頭的總頭子的，其餘的六個頭得聽它的指揮。而這七個頭都有當這總頭子的慾望，當有一個頭被確定為這總頭子時，其餘的六個頭中，又注定有一個頭是要有不聽這總頭子指揮表現的。在中古時期啟示錄中的預言圖畫集中，有一幅天神大戰惡龍的畫就形象的表現出了這一點。在這幅畫中，這惡龍有一個頭的朝向是與其餘的六個頭相反的。這個非常邪惡怪異的生命特徵在人世間就表現在，共產黨內部，總是存在勾心鬥角，爭權奪利，互相殘殺的狀態。

當早期共產邪靈附體以第一國際為其附體組織形式，並主要是以共產主義的邪理毒害人類時，是以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為其代表學說的。這時就出現了蒲魯東派以改良主義，巴枯寧派以無政府主義，拉薩爾派以分裂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相爭的局面。這種相爭中，血腥氣還不算濃。

當列寧，斯大林在前蘇聯非法建政後，三十年代斯大林對蘇共中央的清洗，突顯了共產邪靈附體內部互相殘殺的生命特徵。從統計的數字可以看出斯大林對蘇共中央的清洗到了什麼樣的程度。1939年初，在斯大林及其死黨構陷的形形色色的罪名之下，蘇共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中央委員中的正式中央委員一百三十九人當中一百一十人，也就是佔總人數近百分之八十的人被捕。列寧最後一次出席的十一大上選舉的中央委員會的二十六名中央委員中有十七名被斯大林處決，或流放。從1919 年至1935年的三十一名政治局委員中，有二十人慘死。在中央委員地區和省一級的黨委書記以及基層黨組織的書記中，這類情況更是嚴重。被捕的大多數黨員未經公開審判，甚至未經任何審判，就被處死或流放……。濃烈的血腥氣至今還未清除淨。

共產邪靈附體內部互相殘殺的這個生命特徵，在中共黨史上也表現得很明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在所謂的蘇區的打AB團運動，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運動，而在文革浩劫中，則更是突顯這個生命特徵的反人性的瘋狂。

許多人在談到文革浩劫的起因時，基本上是在共產邪靈附體劃出的圈子裡轉圈兒，按照中共當局政治意志的節律起舞。特別是那些滿腦子裡灌滿了共產邪靈附體邪理的中共文人，有意無意的抹殺文革浩劫的起因是共產邪靈附體要徹底毀滅中華民族傳統的思想道德體系和傳統文化，以達到其對中國民眾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絕對領導權而造成的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場浩劫。把中華民族的大劫難，偽化為一幫中共老幹部的受難史。特別強調所謂的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路線鬥爭，似乎沒有所謂的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路線鬥爭就不會有這場文革浩劫。這種說法，其實是一個騙局，與文革浩劫的真實歷史根本不符。

歷史的真實是：生於1898年的劉少奇，1920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到前蘇聯的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是最早成為共產邪靈附體組織成員的中國人之一。1922年回國從事工人運動，從這裡開始，終其一生，在人世間，他就似乎從來沒有幹過一個正當職業，一直干的都是為共產邪靈附體組織賣命的壞事。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期間，劉少奇是毛澤東的擁戴者，在對張國燾的批判中，劉少奇為毛澤東的打壓異己不遺餘力。毛澤東在這一段時間，則誇獎劉少奇「黨性強，立場分明。」

劉少奇也是一個被共產邪靈附體的代表性人物，一九三九年，他在那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否定了中國傳統的個人修養本質的東西，他說:「古代許多人的所謂修養，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脫離社會實踐的東西。」他認為:「我們要虛心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創始人的高貴的無產階級的品質，並且運用到自己的實踐中去，運用到自己的生活、言論、行動和工作中去，不斷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識中的一切與此相反的東西，增強自己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的意識和品質。」也就是要用共產邪靈附體的那一套邪理來取代人們思想意識中傳統的道德倫理，1942年12月30日，劉少奇從華中到延安，毛澤東、朱德、任弼時等中央的很多高級幹部傾巢出動列隊歡迎劉少奇歸來，次日，專門開了一個歡迎劉少奇大會，毛澤東稱劉少奇是「我黨不可多得的人才」。在所謂的延安整風(實際上是整人)時期，劉少奇是一開始就很贊同毛澤東的「特務論」的。毛，劉在延安整人時期，配合默契。隨後在 4月23日召開的中共七大上面，劉做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把毛澤東思想寫進了黨章。在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他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1947年3 月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書記，同朱德等轉移到華北，負責中共中央委託的工作。……在中共非法建政前，劉少奇在共產邪靈附體的操控下，在共產邪靈附體組織用暴力非法奪取政權過程中，對中國人民是有犯罪行為的。

