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一些關於楊振寧的是是非非及他與李政道先生之間恩恩怨怨的報導，覺得此君人品實在不怎麼樣，可謂「科學上的巨人，道德上的侏儒」，近來楊振寧的一些言論，更堅定了我對此君的這一評價。
有論者指出，楊振寧在東南大學演講時的一些話，枉顧中國人民的利益，一味討好高校領導和教育官員！連中央政府都不斷提出體制要改革，他卻不顧我國多少孩子的上學成問題，不顧多少孩子上學後也沒有能發揮他們本有的聰明才智，而在為陳舊落後和不公平的教育體制搖旗吶喊。
網上一片痛斥聲，如斥之為「中國教師道德淪喪時代到來的標誌」，為「當代喪失良知的知識份子的代表」等。一位網民說："我勸楊博士還是好好的摟著年輕的妻子安度晚年好了，不要到處散佈謬論。我國教育的好壞，有幾人不知。我們科技不發達的真正原因是體制的制約，課題要關係，經費要關係，論文發表要關係……，在這個一切都充滿官本位思想的國度裡，扼殺了多少人才你知道嗎？"
春秋責備於賢者，本來，社會賢達一舉一動萬民矚目，更應該事不苟作，言不苟發，在道德上嚴格要求自己。像楊振寧先生這樣信口開河，難免誤導和遺害社會。他的一些言論，不僅以全球文明的標準衡量是不夠格的，從傳統道德的角度看也是不入流的。科學領域巨大的成績，掩蓋不了此君的人格上的渺小丑陋。這是人沒做好，做失敗了。魏京生在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二十週年慶祝會上發言的題旨為《民主運動是先做人，後做事》，我非常贊同。民主運動理當如此，個人修養何嘗不當如此？
有人說，人生短促，腳步匆匆，事都做不過來，哪能把重心放在做人上？等你做完人就玩完了，還上哪做事?這是把做人與做事割裂開來了。殊不知做人與做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做事就是做人，仁義道德體現於事功言行之中，優良品質表現在日常行為當中。人不是懸空去「做」的，一些理學家尤其是心學家就犯了這種錯誤，空談義理，徒知靜養枯坐以「修道」，王陽明後來發現了這個問題，故也強調「從事上去磨練」。
做人與做事的關係，類似於尊德性而道問學的關係。「尊德性而道問學」，語出《中庸》。在宋明理學中，對尊德性與道問學二者的側重點不同，乃程朱道學和陸王心學在學術分歧上的標誌。尊德性注重人的道德內省，道問學則側重對具體事物的認識和對具體學問的追求，是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概括。
做事很重要，做人更重要，一個人應在「尊德性」的引領下從事「道問學」的活動，在「道問學」的土壤中培養「尊德性」的精神。如沒有德性作為基礎，學問能力名望權力影響越大，很可能其危害性也越大。所以科學上文學上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各個領域的「賢者」巨人，同時更應是道德上的巨人賢者，同時，道德不僅應落實到文學科技學術政治經濟一系列實踐活動中去，還應體現到言論行為日常活動中去。尤其是在中共特權專制之下，要想不「入鄉隨俗」，需要更高度自律，更高尚的道德。像楊振寧那樣胡說八道，用理學家的觀點看，就是因為他的良知為物慾所蔽、為外境所奪了。
有人以為「春秋責備賢者」是找好人的岔，那是誤會；柏楊以為「責備賢者」與「嫉妒」在本質一樣，都是在雞蛋裡找骨頭，更是謬以千里。「賢者」或佔據重要的位置，或享有崇高的聲譽，一舉一動備受矚目，一言一行干係重大，當然應為社會的健康運行、國家的健康發展負起最大的責任來。(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有論者指出，楊振寧在東南大學演講時的一些話，枉顧中國人民的利益，一味討好高校領導和教育官員！連中央政府都不斷提出體制要改革，他卻不顧我國多少孩子的上學成問題，不顧多少孩子上學後也沒有能發揮他們本有的聰明才智，而在為陳舊落後和不公平的教育體制搖旗吶喊。
網上一片痛斥聲，如斥之為「中國教師道德淪喪時代到來的標誌」，為「當代喪失良知的知識份子的代表」等。一位網民說："我勸楊博士還是好好的摟著年輕的妻子安度晚年好了，不要到處散佈謬論。我國教育的好壞，有幾人不知。我們科技不發達的真正原因是體制的制約，課題要關係，經費要關係，論文發表要關係……，在這個一切都充滿官本位思想的國度裡，扼殺了多少人才你知道嗎？"
春秋責備於賢者，本來，社會賢達一舉一動萬民矚目，更應該事不苟作，言不苟發，在道德上嚴格要求自己。像楊振寧先生這樣信口開河，難免誤導和遺害社會。他的一些言論，不僅以全球文明的標準衡量是不夠格的，從傳統道德的角度看也是不入流的。科學領域巨大的成績，掩蓋不了此君的人格上的渺小丑陋。這是人沒做好，做失敗了。魏京生在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二十週年慶祝會上發言的題旨為《民主運動是先做人，後做事》，我非常贊同。民主運動理當如此，個人修養何嘗不當如此？
有人說，人生短促，腳步匆匆，事都做不過來，哪能把重心放在做人上？等你做完人就玩完了，還上哪做事?這是把做人與做事割裂開來了。殊不知做人與做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做事就是做人，仁義道德體現於事功言行之中，優良品質表現在日常行為當中。人不是懸空去「做」的，一些理學家尤其是心學家就犯了這種錯誤，空談義理，徒知靜養枯坐以「修道」，王陽明後來發現了這個問題，故也強調「從事上去磨練」。
做人與做事的關係，類似於尊德性而道問學的關係。「尊德性而道問學」，語出《中庸》。在宋明理學中，對尊德性與道問學二者的側重點不同，乃程朱道學和陸王心學在學術分歧上的標誌。尊德性注重人的道德內省，道問學則側重對具體事物的認識和對具體學問的追求，是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概括。
做事很重要，做人更重要，一個人應在「尊德性」的引領下從事「道問學」的活動，在「道問學」的土壤中培養「尊德性」的精神。如沒有德性作為基礎，學問能力名望權力影響越大，很可能其危害性也越大。所以科學上文學上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各個領域的「賢者」巨人，同時更應是道德上的巨人賢者，同時，道德不僅應落實到文學科技學術政治經濟一系列實踐活動中去，還應體現到言論行為日常活動中去。尤其是在中共特權專制之下，要想不「入鄉隨俗」，需要更高度自律，更高尚的道德。像楊振寧那樣胡說八道，用理學家的觀點看，就是因為他的良知為物慾所蔽、為外境所奪了。
有人以為「春秋責備賢者」是找好人的岔，那是誤會；柏楊以為「責備賢者」與「嫉妒」在本質一樣，都是在雞蛋裡找骨頭，更是謬以千里。「賢者」或佔據重要的位置，或享有崇高的聲譽，一舉一動備受矚目，一言一行干係重大，當然應為社會的健康運行、國家的健康發展負起最大的責任來。(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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