中共非法建政後，1950年劉少奇主持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等文件，對造成數百萬的中國人被殘害，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原中共幹部驥雲在題為：「中共把人性變成殺‘人’成‘性’--我所見證的中共殺人的歷史」中有這樣的記述:

「當然在土改中還是要殺人，短短几個月來，在這七個鄉里，又殺了好幾十人。那時殺人並沒有法律依據，土改法中規定了凡是抗拒改造的，抗交果實的，都可以定死罪，批准權就控在土改隊長手裡（隊長是地委人員，是上面授了權的）想殺誰就殺誰，什麼時候殺就什麼時候殺。其中有一個只有兩百多戶的村子，土改中就殺掉了七個地主，其中有一個寡婦，只因有十幾畝土地，因無勞力耕種，全部租佃給別人種。民間流傳著‘窮單身，富寡婦’的說話，就認為她一定很富，就把她劃成了地主，劃成了地主那就要清算了，要退交果實的。這個寡婦被在鄉里關押了一些時間，什麼交不出，土改隊為了殺一儆百，就以抗交果實罪，就把她殺了。另一個鄉有個地主，家境比較富有，田地較多，名氣很大，是當地有名的大地主。土改之前，就以經過了一番減租減息、退莊退押，一些浮財已被清算刮走了。在土改中又再一次被清算，而且應交果實數目也很大，總無法交清。民間有一句俗語：‘挖了金菩薩要娘。’因此，這個大地主，就一直被關押、捆綁吊打、逼交財寶。在逼得無奈時，他就說：光洋埋在那個地角裡，金子藏在那個牆縫裡，但當派人去挖取時，卻是落空而回，這就更加讓那些人激怒，把他捆綁吊打，用刑更甚。但始終逼不出來，於是就把他槍斃了。人殺了，還不能罷休，又把他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兒子，剛上大學，關押了起來，繼續逼交。當父親的交不出來，沒有理過家的兒子，又那能知道底細。地主兒子被關了一、二十天，也沒有交出分文。隊長為了要煞一煞各鄉抗交果實這股風，要狠狠進行打擊，對地主起到震攝作用，又把這個毫不知情的兒子，拉出去槍殺了。就只這一家地主，先後不到一個月，就殺掉了父子二人。真是殺人如麻呀！」

請讀者再重看一遍這段實錄:

「那時殺人並沒有法律依據，土改法中規定了凡是抗拒改造的，抗交果實的，都可以定死罪，批准權就控在土改隊長手裡（隊長是地委人員，是上面授了權的）想殺誰就殺誰，什麼時候殺就什麼時候殺。」就不難明白，劉少奇主持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等文件是指使人去殺人的魔器，劉少奇罪無可逃。

類似的，舉凡中共非法建政後，因劉少奇參與制定的中共的各種整人，殺人的政策法規所造成的傷害人，殺害人的罪行，劉少奇也是罪責難逃。

毛澤東和劉少奇是有區別的，這種區別總的來說不過是共產邪靈附體組織內部在具體政策上的分歧，在邪惡的本質上沒有根本區別，在貫徹共產邪靈附體的邪惡指令時，劉少奇總是全力以赴的，他本人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積極表現就是一個事例。

在劉少奇的親自主持下的所謂的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四清」運動中，(後改稱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城鄉共整了五百三十二萬七千三百五十人，有七萬七千五百六十人非正常死亡。因此，有人把「四清」運動稱之為文革浩劫的一場預演。

即使這場使劉少奇丟掉性命的文革浩劫，劉少奇也負有難以推卸的罪責。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